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尔麟｜17世纪中国士大夫的统治与社会变迁

作者｜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曾于1968—1970年在台湾和日本攻读研究生学位，1978—1979年在芝加哥大学进行近代中国研究的学术计划。他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囊括了官修正史、地方志、文集、笔记、族谱等原始文献，运用了中、日、英、德等多个语种的研究资料，史料翔实，视角独特，从最初确立主题到著作印行，长达十年之久，可谓“十年一剑”。

1645年8月，一个阴冷的早晨，嘉定城厚重的东门被狠狠撞开。为数约两千的清朝部队一拥而入，他们被雨淋透，被坚定效忠明朝的守城部队的顽强抵抗气得发疯。攻城的清兵，本是当时流寇战争中诞生出来的北方汉人老兵，他们迫于经济窘迫和改朝换代的混乱，走投无路，因而从军。他们攻进嘉定城后，面对的是一群惊恐万状的百姓。嘉定百姓集中财物，准备以此换得生路。然而，清朝的军官批准部下抢掠。一位史家描述了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场面，这个场面从此清晰深刻地印在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的心中：

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弥望皆是。[1]这场暴行大约残害了两万多人。

读者也许对嘉定在毁灭之日遭受的重大暴行有所隔膜，需要探求进一步的解释。有三点加剧了这种悲剧形象，同时也吸引了历史学家的阐释性目光。第一，忠臣的抵抗触发了清军野蛮的报复，他们的自杀行为表现了他们对我们今天称之为“儒家”价值观的信奉。其中一名忠臣领袖在殉难前对僧人朋友说，儒生有责任追随他的皇帝殉难，就像忠贞的妇人要为丈夫殉节，以此来证明忠臣对儒家基本信条的坚守，即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纲常，尤其是君臣之间的纲常。第二，对儒家信条的坚守融入了一个关键性因素，即江南及以南方地区民众的广泛抵抗运动。一部分是出于抵抗清政府的剃发令，该法令规定汉人必须束起满族式的长辫子作为归顺标志，一部分是为了抵抗北方军队的暴行，从城镇到村庄，百姓组成武装队伍，保卫他们的生命、财产以及尊严。第三，不幸的是，由于清军装备先进，势不可挡，而且准许各种残杀、强暴、掠夺行为，无法无天，抵抗运动以失败告终。嘉定的抵抗运动快速而永久地陷入崩溃。

自19世纪90年代以后，本土主义就主导着汉人对明朝忠臣抵抗活动的解释。民主革命把抵抗和暴行的象征浓缩成革命口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并联系上江南明朝官员史可法和当地民众的英勇抗击行为。这种口号重新激发了对“满清”暴行的憎恨情绪，并燃起了民族主义者再度抗拒“满清”统治的希望。此后至今的革命事件中都拥有一个共同目标，即联合忠诚的领袖和愤怒的群众。满人以残暴的武力统治中国的事实仍然具有其重要性。

当时的编年史对嘉定大屠杀做了详细记载，现代的民族革命者将其刊印于世，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民族主义者无法回答的问题。在编年史家看来，在清军围攻之前，嘉定城的暴乱程度及其环境似乎已预示了即将到来的罪恶。攻城者都是汉人和明朝的叛乱者，而且在清军屠城前后，城乡都普遍存在着家族仇杀和帮派斗争。事实上，民众抵抗队伍与儒家忠臣的重要联合似乎只是因恐惧产生的片刻镇静，就像处于台风风眼，在两次狂暴的对峙之间。至于是什么在这一刻将他们联合起来，又在下一刻将他们分开，还不甚明晰。

忠臣们在冲突中感觉到民众力量膨胀的时候，这个残酷的转折点似乎就出现了。他们从变节投清的人手中夺回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并恢复了秩序。这时，他们发现自己已成为一场广泛的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组织民兵自卫，哪怕有的村庄沦为“五家之聚”。[2]侯峒曾是赋闲居家的明朝官员，他和当地忠臣协同合作，公开宣称“忠勇”的民众让他们感到惭愧，忠臣应独立发挥作用。[3]编年史家进一步描述了这场忠臣的抵抗行动，认为这是一场判断失误导致的悲剧。当敌人集中兵力围城的时候：

