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路易十五时期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临死时说："我太爱战争，我耗费太多的金钱。不要步我的后尘。"据记载，为了避免人民的阻碍，他的尸体是在夜间秘密埋葬的。他把一个破产的国家遗留给他的年幼的继承者--曾孙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即位时刚刚5岁，因此，路易十四在临终时遗嘱规定设立"摄政会议"，由奥尔良公爵菲力浦主持，其他会议成员也都是王族，因此，历史上一般称这一时期(1715-1723年）为菲力浦摄政时期。
菲力浦不满于摄政会议的人员构成，他想要自己任命摄政会议的成员，以便独揽大权。没有君主权威的奥尔良不得不与贵族结成了联盟。于是，新的摄政会议组成了，其成员是当年路易十四处处提防的贵族们。
这些贵族时刻梦想着失去的权力，当他们一跨入摄政会议的门槛时，便迫不及待地辞退了路易十四设立的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大臣和国务秘书们，建立起一种被称为"多部会议制"的政治体制——"凡尔赛旧日的'侍仆'又围坐在权力桌旁掌管国事"了。他们要求在一切行政机构及军队中任职，以恢复他们的社会权势，他们还要求将实际特权归还给贵族。另外，他们还和路易十四时期的另一批反对势力——法官们结成了联盟。
菲力浦制定的"多部会议制"包括内政、外交、陆军、海军、财政和贸易等6个会议，从属于摄政。另外，他还宣布停止迫害胡格诺教徒，并部分地恢复了巴黎法院的权力。法院扩大了自己的地位，通过拒绝实施他们认为违反不成文宪法和法国基本法的事项，要求取得立法和征税的同意权。从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法院断断续续地设法行使了这种权力。
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和科尔顿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对法国来说，18世纪是专制主义遭到有组织的特权集团的牵制和抵消的时期。这是贵族复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贵族们夺回被路易十四力图剥夺的许多权力。"
菲力浦为了解决路易十四遗留下来的财政困难，起用银行家兼大投机商、苏格兰人约翰.劳进行财政改革。1716年，约翰.劳在菲力浦的支持下创办了一所私人银行，发行纸币。随后，政府宣布：在缴纳国家赋税时，银行纸币和金币具有同等效用。1718年，政府宣布约翰.劳的银行为国家银行，纸币的信用大为提高。政府遂开始以银行纸币清偿公债。约翰.劳又发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许诺股东的红利竟高达40％！
由于这个公司握有对美洲贸易、对路易斯安那殖民地以及种植和销售烟草专利权的实力，因此，普遍为人们所看好。轻易致富的诱惑在巴黎引起空前的投机热潮。宫廷显贵、贵族、资产阶级和稍有积蓄的人，都从事股票投机，股票由500锂的发行价格很快飞涨到18000锂，大量金银流入银行。约翰.劳因此于1720年被擢升为财政大臣。
约翰.劳的措施虽然刺激了现金流转和信贷的发展，但因没有足够的工业和商业的基础，不能持久。1720年底，纸币流通额达30亿锂，而银行实际储备金的价值只有7亿锂。这个秘密被透露出来以后，立即引起挤兑金银的风潮。银行倒闭，约翰.劳逃往布鲁塞尔，国家也拒绝接受严重贬值的纸币。除少数几个宫廷显贵和大投机商在成了暴发户以后，很快将盈利投到可靠的方面之外，大多数股票持有者都被欺骗敲诈一空，许多富有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破产，而政府却已用纸币偿清了大部分债务。
约翰.劳的"改革"没有能够改变法国政府的财政亏空，而摄政王奥尔良也因此名誉扫地，于1723年辞职。此后，旧的财政制度重新恢复，包税人又垄断了国家的各种税收。这一切激起了资产阶级的极大不满。
有人在评价约翰.劳的改革方案时说："在欧洲进行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时期，它仿佛带来一种创伤，一次深刻的冲击，严重危害了法国日后的经济发展。国家未能设计一个统一的财政和贸易政策，而只采取了劳的绝妙而危险的应急办法，这样就使法国的实业发展落后于西欧好几十年。"
路易十五于1723年成年后，仍然热衷于寻欢作乐，对重大国事问题漠不关心，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他有句"名言"："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句话，足以表明他对法国情况所持的态度了。由于他不愿亲政，故此委政于他从前的教师、已升为红衣主教的福列里(一译作弗罗列、弗勒里），就职时72岁的福列里实际上起了首相的作用。
福列里清楚地意识到，法国所有实际困难的症结都源于纳税制度。因为在当时，就是人头税这一最为重要的税收，一般也只有农民才缴纳，而贵族、官吏和资产阶级在原则上是免于缴纳的。此外，拥有国家土地5-10％的教会坚持政府无权向教会财产征税。教会只同意向国王定期馈赠"随意礼物"，这种礼物虽然可观，却少于政府从直接税中可望得到的收入。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尽管法国本身富裕繁荣，政府却长期被财政匮乏所困扰。
1726年，福列里下决心向特权阶层征收人头税和什一税。财政总监奥里执行了福列里的这一政策，却因遭到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而归于失败。
