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
《江西工人报》3版推出
专版报道《核工业人的担当奉献与初心坚守》
原文如下
编者按：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有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为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日前，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贡献的老同志制作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章。据了解，此次纪念章颁发给1964年10月16日前参加核工业建设的老一辈核工业人，江西省地质局共1100余名老同志获此殊荣。
战桃源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十分肯定我们为我国核工业事业作出的贡献。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这枚纪念章十分珍贵。”在江西省地质局第九大队举办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现年86岁的原副大队长刘作权激动地说。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回想当年，老人家依然记忆清晰，20世纪50年代，为打破帝国主义核垄断。
——编者
△刘作权伏案工作照。
国家急需铀矿资源，希望原子弹能早日爆炸成功。在那个特殊时期，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先后在中南、西北、华南、华东成立找铀单位。我队前身是中南三○九队十八队，于1958年3月成立。1959年，华东六○八队成立后，我队改称华东六○八第三队，后来多次变更名称。
当时领导在誓师大会上说，江西地质铀成矿条件很好，发现了一些航测异常，要加快对测定的航测异常查证、普查，扩大矿区远景。各单位代表纷纷登台表决心：“多找矿、找好矿、找大矿。”当时大干的气氛很浓，热气腾腾。我也登台表示决心：“不怕山高林密，不怕路险陡峭，不怕毒蛇猛兽，再苦再累也不怕，找到大矿就是乐，就是贡献。”
桃源位于江西宁都黄陂乡钓峰大队。1959年，我队二小队张振斌同志发现了桃源异常，轰动全队，引起了大队高度重视。
大队立即抽调人员，组织力量展开详测，加快外围普查。先后又发现了小庙、麻田、牙子岗、坪上、上府头（后称大布）、罗坑、黄坛等异常点带，这些异常点构造发育，成矿条件很好，后来由普查、详测转为揭露勘探。第三队200多人，分布在四个工作区，主要任务是槽探、浅井、深井、坑道，大干的场面非常壮观。
战斗一打响，桃源小山村到处都是炮声隆隆。紧接着，又上了4台钻机，不断向深部进军，不断扩大远景。北京的领导多次到桃源检查指导，认为第三队在花岗岩找到了大矿，这是对新类型找矿的突破，打破了前苏联专家认为花岗岩无大铀矿的论调，对今后指导找矿具有很大的意义。
勘探揭露展开后，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不足、职工粮食不够吃、住房难找。
对上述三个问题，当时小队、大队，甚至当地政府都十分重视。劳动力不足，及时申报，由省劳动部门审批指标，当地政府及时把指标分给各乡，要求按时完成，尽快到位。粮油定量偏低问题，与当地有关部门商讨解决，当地部门按照职务、工种、不同的劳动强度，以当地最高标准供应。住房问题，由我们自己砍芦草，搭建茅草棚解决。
那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职工的斗志仍然很高昂，不断组织生产竞赛。当时提出的“手掘超机掘，月月破千米”的口号，虽然在今天看来不现实，但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十足的干劲。到处都是热火朝天，大干的劲头和场面十分惊人，这个苦那个苦，这个难那个难，有矿就不苦，就不难。在工区，到处都可以看到、听到忘我劳动和忘我奉献的事迹。
为加强与小队的联系，县里召开的一些重大会议也常常邀请小队领导参加。国家对核单位基层的食品供应采取了一些应急保障措施，动用国库备战物资，调来了黄豆、生猪、皮蛋、带鱼等营养食品，指定只供应野外，其他任何单位、部门不得享受。这些食品，当时十分珍贵，表明党对核工业事业是多么重视、对我们地质队员是多么关怀。
上级的关怀极大地感动了职工，鼓舞了职工的斗志，大大加快了桃源勘探工作的进程，地质成果频频报喜，发现较好的矿化地段10处，异常点带60多条，9个坑道见到了较好的矿体，小庙矿点发展成矿床，同时发现了那么多的矿带，投入了那么多的工作量。后因急需上大型勘探队的原因，1965年将其移交至六○八大队第二队，进一步展开深部勘探。
