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颇具趣味性，首先来解答第一个问题：圆周率π是一个无穷无尽、永不重复的小数，它与进制无关。
数学领域中，我们把π称为无理数，意指它不能表示为两个整数的比例。除了π，√2、√3、√5等也是无理数，它们的小数部分无限延伸。圆的魅力引领我们发现了π，它代表圆周长与其直径的比率，这个比率恰恰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常数。
为了逼近π的精确值，人们提出了多种计算方法。最早，古人采用了割圆术，也就是画出圆的内接和外接多边形，逐渐增加边数以逼近圆的周长，从而推算出π的近似值。其实，π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每一个无理数背后都隐含着某种特定的几何关系。例如，一个单位边长的正方形，其对角线长度便是√2；又如，在60度的等腰三角形中，60度夹角对应的直角边与斜边之比恰为√3。这些都说明了无理数的普遍性。而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还是一个超越数，这意味着π不可能是任何整数系数多项式的根，这也就否定了“化圆为方”这一经典几何问题的可能性，因为尺规作图只能得出代数数，无法触及超越数。
至于第二个问题及其在数学上的一些特性，我发现许多人误解了问题，误以为是要探讨周长是否也如圆周率一般无穷无尽。实际上，问题的核心在于：割圆术基于周长的不断分割来获取π的近似值，但若遇到长度上的最小单位——普朗克长度，这种分割是否还能继续？
在量子力学领域，普朗克长度被认为是物质世界的最小尺寸，大约为1.616229（38）x10的负35次方米，小于这个长度的尺寸在量子力学中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意味着物质不能被无限分割。然而，在数学的世界里，无论物质是否能真正无限分割，数学上都可以进行无限细分。数学中无数的“无限”，如整数、自然数、小数、奇数等，皆源于数学对现实的抽象表达。数学上的点、线、面和立体都是对现实事物的符号化和概念化。例如，数学中的点可以小到无限，线由无穷多个点组成，无数条线铺成一个面，这个面可以薄到无限，多个面又能构成一个立体。然而，现实中不存在无限小的点或无限薄的面。因此，数学与现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不能无休止地分割圆周长，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割圆术在现实中的挑战越来越大，其方法已成往事。
自古希腊的阿基米德以降，至我国263年的刘徽，他们通过割圆术得出了3072边形的结果，使得圆周率π的精度达到了小数点后的第三位。刘徽曾有言：“割之愈细，所失愈少，割之再割，直至无法再割，则与圆周合为一体，毫无误差。”这正是极限思想的萌芽。接着，祖冲之在南北朝时期将精度推至小数点后的第七位，最终，1610年，德国数学家鲁道夫将这一数字计算至小数点后的第35位。随着计算难度的增加，几何法逐渐变得难以为继，实际上，由于计算量随边数增加而成倍增长，在达到普朗克长度之前，我们就已经无法实际操作了。
实践中存在普朗克长度的限制。
即便我们可以继续分割下去，一旦边长触及普朗克长度的极限，按照量子力学的理论，我们无法进一步测量比普朗克长度更小的尺寸，分割自然也就无法继续。
超越数具有其特殊性质。
数学领域既包含无限概念，也涉及极限理念，如微积分就体现了极限思想，包括将曲线化为直线、将圆化为方，以及积分作为微分无限累积的概念，刘徽的极限思想亦然，这些都超越了普朗克长度的束缚。然而，圆周率π是超越数，这意味着“化圆为方”这一古典尺规作图难题永远无法解决，因为尺规作图只能得到代数数，而不能得到超越数。这说明，尽管刘徽的极限思想在分割圆周长上并不适用。
二、在数学领域，对π的计算和分割普朗克长度无关。
前面提到，数学是抽象的，它并不受普朗克长度限制的影响。对于分割圆求π的问题，自十七世纪起，人们开始使用分析法来计算，通常采用无穷级数或无穷连乘积来求得π，如梅钦公式等。这些方法避免了割圆法的繁琐，转为纸上运算。到了1948年，英国的弗格森和美国的伦奇共同计算出了π小数点后808位的数值，这成为了手工计算的最高纪录。
1949年，计算机的问世使得π值的计算进入了新的纪元。最初的电脑仅用70小时便将π值计算至2037位。随后，纪录不断被刷新，计算方法也持续更新。2011年，日本人近藤茂利运用自家电脑及云计算将π值计算至10万亿位。
而在2019年3月14日的国际圆周率日，谷歌日本的女员工Emma Haruka Lwao将π计算至31万亿位。尽管离普朗克长度对应的位数还有相当距离，但超越这一限制只是时间问题。普朗克长度是为了匹配量子力学的量子化概念而提出的，与测量有关，与纯数学运算无关。数学上可以无限分割圆周长，不必顾及普朗克长度或超越数的限制，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得到π的完全精确值。而现今π的位数已经高达几十万亿位，这一精确度早已超越了任何实际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