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专发回忆录的杂志《纵横》1988年第二期刊发了原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少将副总队长张佐斌口述的《“御林军”反蒋记》,看了这篇文章,我们在欣喜之余还会有一些遗憾:两万“御林军”起义,老蒋要是不早早逃出重庆,会不会被生擒活捉?当年就把老蒋逮住,现在是不是就会少很多麻烦?

作为老蒋的“御林军”,“内二警”为什么要起义,“内二警”起义的积极影响,在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地下党员陈显志、蔡鹤年、鲜继坚都写了相关回忆录,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根据这些史料,来聊一聊当年老蒋“御林军”如何在地下党策动下准备调转枪口,老蒋为什么能逃过起义部队的抓捕。



所谓的“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原本是刘湘的队伍,老蒋借“整军”之名,将其新二十五师改成警察部队,原来的南京警察总队为第一总队,新二十五师为第二总队,原副师长彭斌为总队长,张佐斌为第一支队长兼重庆警备司令部江北地区指挥官(后升任少将副总队长);徐蓬莱为第二支队长(上校),成为老蒋“御林军”后,“内二警”迅速扩编,最多是兵员达到两万多,既是重庆的工厂、仓库、飞机场的守军,也是老蒋在重庆的卫队。

张佐斌是黄埔九期的,而彭斌则是讲武堂出身,所以老蒋对张佐斌更为信任,把他和宪兵二十四团少将团长沙吉夫同时任命自己的“安全总指挥”——两个总指挥不分胜负,各司其职。

1949年8月28日,老蒋由广州飞到重庆,张佐斌调了三个大队两千多人老蒋住的“林园”周围警戒,又调了一个大队守卫老蒋停放在白市驿机场的三架专机,从那一天起,老蒋的半条性命,就等于攥在了张佐斌手中。



老蒋收买人心的手段就是大撒银圆,张佐斌回忆:“ ‘内二警’当时领到多少银圆,具体数目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后来我们退守成都时曾用几辆卡车装运,并派手枪大队护送,可见数目是不小的。”

老蒋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那是要用命来换的。“内二警”收了几车银圆,老蒋就准备让他们卖命了。

11月下旬,刘、邓大军打到重庆的綦江、南川,老蒋急命在成都的胡宗南调两个军来重庆“保驾”,然后在11月26日下令让“内二警”到长江南岸布防,这可把总队长彭斌和副总队长张佐斌吓了一跳:我们是轻装备的警察部队,那什么跟刘邓正规野战军打?

彭斌和张佐斌想明白了:
“内二警”是刘湘的杂牌军,老蒋在关键时刻对他们还是不信任,而且彭斌早年曾在刘伯承部当过连长,老长官来了,彭斌有利可能会反水,而且范绍增动员张佐斌起义,老蒋可能也从特务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

老蒋的一贯做法,就是把不信任的队伍调到前线当炮灰,尤其是像张佐斌这样有风闻而查无实据的将领,更是不敢留在身边。



张佐斌当时确实已经在与范绍增接洽起义事宜:“时,我的朋友之中有一个叫陈仲森的,是我的一个知己。他是我们在重庆合办的至诚银行的总经理,我时为监察长,范绍增是董事长,我们三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范绍增与蒋的政敌李济深关系很好,李在上海会见了范,并要范回四川组织一支部队来抗蒋。但范自己两手空空,几经考虑,他遂托陈仲森与我商量,要我的‘内二警’助他一臂之力。”

陈中森在《范绍增其人》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记得蒋介石退到重庆时,有一次张告诉我,所有飞机场和码头的警卫工作,都归他所属的部队负责。我打动他说:
‘将来趁蒋惊慌逃跑时,何不想法将他逮住,那可是大功一件呀!’他很兴奋地答道:
‘干!到时如有机会,决定这样干!’”

张仲斌知道自己这个副总队长想带领整个“内二警”起义有困难,而总队长彭斌又一向与他不合,所以虽然这两个人对老蒋都很不满,也都有起义的念头吗,但谁也不敢先表明态度,知道刘邓大军压境,这两人才不得不开诚布公:“我和彭斌不约而同地萌发了一个念头:把蒋介石捉起来交给人民,以赎我们过去助蒋打了十多年内战的罪过。关于这件事,陈仲森也曾多次对我说:
‘佐斌,蒋的林园和他的飞机都由你负责保卫,你也应当效法你的家门(指张学良将军)
,把蒋捉起来。那才是大功一件!’”



彭斌和张佐斌下定决心,由张佐斌作为起义捉蒋总指挥:第一支队摆牛角坨,第二支队摆曾家岩,第三支队摆上清寺,第四支队摆中山路,另外两个支队由彭斌带领突袭“林园”。

四个支队控制重庆城防,两个支队捉蒋,这部署看起来万无一失,但关键时刻却出现了意外:
起义部队刚出发,就遭到了三六四师罗君彤部的机枪射击,彭斌误以为消息泄漏,就一溜烟跑掉了,张佐斌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了。

事后张佐斌才知道,罗君彤打彭斌,完全是他们个人恩怨,而且是受了杨森的指使,那只是军阀之间谁也不想对方好过而已,跟老蒋没有关系。

彭斌的“失踪”,延误了捉蒋的最佳时机,地下党员鲜继坚在《对我父亲鲜英策反杨森的回忆》中说,当时杨森也要起义,他叫人打彭斌,实际是迫使彭斌跟着自己一起干——他以为彭斌要逃跑,所以才闹了这个误会。



鲜继坚回忆:“父亲找曾任过重庆城防司令的李翰丞,请李赶快找到内二警总队长彭斌(曾是李翰丞的部下)
,敦促他率部起义,莫错过良机,李翰丞当着我们的面,连续打了七八次电话,找了七八个地方,未找到彭斌,父亲临走时交代再三,催促李翰丞抓紧时间赶快找到彭斌率部起义,别当战俘。”

张佐斌好不容易在一个山洞里找到彭斌,正在商量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忽然看到五辆小汽车从林园方向迅速开往机场,彭斌和张佐斌并没有看清车里坐的是谁,也没有拦截,结果发现不一会儿,白市驿机场就起飞了三架飞机——那正是老蒋父子和俞济时等人来重庆时坐的专:“这时,我和彭斌才恍然醒悟:原来是蒋介石及其随从已乘飞机逃离重庆。蒋介石原先跟我们说他在11月30日中午12点钟飞成都,杨森12点以后离渝,没想到现在蒋竟提前了12个小时出逃。”

当时“内二警”捉蒋功亏一篑,完全是当时重庆乱成一团,老蒋之所以出逃,也不是真知道了“内二警”要起义,而是听说驻重庆附近的谢增新师已起义,解放军也有一个师直奔白市驿,这才被吓得闻风而逃:“蒋介石乘飞机上了天,我们在渝“兵变”
,扣留蒋介石的计划也就夭折了。”



当时的混乱,简直难以言说,老蒋逃出重庆后,居然没对“内二警”的起义行动有丝毫觉察,还把这支部队调往成都归王陵基指挥,张佐斌被委任为崇庆县防守司令、彭斌被委任为大邑县防守司令。

张佐斌再回到重庆,已经是1950年6月他再次起义成功之后了,他很遗憾自己错过了盖世功勋:
“长时间顾虑总队长兼第一支队长彭斌是监视我的,不敢轻动,不料彭斌也早有起义之心,却又顾虑着我,双方不明底细,所以互相防范。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御林军”的第一次起义在混乱中偃旗息鼓,老蒋逃之夭夭,读者诸君看了相关人士的回忆,又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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