城外一望旷荡，乡民无一人至者。每近黄昏，风色惨淡，鬼声啾啾，峒曾等皆掩泣相视，自知必死矣。[4]忠臣们不仅已经平息了使焦躁不安的民众产生分裂的冲突，而且也已经组织起了共同抵抗，然后他们却在伫立中沉寂。为什么会这样？

接下来的几年内，事件的亲历者对此作出了三种解释。首先是编年史家根据亲历者的见闻作出的记述，将其归因于判断失误。其次是当代的现实主义者明确提出的，强调特定的地方矛盾。还有一种观点较理想化，是18世纪早期研究该问题的历史学家阐述的，强调的是道德的力量。在此，这三种解释涉及的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儒家价值观的角色、效忠的士人与民众的抵抗联盟，以及这种联盟失败的原因。不同点主要在于对抵抗目标的不同理解。

编年史家认为抵抗活动是判断失误导致的悲剧，这似乎表明，所有抵抗者都不顾自身利益，以防御自卫为重，协同一致，对抗共同的敌人，仿佛是一个整体。在作者看来，忠臣的自杀是个错误，不是预先设想的殉道行为，这反映了他们对明军力量和民众支持的信心不足。但在我们看来，作者的分析表明：（1）忠臣们对其事业的信念是极端的，而且他们的信念比他们依赖的普通百姓更富有理想色彩；（2）尽管如此，在真正追求共同目标时，至少有两类独立的抗清动员合流在一起；（3）但是由于协调不利，这种联合以失败告终。据此，如果领袖们能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因素，少依靠些忠臣多顾及其他人，也许这次抵抗能够成功。

另一方面，对现实主义者来说，不同集团各自为政，追求各自的政治利益，造成特定的地方矛盾，使忠臣的抵抗活动遭到彻底愚弄：

国朝定鼎，天与人归。剃发一令，东南蠢动。虽皆托兴复名，其实首鼠两端者多耳。盖衣冠制度，不难立变；若发一去，虽欲朝秦暮楚而不得。故新令一下，乱者蜂起。[5]

在这位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看来，抵抗者没有共同的目标，在这场王朝冲突斗争中，他们只是追求个人利益。剃发令迫使互有矛盾的集团两相分立，难有一致行动。从现代的角度来看：（1）儒家的价值观如纲常、均衡等并不是最重要的，行动的唯一动机就是将希望寄托于胜利方；（2）各方不同利益群体的联合是偶然而短暂的，表面的团结一致之前，是竞争者两大阵营的划分；（3）尽管这种分化最初加强了抵抗动员，使冲突成为王朝战争，但是当王朝权威侵入到一个政治立场模糊的世界之后，忠臣注定会失败。

又过了半个世纪后，理想主义者将忠臣尊奉为儒家的典型代表，认为他们在一个并不完善的世界中，能够利用仁人志士的道德力量，来对抗挑起矛盾的暴力：

南都之建，其君相以儿戏亡其国；窃怪庙堂之上，忠义之士何寥寥也！以为圣祖列宗培养三百年，不应偷薄至此。及观其后，义旅四起，率多奋不顾身。其行事不仅以起兵见者，既别为传；兹列其以兵事相始终者焉。[6]

在理想主义者看来，在一个道德急剧衰微的时代，在众多普通百姓中，忠臣和勇士为儒家纲常价值观的复兴进行了奋力一搏。他们抵抗外敌，反对变节，在这点上是值得尊崇的忠烈。在我们现在看来，作者的观点表明：（1）他们确信自己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已经改变，他们对这种改变持批评态度，这样忠臣就成了真正的忠烈；（2）抵抗者有两方，一为忠臣士大夫，一为普通百姓，他们为了追求共同的无私的目标而联合行动；（3）目标虽未被广泛接受，也未能拯救抵抗运动，但他们心中的信念继续激励着后来者，并为王朝信条贡献了思想支持。

