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与傅斯年等一行六人，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期间，黄炎培提出了他著名的“历史周期律”：为何“中国历史总是走不出治乱兴衰的死循环？”并希望延安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律。
这场黄炎培与毛的历史性对话，发生在延安的一处窑洞里，因此被称作“窑洞对”，也被称作“黄炎培之问”。
其实，“中国历史周期律”并非黄炎培的独见。无论是民间耳熟能详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是黑格尔所说的“中国历史两千年都在停滞”，一直到金观涛先生详细解剖的中国社会“超稳定—超震荡”结构，都是对这一循环往复历史现象的概括。
简单说，这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有以下几个特点——
◎政治形态：效率第一的强人政治
历史学家秦晖认为，周秦之变的核心是一场由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的转变。从春秋到战国，战争愈演愈烈，在战争的推动下，富国强兵的逻辑压倒了一切，于是，效率至上的郡县制、科层制和中央集权制迅速占据了中国政治形态的核心。中国两千年历史，就是一个高强度运转的大共同体的结果。
◎社会形态：一元结构的“超稳定形态”
一元结构的文明，世俗政治和权力是核心，整个国家一切的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信仰、文化教育都围绕它展开，都为它服务。
而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中国又是一个高度世俗的国家，世俗的政治权力更是压倒了一切。这种一元的结构在周期内异常稳定，但却很容易陷入长期停滞，无法避免社会的内卷化发展。于是，往往在王朝中后期，积压的矛盾无法释放，只有通过颠覆王朝的形式才能重新建立秩序。
◎演进形态：周期性的崩溃与重建
自秦以来，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超过300年。承平之时，“帝制”效率极高，往往威服天下。但国家衰落之时，高度集中的权力一旦受到挑战，王朝就会瞬间崩溃，缺少缓冲与调节的机制。最终，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大批人口死亡，资源重新分配，人们继续在暂时的“丰衣足食”中等待下一场灾难。
两千年中国历史，王朝更迭不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历代先贤们始终抱着一个理想：如何才能逃脱治乱兴衰的死循环，让国家持续稳定地发展，人们过上永恒安居的日子？然而，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周有光先生曾说：“鱼在水中看不清整个地球。”所谓“当局者迷”，从古至今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制度环境——立足于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和等级森严的家长制，才是导致两千多年苦难历史的最重要原因。
历史学家葛兆光说，中国自身的思想体系、制度体系太过早熟与完整，内因的变化很困难，因此任何改变往往都需要外因的刺激。所以，只有当1840年鸦片战争敲开中国的国门，甚至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中国才真正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才看到一种可以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新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