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泉州市区和惠安县城之间，距离两人城区大约有3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群山环抱，青葱翠绿环境优雅的小山村，此前的名字叫洛阳镇岭头村，此地周围都是的山峦，绿草茵茵，一片祥和宁静。在村子的一侧，有一块孝子坊、节孝坊残存的碑柱石刻，顶上一石块写有“道光十五年礼部题请旌表奉旨赐币三十两建坊入祠崇祀……”。
一个小山村为何会有清上的旌表呢?原来，村子里曾经出过陈家的一名孝子，那便是曾经担任清代刑部主事陈金城的祖父陈明通，父母早逝，他十分孝敬他的继母骆氏。自少家贫，但他知道继母喜欢吃鲜鱼羹，不管寒风酷暑，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上他必到洛阳街，用卖柴草钱买鱼煮羹，供他继母作早餐。骆氏晚年生病卧床，他日夜为她煎药、洗濯。很快，陈明通的孝行传遍乡里乡外，大家仰慕他，受之感染，乡里孝道蔚然成风。更为难得的是，继母逝世后，陈明通在她的墓地旁搭起草房，每夜前往守候哀悼3年多。
节孝坊表彰的是陈金城的母亲庄时娘。庄时娘36岁守寡，她未有改嫁之心，一心侍奉公公，照顾小姑。为了养家糊口，她日夜织布换钱，抚育三个孤儿，并以她丈夫的品行劝教儿子，要苦学成材。庄氏坚贞节烈，万难不辞，周恤亲戚邻里，常为世人所称赞。
一门出了几位孝顺人物，本应该传承此崇高德行，教范后人，可惜到了清末出生的有一名显赫人物，他的母亲竟然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和睦而上吊自杀，那便是陈金城曾孙陈伯达的母亲。
陈金城，字念庭，号殿臣，惠安洛阳镇梅岭村(岭头)人，出身于耕读世家，清代道光年间举人，后官至刑部支南司主事、刑部主事等职务，1840年6月，中英鸦片战争爆发，金城激于爱国义愤，撰写《平夷论》，坚决反对投降，以武力抗击英军，文中有这么一句“我朝祖宗疆土不可尺寸与人”，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文人名士了。还提出强兵戎边与攻防军事方略，力主训练兵民，护卫御侮，并主张以民意为衡立法治国，严惩国贼皇族琦善等，均受到当局乃至皇上高度重视与采纳，朝野各界深为赞颂。
陈伯达，原名陈健相，字尚友，1904年出生，他的曾祖陈金城官阶不低，在当地自然是一名地位显赫的人物。传到他父亲陈其潜的时候，他就只考上了个秀才，没有中举就失去做官的资格，没有当官也自然就发不了财，因此，陈伯达的履历上，人家称他是出生在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家境不是很好。不过，他父亲守着祖上那点家业，自己也成为一名教师，陈伯达很小就跟着父亲读书，从而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
不幸的是在陈伯达8岁的那一年，其父亲因一场鼠疫去世，母亲开始了孤儿寡母生活，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陈伯达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在陈家三兄妹之中，陈伯达是唯一的读书人。陈家在岭头村只有两亩薄地，便雇人耕种。母亲则替人做针线活，换几块钱过日子。家中以山芋为主粮，过得十分艰难。
因为出身很苦，陈伯达对母亲很孝顺，他从小比较机灵，学习成绩不错，在堂兄的帮助下进入了他自己开的私塾读书，就是通过这几年的学习，他的国文水平遥遥领先于同班的同学，但有一点数学比较差，导致他报考师范的时候落榜。幸运的是那年华侨富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招生的老师，看到他数学虽然差，但国文水平却是一流，看了年仅15岁他的作文，一下子打动了他，认为这孩子很有前途，因此在校长的特批下就破格录取他，就这样他侥幸地进入了这所学校，成为他人生之路的重要转折。
陈伯达毕业之后便在家里当上了小学教师，准备在老家这个村子里，循着父辈的足迹走完人生这一程。在老家里教书的陈伯达，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舞文弄墨，写点东西往报纸上投稿，特别是读到当年诗坛新星郭沫若的《女神》，给作者写了一封读后感，不料，郭沫若给他回了一封信。那对这名小学老师来说，可谓是莫大的鼓舞，因此逢人就说自己得到文坛新星的青睐。你还别说，他这一宣传，真有友人通过熟人请他到上海一家小报当文字记者，从此，便开启了他一生的不缀笔耕。
陈伯达一边在报社写点东西，一边在上海求学，就在这学习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组织的知名人士，并加入组织，随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象很多热血青年一样，来到延安投身革命，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从此开启他另外一段人生的转折。到了建国的时候，他已经成长这一名高级干部。