现代革命话语往往对这场运动的目标信以为真——即抵抗者将“光复明朝，驱逐满清”。现在看来，问题是如何将有志于此的不同利益群体发动起来。从章炳麟等反满革命者开始，他们号召发动本族力量对抗外族，以此作为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的最佳途径。嘉定忠臣的抵抗运动在中国人眼中已经完全是一种民众运动，其失败仅仅是因为敌方过于强大，组织有力，而中华帝国古老结构的内部分化阻碍了民众抵抗暴行和自我防御。1938年，作家胡山源在重述嘉定的故事时，明确宣称“为提倡民族思想，发人深省”，以抗击日本侵略者。他继续发扬了革命主义观点：

民众的力量是国家一切力量的根源，抵抗异族，尤其非民众的力量不可。[7]他们从嘉定抵抗运动中看到的是，在民族救亡时刻，所有民众都有共同的目标，能够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没有人要求特殊的利益，也不会产生分裂行为。

谢国桢是研究17世纪历史的现代著名史学家，他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引入历史认识，认为嘉定抵抗运动中反映了一些特殊利益。忠臣领袖成为“爱国士大夫”，他们眼中的民众抵抗运动反映了“启蒙”的开始——士大夫的探索产生于当时江南二百年来的商业发展。据此，抵抗运动一开始，民众就是民族主义者，其行动是为了反抗女真侵略者。接下来，“（嘉定的义军）为了加强组织力量，就推举嘉定的开明绅士…… ”[8]由此形成的联合，反映了商业发展、平民民族主义者以及“开明绅士”的利益联盟。这样，抵抗运动的最初动机仍可以描述为民族主义；尽管组织者所代表的利益属于士大夫阶层。至于这种利益与其身份是如何统一的，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是什么原因导致平民大众对女真入侵者的抵抗，这场运动又何以由忠臣士人来领导，以及为何最终失败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现代解释并不比传统的分析更有说服力。同情革命的现代历史学家，其注意力似乎直接偏离了17世纪编年史家记载的嘉定悲剧。历史上，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提出了互有分歧的观点，总体来说即为了儒学改革进行了一致有力的抵抗活动，同时内部又分化出各种特殊的利益，现代历史学家也未能解决这种矛盾。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商业化，都不能解决嘉定抵抗运动的问题。况且现代解释还未能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这次运动也涉及了民族主义或商业利益的因素，如毫不畏惧外族法令、有意识地保护聚积的财富等行为。事实似乎是，开明的士大夫、商人和农民都同样有意与清军首领合作，尽量限制民族冲突，只是忠臣们推动的抵抗活动使暴力程度升级，并只保护保守的官僚精英的特权。

由此，明朝忠臣的抵抗故事需要重新审视。本研究首次用英语讲述嘉定故事，并将努力克服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以革命史观来讲述嘉定故事的偏见。民众抵抗运动自身的材料很少，所以在分析这方面的各种问题时仍难免推测。虽然如此，我们仍需要描述影响抵抗运动的条件，并观察运动的效果。同时，关于忠臣领袖的史料相当丰富。研究忠臣们自身生活的环境，会发现他们处于自己打算领导抗敌的地方社会与帝国权力中心之间的夹层，从这一角度，可以获得与古今历史学家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描述的是：一群人组成了小团体，他们与官场有密切关系，致力于儒学价值观的改革，成功地平息了民众在防御过程中的分歧及冲突；他们最初的成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使他们以忠臣抗敌的名义掌握了本县的领导权。同时，他们停止了民众的防御活动，遭遇暴行已成定局。