为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保持和平与安定的局面，最好的方法是避免征税，而避免征税的最好途径就是避免战争。福列里力图保持和平，希望象柯尔贝尔时期那样，通过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海外贸易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但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在1733年法国还是卷入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1748年，在沉重的战争开支的压力下，财政总监马肖.达努维尔再次试图进行财政改革，创立了二十分之一税。规定：凡是有财产收入的人，不论阶级地位如何，不论是否享有地方特权，都要按收入纳税。
巴黎高等法院、各省法院、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和教会大为哗然。这些机构全都为贵族所控制，而且早在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就已开始的贵族复兴活动此时更为强大，他们甚至引用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话来证明其反对王权是正当的；巴黎法院则裁定新税不符合宪法；而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和其他有三级会议的省份以及教会也都表示激烈的反对。经过几年的较量，终于以路易十五的妥协而告终：他放弃了对马肖.达努维尔的支持，保留了免收教会全部捐税的特权——整个财政计划彻底破产。
马肖.达努维尔的财政改革失败后不久，路易十五在布列塔尼发生的一个事件中，再次表现出对贵族反抗的无可奈何。1764年，布列塔尼的三级会议抗议捐税过重，省长埃吉永站在政府一边，严厉指责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并取消了与其持同样观点的雷恩高等法院的特权。但路易十五最后还是在特权阶层的压力下让步了，他将埃吉永召回凡尔赛，恢复了雷恩高等法院的特权。
但是，刚刚结束的七年战争使法国损失惨重。巨大的物资消耗和军费开支加剧了国内的财政危机，也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各种矛盾。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必须切实加强中央集权，并采取有效措施征收赋税，而这样就势必会重新面临贵族和高等法院的反抗。
路易十五首先拿巴黎高等法院开刀：1766年3月3日，他在高等法院宣称："我本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个立法权都属于我自己，我不依赖别人也不与他人分享。我是整个国家秩序的中心。民族的权利与利益和我本人的权利与利益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只能掌握在我的手中"。接着，又在1768年任命莫普为财政总监。莫普于1770年以国王的名义颁布了《规章与纪律敕令》，根据这一敕令，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必须绝对效忠于国王，巴黎高等法院的4个庭再也不能召开联席会议了，它们无权过问政治，无权与外省高等法院联系。为保证这一敕令的顺利执行，路易十五亲临法院，强迫法官们登记敕令。法官们以拒绝工作来回答国王的敕令。于是，莫普对不服从敕令的法官予以解职，同时解散巴黎高等法院，另成立高等法庭。法庭成员由国王任命并发给薪俸，终身任职，他们只履行司法职责，无权裁定政府颁行的法令是否合乎宪法。
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他的20岁的孙子继承王位，是为路易十六。贵族们向刚刚继位的路易十六施加压力，要求马上恢复巴黎和其他地方的高等法院。路易十六很怕在统治伊始就被人们叫做"专制君主"，于是恢复了旧法院，废除了莫普建立起来的高等法庭。莫普的政治和法律改革，是法国专制制度改革过程中走得最远的一步。由于路易十六恢复了旧法院，使得莫普的所有改革措施都归于夭折。
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法国的专制制度的基础已经开始动摇，这一方面表现在封建贵族开始有力地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乡人民不断进行的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路易十五在位的60年几乎与人民运动相始终。农民骚动、工人罢工及城市平民的暴动愈来愈频繁了。1725年，法国各城市和巴黎圣安东区发生了人民暴动；1744年，里昂丝织工人举行罢工；1747-1748年，西南各省发生了灾荒，农民大批逃亡，爆发了农民起义；1749-1750年，巴黎发生了骚乱，后来发展为人民与军队之间的流血巷战；1752-1768年，诺曼底爆发了6次农民起义；50-60年代，内维尔工人经常举行罢工。
与法国封建制度面临全面危机恰成对照，法国资本主义在18世纪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新的生产力和在法国城乡到处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要求突破封建上层建筑的束缚，历史的进程把法国资产阶级推向反封建斗争的社会舞台。法国资产阶级日益革命化，给已经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注入了全新的因素，资产阶级开始担当起第三等级人民反封建斗争领导者的历史角色，使斗争发生了质的变化。
于是，欧洲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反封建政治斗争——法国大革命徐徐拉开了大幕，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剧。这场历史剧的序幕则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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