作者在欧洲文化的整体视野中，对1770至1900年代俄罗斯重要的思想家与思想流派做出了全面而精湛的解读，并在哲学性的阐释框架中融合了文学与政治学等多维度的分析。历经半个世纪的时间洗礼，瓦利茨基的这部著作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俄国思想史论述的杰作之列。——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与思想史教授）
瓦利茨基以正确的方式处理了俄国思想史，即将其完全置于欧洲思想史的背景之下。瓦利茨基不仅熟稔波兰思想史（这本身在理解俄国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还拥有对欧洲思想深厚的整体把握。本书的其他优点还包括作者优秀的评析和解释的能力，其清晰和富有说服力的观点，使得该书远远超越了普通参考书的水准。——尼古拉斯·V. 里亚桑诺夫斯基，《斯拉夫评论》
英文版序
此书系在波兰写成，是本人约20年间俄国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某种程度而言，此书不仅是我个人努力之产物，也是波兰的哲学史家、社会思想史家以及波兰的俄国文学史家积极的思想交流之结果。我对俄国思想的兴趣源于我许多同胞所共有的一个意识，即对俄国文化感同身受的理解对于波兰人而言至关重要。我十分感激此书背后的这一波兰传统。尽管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即波兰人似乎对俄国的一切均抱有敌意，但是，甚至在被分裂的波兰也仍有一些学者和作家对俄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心怀感激，甚至赞赏有加，他们认为其任务即在俄国和波兰之间构建起思想的桥梁，或更具雄心，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构建起思想的桥梁。仅需举出这些事例：最早的俄国革命运动史著之一就出自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路德维希·库利奇茨基之手（此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同类著作中首屈一指）；20 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波兰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斯坦尼斯拉夫·布尔热佐夫斯基写出了第一部歌颂“民意党”英雄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历史小说；最后，波兰天主教哲学家玛里安·兹德齐霍夫斯基是欧洲最早充分意识到俄国宗教哲学之重要性的人士之一（与捷克哲学家和政治家托马斯·马萨里克同时）。当我在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我的俄国思想史研究时，此处提及的前两位作者曾对我的想象和思维产生了重大影响。
说了这些，我仍很乐意补充一句，即此书也是我经常访问英国和美国的产物。我与英国和美国学者的联系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这很难定义，但如果没有这些联系，此书一定不会是如今这样。在英译本序言中，我觉得这一事实应得到充分认可。
在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不久，我获得福特奖学金，在英国和美国进修一年。我的第一站是牛津，在那里我遇见以赛亚·伯林爵士，他对我的想法表现出真正兴趣，并积极鼓励我承担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撰写一本关于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峙的详尽专著。之后不久我来到美国，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些虽然年轻，却已崭露头角的研究俄国思想史的美国专家（如理查德·派普斯、乔治·比灵顿、马丁·玛利亚、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乔治·克莱恩等人）中间，他们花费很多时间与我交谈，与我一样意识到了我们共同的研究领域之重要性。俄国思想史在当时的美国（1960）成为一个时髦研究课题，原因显而易见：如同在波兰，这种日益增长的兴趣首先是美国知识分子不断强化的一种意识之表达，即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更深入认识和理解对于美国而言至关重要，而这样一种理解的关键之一，则只能通过对俄罗斯民族的思想传记之研究去发现。和我的美国同事一样，我有幸与自俄国来到美国的老一辈学者中的一些杰出代表讨论我的想法，如罗曼·雅各布森、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皮杰里姆·索罗金、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神父以及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我有机会做了我的第一次英文演讲。与此同时，我完成了对俄国斯拉夫派进行阐释的第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后来在我的《斯拉夫派之争》一书中得到扩展。
稍后几年，我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获得极有成效的访问奖学金（1966—1967年暨1973年秋季），这使我得以扩展与英国学者的联系。1976 年冬春季，我在斯坦福大学任客座教授。我作为克拉特历史学客座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的逗留，使我又得以结识许多美国朋友（在此我首先想提及的是特伦斯·埃蒙斯教授），我还赢得一个宝贵机会，获得了面对美国学生的教学体验。作为这一体验之结果，我得出结论，即此书可在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被用作一本俄国思想史的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