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江苏省无锡市人，1930年7月出生，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1956年获文科硕士学位，后入芝加哥大学进修，1962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70年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校聘教授。1986年当选为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九十年代以来，许倬云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历史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
【正文】
自从内战以后，美国的总统有几位真正能够以个人的声望，领导国家度过危机，例如，林肯、罗斯福、杜鲁门几位。他们能够如此强势过关，也就因为危机当头，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整个国家，度过难关。
除了上述几位以外，近代历史上，勉强有所作为的总统，只有约翰逊；虽然他是副手扶正，却因为总统死于非命，国本动摇。肯尼迪留下的使命，能否付诸实现？约翰逊必须极力支撑。有如此重大任务，为举国期待，他才能够将新政留下的规模，补充其不足，创造了新政第二阶段。
肯尼迪最初的胜利，在于总统夫妇，郎才女貌，总统自己能言善；这些形象，固然是有一些天然的条件。可是无可否认，由于甘家是波士顿[婆罗门]的外围。
所谓[波士顿婆罗门]，乃是美国早期，居住波士顿Beacon Hill的一群富商大贾，和教会领袖。这数十家豪族，掌握麻州一切资源和权力，彼此婚媾，俨然世袭贵族。后来又拉拢佛州南方大地主，和纽约荷兰海商集团诸家族，形成美国开国时期的社会高层。他们的财富与权力，交互纠缠，牢不可破。
他们创办哈佛、耶鲁，及常春藤名校，教育子弟，培育干部。他们组织财团，设立金融机构，以掌握国家财富和资源。最最重要者，这些家族，幕前幕后，操纵政治权力，几乎世袭贵族。
19世纪中，有一位Oliver Wendell Holmes, Sr. (1809–1894)，自己是其中一分子的后代，著书揭露这一集团的力量，借印度婆罗门阶级名号，首创了“波士顿婆罗门”的名称，说明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其中不少家族的子孙，今日还是名人。这一群门第显赫的人士，至今在政治、商业、文化，各方面，仍旧在民主国家中，堪称“贵族”。
肯尼迪家族的先世本来没有资格挤入贵族阶层；而且他家经营的商业，有许多不能告人处。罗斯福总统抓到肯尼迪家祖父的短处，也赏识他的能干，[招安强盗当捕快]，任命他作海关总监，由他负责取缔种种偷关漏税等等的不法事务。肯尼迪家族才挤入了美国隐藏的贵族阶层。
家族三代经营，终于将约翰·肯尼迪送入白宫。那一次，是真正露出了财团和知识贵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波士顿[婆罗门]的学术机构哈佛大学，引领风骚，将全国学术界的菁英，揽入肯尼迪门下。他们借[亚瑟王圆桌武士]的故事，号称这一执政团体，是最好与最聪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中古的武士，都要效忠于某一位贵妇。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天生丽质，当然堪担此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名教授加尔布莱得，竟公开自称为杰奎琳[裙边的宠物]！其行为之可笑如此！
肯尼迪被刺，他的弟弟罗伯参加竞选，打算接下哥哥的职位，又被刺；第三个弟弟就不敢参与选举，终其身担任参议院中最有权力的参议员。
肯尼迪故去以后，副总统约翰逊接替；约翰逊是德州的平民出生，与[婆罗门]阶层无关。将肯尼迪和约翰逊对比：肯尼迪声势轰轰烈烈，在他任内，却是找不到真正影响国际名声的建树。他与俄国之间的对抗，以及发展太空计划的大手笔，都是炫耀美国实力的作为，对一般老百姓其实无所裨益。倒是在约翰逊任上，推广了[大社会]的政策，将罗斯福时代新政，社会安保的各种措施，更进一步推展，使更多的国民获得裨益。
肯尼迪一家，世世代代有人参政，今天是罗伯肯尼迪的儿子，已经进入了国会，肯尼迪的女儿也是驻日大使。这一家世荫不绝，虽然每一代死于意外的人，出奇众多，这一家的地位，还会延续下去。以这个家族的功业和能力而论，他们不能和美国过去历史上著名的几个世家相比，例如，麦迪森和罗斯福相比。从肯尼迪执政到今天，美国政坛上除了肯尼迪家族以外，还有布什家族，也已经执政两代。还有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他们也已经是二代、三代，甚至于四代，进入中央政坛，或者是地方，长期掌握权力。
在地方层次的豪门，例如，芝加哥的市长Daley一家，父子、兄弟，世代掌权，多次担任芝加哥市长，也是当地无法动摇的豪门。奥巴马能从芝加哥崛起，其政治生涯的前半段，全仗Daley家族的支持。克林顿的女儿，和今天的特朗普的女婿、女儿，无不野心勃勃，要接续他们一家的香烟，代代相传。——这一些现象，也显示美国在富人政治的同时，也有贵族政治的体制：柏拉图所说五种政治体制的另外一种。
当美国建国成功不久，一位法国的学者，专程访问美国，此人是著名的托克维尔，他回去以后，将所见所闻，撰述为旅美的见闻录。托氏向欧洲报告，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具备了不起的构想，落实人民自由民主，其理想之高超，目标之远大，值得欧洲知识界钦佩，也盼望美国的实验能够成功。
然而，他也指出了美国如此设计的构想，将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简单地说：一个民主社会的隐忧，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引向以个人主义来代替自由，终于因为个人主义的强烈，国家这么一个共同体，可能会散漫而崩解。第二，每个个别的选民，面对国家机器的集权，强大的公权力：相对之下，强大的国家将可以使个别的公民，有无法抗衡的沮丧。第三，全国公民完全以数量来计算民意之依归。公民本身的素质，有智慧的高低、知识的有无，也有是不是能控制私欲的修养。这些条件一旦失控，纯粹按多数决，送进一批不够格的代议员，以及不适任的总统，国家将沦入无可挽回的境地。这些公职人员代表的却是数量庞大的群众，他们凭借着意气，或是过分地考虑到私利，不能判断、也无法监督。如此，民意选出的政府，就是多数专制的危机，也就相当于民粹主义的暴政。
托克维尔的预言，经过三百年的演化，果然逐渐应验。将近三百年来，凡此紧张关系的拉扯，让出了空间，使财富和家族性的社会地位，都介入了体制内的冲突，而获得操纵的机会。到了今天，财富决定政权的所向，采取种种有利于发展财富的政策和法案，使得在国家支撑之下，财富愈来愈向上层集中。各种大财团合而为一，全盘指挥政治。若干矛盾和对立的利益集团，各自为了利益，又彼此抵制和拉扯，使得一些良法美意，无法在国会通过，也无法在行政权上顺利地执行。再加上政坛人物，一方面依赖财富的支持，另一方面财富和权力合而为一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些掌权的人物，类似世袭地延续他们的政治地位。这两个方向，时而交叉、时而平行，势必将美国立国的原则：个人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都斲(zhuó)丧无余。眼看着一个人类历史上难得出现的政体，目的在使得人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聚合在一起能共同获得全体的福祉。经过三百年，却是逐渐变质，沦落到如此地步。言念及此，能不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