本文的重新审视将着眼于那些忠臣，他们在明末政治和社会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他们对儒学改革的信念和献身，以及他们的个人生活状态。这需要再次提起抵抗运动的目标问题，以及忠臣的价值观与之有何关联。这也需要把特定的或“自我”的利益视为领袖们历经奋争的元素。这还需要提出社会和政治进程的问题，作为认识忠臣组织利益和追求目标的途径。一旦理解了利益、价值观和社会进程之间是如何关联的，我们就要对忠臣提出问题，同样也可能询问其他活动者：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怎样达到目标？最终结果如何？为什么？

忠臣是什么人以及想要做什么，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无可否认，他们是士人，与明朝官场有密切联系。他们勉强算得上是政治活动家，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党争中与东林书院和复社联盟，展开针对其他派系的重要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是正统人士，深受宋代哲学家朱熹思想的影响，并进行修身养性的实践。但他们并不是从自古不变的儒家的同一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产生于17世纪江南的棉花种植和纺织区域，当时的社会因努力适应商业化带来的影响而处于不稳定中，这种不稳定他们只能隐约感觉到。

如何界定忠臣的身份，取决于如何理解产生抵抗运动的社会。读者很快会注意到，对社会变迁的描述与忠臣的故事是相互交叉的，有时社会变迁可以解释忠臣的行动，有时需要用忠臣的行动来解释社会变迁。核心的问题有三个：商业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士人在诠释这种影响时的角色，以及地方社会的领导权与其他类型的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每个问题又都能引出一连串问题，与忠臣的身份以及决定其身份的社会都有重要关系。

从13世纪晚期棉花的引进开始，江南的农业经济就处于持续的商业化过程中，这无疑使本地的社会网络发生变化。地主与佃农之间复杂的依赖关系已经让位于生产者和与之交换商品和劳务的雇佣者之间的联系，更简单也更多元化。不仅如此，白银已经取代谷物成为交换的媒介。社会经济的变化扩大了商人、掮客和其他从中获利的人的活动空间。大商人会有所活动，以便从明朝官府手中获取专卖等特权，他们的市场网络遍布整个帝国。抵抗运动是否利用了这种社会网络？相关过程是否也让他们自己组织起防御？如果确实如此，那为何商业发展还在继续，防御行动却归于失败？如果并非如此，商业发展与防御行动的矛盾又何在？

儒家价值观与商品交易的规则存在矛盾，这是很明显的。宋代哲学家通过形而上学的思索，构建了一个信守纲常和社会平衡的理想境界，这似乎与嘉定民众熟悉的追求利润和兜售保护伞的社会格格不入。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士人，自然倍感商业发展带来的烦扰。有些人追随东林书院的思想旗帜，宣称在这个变幻的世界中，儒学改革是实现价值的一种手段。他们相信这些价值在过去的时代规范着社会行为。东林党人的意识里仍然存在着大家庭的神话，即父子般的感情可以适用于宽泛的亲属之间，并且决定官府权力的边界。同时，怀抱经世思想的士人在寻找一种途径，使行将就木的机制适应发展中的新型社会的需求，他们将一些原则运用于实践，而不久后，清朝思想家也将这些原则完善为一套理论，以助于为经验研究中的新思潮开辟道路。忠臣领袖参与了这些行为。他们是否将自己的见解运用于抵抗呢？他们的思虑是否传达给村民、士民、士人等其他参与者了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何最终结果是忠臣士人孤军奋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他们是怎样走向灾难性的自杀结局的？

16世纪的政治结构清晰地反映了经济上的变迁。关注自身利益的基层领袖在乡村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又与官府衙门有联系，此时他们已经让位于大量“自私”的中间人——如衙门胥吏、享有特权的士人地主、土地投机商、精明的讼师、打手——这些人的利益遍布四方，各有所能，却与具体村庄的内部利益没有太大瓜葛。善于与中间人周旋的各方里豪，已经取代帝国传统的里长成为地方领袖。调换频繁、见多识广的地方官，一方面要整治当地越来越强势的顽固胥吏，另一方面也要顾及朝廷对赋税越来越高的需求。防御行动是否反映了各方利益团体的不同冲突？忠臣是否对某方利益的偏向高于另一方？如果是这样，那这种偏向对防御结局有何影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防御行动依靠的是什么手段，手段又由何而来？