陈伯达自从21岁离开这个老家，期间的二十多年，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加上他的工作性质，这一带是白区等种种原因从来没有回家乡，也没有与家里人联系，直到建国之后，已经是高级干部的他，便告了假，兴冲冲地回到这个相对偏僻，阔别20多年的老家，要看望多年不见的老母亲。
说起母亲，陈伯达的眼里就含着泪水，当年，他在工作中有些稿费，总会千方百计地留下一部分给母亲，让他老人家能过上好日子。今天要看到阔别多年的母亲，他在城里卖了不少当年母亲爱吃的东西，还给他准备了好几样母亲喜欢的礼物，要给母亲一个惊喜，让他看看儿子现在已经是成什么样人了，那时节这一带没有通火车，他一路步行跋涉，回到岭头村老屋。
谁知他踏进家门，家里只看到嫂嫂，再往屋里厅堂的牌位一看，才知道母亲已经作古。嫂嫂告诉他：“母亲病故已经六年。”陈伯达泪如泉涌。这时他才知道哥哥死了，母亲死了，他省吃俭用寄去的钱都是由嫂嫂收了。他住在岭头村时，嫂嫂杀了鸡款待他。
多年以后陈伯达对记者说的原话如下：“我母亲死得好苦！1940年代，我在延安有了些稿费，常常给我母亲寄去，接济她的生活。解放初，我回到家乡，这时才知道哥哥死了，母亲也死了，我寄去的钱，都是嫂嫂收的。我住在岭头村，嫂嫂杀鸡相待。我回到县城，才有人悄悄告诉我，母亲是上吊自杀的，原因是婆媳不和。母亲悲惨地死去......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给家里寄钱了！”陈伯达知道母亲之死的真相，陈伯达的祖上以孝出名，没有想到家里出了个不孝的后代，这令他更加伤心，从此便再也不回家乡了。
陈伯达尽管没有回老家，但他的老房子还在，特别是他后来得势时，一度成为排名第四号人物，此事在报纸上公布之后，红卫兵还曾经把他的故居作为“朝圣”之地，一时络绎不绝，人潮涌动，呼口号挥语录，可谓是热闹非凡，有人不无夸张地说：“络绎不绝的人群，把清水塘的水都喝干了。”可见当时的情形。
陈伯达虽然做了大官，但其生活依然保持在老家时养成的习惯，爱吃馒头、青菜、豆腐乳和两个水煮蛋。同时作为一个福建人，对鱼、虾、螃蟹、等海鲜格外喜爱，也喜欢吃肉丝炒米粉、青菜、清炖母鸡等，饮食较为清淡。他不抽烟，平常若有人来家里做客抽烟，他虽不会阻止，但是客人走后，他会第一时间打开窗户透气。至于喝酒，陈伯达会在一些公开场合喝一些葡萄酒，平常时候基本上不会喝。
同时，他喜欢住平房，不喜欢住在楼上，尤其是多层的高楼更不喜欢，他说这就是“艰苦朴素，脚踏实地”。他还不喜欢坐沙发，喜欢坐硬板凳，还有时席地盘膝而坐，侃侃而谈。由于他二十多岁离开家乡，所以满口都是老家的闽南话，很多人都听不懂，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急国急国（这个这个），痛不痛（懂不懂）？
陈伯达不仅文章写得好，其故居挂着有他的生平介绍，以及一些他生前著作的目录，和一些照片、书画作品等等。而且他是一位出色的书法爱好者，他虽然不以书法家的名号名世，但是其书法水平却远胜于书法家，甚至比书法家写得还要精致，其笔下的楷书端庄大气，浑厚温婉，平和自然，而行书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散淡，有董其昌之笔意，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一番他的书法作品吧。
陈伯达的楷书，在用笔上以篆籀笔意为先，而且还融合的碑学的精髓，能够将这些笔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自我见解，在书写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起笔上藏露结合，以藏锋为主，行笔稳健，收笔顿收，点画安排十分精准，相互之间既有彼此顾盼，又有相互依赖揖让，体现出一种高度的统一感，线条厚重，而且笔笔扎实，让人有一种安稳之感，相信，谁看到这样的楷书都会为之兴叹的，也没曾想，这位大咖的书法确是如此精致，如此出乎意料。无论是笔法讲究上，还是点画的打磨上，还是点画之间的关系处理上，都体现出不俗的书法水准，可见，他在书法上，也是下了功夫进行练习的。
后来陈伯达虽然犯严重错误被判刑，但后来获准保外就医，有儿子陈晓农照顾，晚年过得很幸福，还写了不少理论著作，大多都送给领导参考，1989年9月去世，享年84岁。陈晓农带着父亲陈伯达的骨灰，回到了福建惠安老家岭头村，将其放置在84年前出生时候的那一处老屋子一间老屋子，在84年后，再次迎来了当年的那个小婴孩。陈伯达用了85年的时间，从起点最后又回到了人生的起初。
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间小偏房，门前铺设有白砖，香案上是石板影雕而成的陈伯达遗像。遗像两边对联写着“积过销骨何妨任人说，察臧纠否自有故文在”。最引人注目的是陈伯达次儿陈晓农这副挽联。表达了一位老人一生的波澜起伏，以及其人生态度和无奈之举。村里同族的人还为他在旁边塑了一座半身像，一位陈姓同宗的族人读着对联感叹说；“云舒云卷起烟霞，功过是非雾笼纱。功名利禄皆浮云，是非成败任评说。”听起来令人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