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自20世纪70年代起，高鹏程、高勤喜、赵忠庆、赵守重、赵孝庆、赵建修、赵孝知等菏泽老一代从业者陆续“下广”催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留下了第一批“下广”日记，对相关催花经验做了总结；创下了一个花蕾卖80元的销售记录。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催花经验和精神财富。
珍藏50年的“下广”日记
“这些‘下广’日记最早记录于1975年……”又是一年“下广”催花季，75岁的牡丹专家赵建修翻出珍藏近50年的“宝贝”，一边翻阅一边回忆当年的“下广”催花经历。
12月2日，在牡丹区牡丹办事处赵楼牡丹研发中心，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见到了赵建修珍藏的“下广”日记。
自1975年到1997年，赵建修将这23年的“下广”经历与经验总结记录在3个小型笔记本上，堪称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菏泽到兰考汽车票8元、兰考住宿费10夜9.3元、兰考到广州火车票44.6元……”在最早的一本“下广”日记中，赵建修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其中还涉及长途电话费0.2元、包裹寄存费0.2元、三轮车运费30.6元等。
1975年12月，赵建修首次“下广”催花，期间的每一项活动及支出，都在“下广”日记中记录得清清楚楚。
“当年我们‘下广’，要从河南兰考转车。”赵建修回忆，“我们携带打包完毕的牡丹，从菏泽乘坐公共汽车到兰考，然后从兰考购买火车票到广州，中间还要在郑州购买加快车票。”
“1975年首次‘下广’催花，共携带牡丹1357株，其中大胡红1250株，杂色107株。”赵建修说，他在1975年的“下广”日记中做了详细记录，杂色牡丹涉及盛丹炉、藏枝红、红霞增辉、赵粉、首案红、青龙卧墨池、状元红等19个品种。
“与北方温室催花不同，‘下广’催花是露天培养，刚开始对当地的温度、降水、风力等情况都不熟悉，每天都要做记录。”赵建修回忆，“一天至少记录三次温度，分别在早晨7点、中午13点、晚上19点。”从催花牡丹装盆到后期管理，在为期两个月的催花季，他将每天的天气情况及牡丹长势都做了详细记录，有的地方还配有手绘插图。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种在催花过程中详细记录广东天气状况和牡丹长势的做法，赵孝庆、赵孝知等其他牡丹专家也曾采用过。
新中国“下广”催花第一人
“我首次‘下广’是1975年。在我之前，菏泽赵楼牡丹园已经组织人员于1973年‘下广’催花了。”赵建修回忆。
20世纪70年代初，为赚取外汇，广东省有关部门与香港签订了春节催花牡丹供货合同。“当时他们常到菏泽购买用于催花的牡丹，然后组织技术人员开展催花工作，但由于技术不过关，花开得不好。他们邀请赵楼牡丹园派出技术人员开展合作，共同完成供货合同。”赵建修回忆道。
“当时‘下广’催花已经中断几十年，恢复催花谈何容易。广州气温怎样，牡丹‘下广’需要多少天开花？在菏泽什么时候起苗，怎么包装？怎么浇水、怎么施肥，牡丹怕不怕海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牡丹专家赵孝庆回忆。
幸好，当时菏泽赵楼村还有一位79岁的老花工，名叫高鹏程，是唯一具有“下广”经历且健在的菏泽人。他年轻时曾经“下广”催花，后因军阀混战、日寇侵华导致交通阻断才无奈中断。
据赵孝知回忆，高鹏程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但性格豪爽、身板硬朗，接到赵楼牡丹园让他出山做催花顾问的邀请，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973年催花季，高鹏程带着孙子高勤喜，和另一位技术员赵忠庆，携带700株大胡红牡丹，到广东省顺德县容奇镇牡丹催花基地开展催花工作。高勤喜、赵忠庆两人在高鹏程的指导下，认真工作，当年每盆催花牡丹平均育成2.7个花蕾。老人高兴地说：“我年轻时‘下广’多年，从来没有育成这么多花蕾。”令人痛惜的是，高鹏程老人返菏后就病倒了。
1974年，菏泽派出最有名望的花师赵守重出征，和高勤喜、赵忠庆带着800株牡丹“下广”催花。据赵孝庆回忆，当年“下广”催花牡丹成花率达到30%左右。令人遗憾的是，赵守重“下广”回来后病倒，再也没有起来。
“30%左右的成花率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是两位老前辈拿生命换来的啊。”赵孝庆说。
“下广”催花是菏泽花农的生财之道，广东是菏泽牡丹的重要市场。1975年，菏泽派出赵孝庆、赵健修等青年技术员，对“下广”催花技术集中进行攻关。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再加上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当年他们就找到催花诀窍，创下了每株牡丹平均有五六个花蕾的记录。从那时候开始，菏泽“下广”催花一年比一年成花率高，一年比一年品质好。
一个花蕾卖到80多元
1980年后，改革开放的号角首先吹到广州，广州人的腰包率先鼓了起来，牡丹成了高档年宵花，供不应求。“1993年，一个花蕾卖到80多元钱，我们当时培育的1000多盆催花牡丹赚了40多万元。”牡丹专家赵孝知回忆。
赵孝知于1977年首次“下广”催花。那一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他和高勤喜、赵孝庆、赵建修，带着1000株牡丹，到广东省顺德县容奇镇“安营扎寨”。“高勤喜已经‘下广’四年，赵孝庆、赵建修也有两年的经验，唯有我首次‘下广’，是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只有认真摸索、努力学习。”赵孝知回忆。
事因难能，所以可贵。“积温”，菏泽报业全媒体记者在采访催花牡丹时，时常听到这样一个专业词语。像其他植物一样，牡丹的生长发育、开花结果需要一定的积温。“下广”伊始，由于催花经验没有得到系统总结，有时候成花率低、叶片小、花期不稳定。1977年，多位牡丹专家经过认真观察总结，计算出“胡红”需要有效积温470至490℃，银红巧对和肉芙蓉需要440至460℃。
计算出每个牡丹品种开花所需的不同积温后，他们就灵活调整催花时间。早开品种晚几天上盆，晚开品种早几天上盆。再采取覆盖草苫、黑纱遮阳降温，或覆盖塑料薄膜增温的方式来调节花期。一个篱笆三个桩，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广”催花牡丹能在春节期间正常开放了。
赵建修回忆：“当时广州销往香港的催花牡丹对花期要求特别苛刻，必须在大年初一开放，早一天晚一天都算失败，当时是按花蕾来计价的，所以花期的掌控是成败的关键。”
积跬步以行千里，通过广大技术人员的不断摸索和经验积累，菏泽“下广”催花技术日渐成熟。一花传情，雍容华贵的菏泽牡丹为广大广东市民送去融融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