以上问题的答案应该不只是回答忠臣是什么人、他们想要做什么。这些问题能促发我们提出相关的问题，即商业化、士人角色和地方领导权在其他情境中的作用。思考至此，疑问已近尾声，笔者试图发展出一种观念性的架构，可能会引起一些比较。与其划分各种不同的政治场域，比如中央官僚、省、县、村等等，笔者更愿意选择划分过程，如官员的选任、政策的制订、士人庇护网络、财产争端的调解以及乡兵组织，等等。这些过程都发生在政治领域范围内，其界限就是过程的参与者，以及他们的资源和价值观。[9]由此，在界定这一领域时，包含更多的是人而不是人所运用的制度。随着过程的变化，这一领域会扩大或缩小；或者随着参与者的变化，过程中的主导价值观可能也会变化。笔者选择描述的社会结构，不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系列制度性约束，而是由个体行为形成并改造而来的社会关系网络。[10]忠臣的行动固然受到社会规范与法律的约束，但同时他们也在组成和支配自己的私人网络，其决定能给社会结构带来重要影响。他们不仅产生于社会，当他们遭遇分歧、处理矛盾、做出应对时，他们同时也是社会的建构者。

分析至此，在组织抵抗方面，忠臣不太像社区或社区联盟的领袖，而更多是作为广泛的士人网络中的成员，他们与官方权力中心联系紧密，与所在的地方社区的联系却异常薄弱。商业化使乡村生产者对地主的依赖减弱，使宗族控制族人的能力降低。各种中间人接替了富裕的乡村首领一直垄断的角色，官员摆脱了土地、宗族和社区的束缚，通过广泛延伸的庇护网络去追求更高的政治目标。这种趋向在侯峒曾家族的个案中表现尤为明显，甚至会使人猜测：从某些方面来说，忠臣为儒学改革做出的偏激而理想化的殉道，要部分归因于他们从社区束缚中获得的相对自由。

类似的自由使忠臣能够掌握自己的庇护网络，在官员选拔过程中，他们通过参加复社活动进入广阔的文学社团联盟，与其他州县的世家大族联姻，几乎不必承担对本族和其他乡望的责任。另一方面，与当地社区无甚来往的人也更加依靠官员的特权以求庇护，在需要乡望帮助时，他们会急迫地表明自己对县官的价值。要实现政治目标，如果有能力依靠行政系统，那就不必要依靠乡族。

最后，忠臣作为乡绅，势必在地方领导权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能够缓解或在必要时防止内部利益对立的团体起冲突，并能在管理上寻找解决办法，以免这些利益妨碍他们自己的利益。忠臣的这种角色在1645年很成功，总体上却给抵抗运动的结果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他们的复明尝试又通过原先的复社同仁与更广泛的士人组织相连。缓解地方冲突与联系士人组织的模式是相似的，也刻画出降清者的成功，降清者在忠臣卸去领袖角色后成为接班人，侵吞了他们的劳动成果。

如此一来，接下来不仅仅是有关暴行的故事。努力阻止暴行并最终失败的人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嘉定社会和历史的窗口。本书前八章描述了侯峒曾、黄淳耀等忠臣经历的一系列背景，包括从科举政治到地方社会网络，从道德和文学论争到个人处境。如果没有这些人，抵抗和大屠杀也许不会发生。了解完这些历程，在之后的两章，随着抵抗故事的展开，我们需要权衡忠臣的行为。在忠臣的认知世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矛盾的复杂性。在最后一章，我们希望能够感悟到他们的矛盾带来的延续性，这也是他们的遗产。

本文选编自《嘉定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