“桃源会战”的重大突破，使桃源这个小山村名声大振，后经兄弟单位的不断努力，逐渐发展成为桃山大型铀矿田。
（江西省地质局第九大队退休干部刘作权口述，陈波整理）
青山依旧在
真是老了，许许多多的记忆都越来越远，但在这日渐模糊的背景下，有些记忆却越发清晰。
△隋永琴。
1962年夏天，我走出校门，告别白山黑水，从遥远的东北出发，转了4趟车，历时4天3晚，终于来到了核工业部华东六○八队第三队。当时的队部驻地在宜春彬江，这是一个很小的镇。从此，我跟随这支队伍踏遍了江西红土地上的山山水水。
苦与趣
虽然我们的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但当时我们的粮食定量很高，有40斤。我总是说，我在江西没有挨过饿。仅一项粮食定量就可见国家是多么重视核事业，我们由此感到神圣的责任感。
刚下小队工作，是在萍乡芦溪一带。这是一个普查小队，频繁地更换工作点，住处也随之变动。
有一次，我们小组搬到一个祠堂住，祠堂里面空荡荡的，听说前不久刚吊死过人，我不由得感到害怕。隋文杰说“在一个墙角挂上油布”，叫我住。胡海凡说，不好，大家都不方便。“我把你送到那个小房间，没有鬼，你不要怕。”听到胡海凡这样说，虽然我心里很怕，表面还是装着很坚强说：“好！”没有光亮，我心里很怕，根本睡不着，野外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偶尔的虫鸣鸟叫更增添了恐惧。油灯一直点着，半夜里，突然听到胡海凡叫了一声：“小隋，你还不睡觉，明天还要上山。”我赶紧吹熄了灯。我不停地告诉自己，世上没有鬼，共产党员不怕鬼神。可是到天亮，我也没睡着，无精打采。
他们很照顾我，采的标本不叫我背，还跟我开玩笑，问我看到鬼了啵，我又好气又好笑，差点没哭出来。就这样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晚上，直到进入下一个工作点。
我和杨丁新去踏勘，大山里林密草深，眼前看不出两米远，脚下根本没有路。我们沿着依稀有人踩出又被深草掩住的羊肠小道走。杨丁新让我走在前面，他说万一窜出个什么好保护我。走着，走着，我看见了一条银环蛇，横在小路上，我很害怕，但没有慌，平静地说：“小杨，一条蛇。”他不信，说：“有蛇你早就叫起来了。”“你看，是真的。”他把蛇打跑了，我们继续走，这次他让我走在后面。没走多远，我的右脚被什么东西缠住了，感觉还弹起来了，这回我叫起来了：“小杨，蛇缠住了我的脚，快！”他回头一看，大笑起来：“是套野猪的东西缠住了你的脚。不要怕，我给你解开。”我们走到悬崖边上，需要量产状，看着刀削一样的悬崖，杨丁新坚持自己下去量，让我在上边记录。等他上来，已是满头大汗，全身湿透。我说：“真辛苦你了！谢谢你，方便给了我。”杨丁新说：“不客气，你一个女同志，跟我们男的一样地翻山越岭，从来没请过假，领导和同志们都很佩服你，说你能吃苦，很坚强。”这下，我很不好意思，说：“男女平等嘛。”他说：“是，你做到了。”是的，我没有给女地质队员丢脸。
我们早晨出发，有时晴空万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是狂风骤雨。没有雨具，没有地方躲，大家都淋成了落汤鸡。上山背着军用水壶，带着馒头。一壶水不够喝，就喝山中的溪水、泉水，有时候也能到附近居民点找点水。有时候看图，以为不太远，就不带吃的东西，结果实际工作花的时间多，回来晚了，就饿得不行。很多人经常犯胃病，胃一不舒服就喝口水。但没有人叫苦，因为我们是为国家找铀矿的核地质人，大家感到很神圣，都有火焰般的热情，这股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寒冷和饥渴。
1963年，在峡江，来队探亲的谭富元爱人周友花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那时候我兼任保密员，一个不大的箱子里装的是资料。睡觉时，我把箱子放在枕头边抱着睡。周友花当时开玩笑地说：“什么宝贝！怕我偷呀。”尽管我知道她是开玩笑，但我还是回答：“不知道。”直到现在，她还时常提起这事。
时代让我们献身祖国的铀矿地质事业，理想让我们从五湖四海到三队相聚。
离与暖
我离家有3300多公里，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江西，有诸多的不习惯和不方便。同志们给了我数不清的温暖和关怀。
张海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东北老乡，至今我还总是想起他家的老二张毅穿着红肚兜来叫我上他们家吃饺子的样子。
到宜春彬江队部报到，没过多久，我被分到普查三小队，在萍乡芦溪一带工作，大家住在公社腾出来的房子，条件还行。记得小队队长是衣官田，全小队总人数38人，有地质、物探、找矿各个工种，还有管理员和炊事员各一名，其中女性就我一个。大伙对我都很好。那时候物质极为匮乏，小队分了个脸盆，同志们都说：“给小隋，她刚来，什么都没有。”
组织上还给过我补助。大家说，小隋非常朴素。那时候我家庭负担比较重，每个月40元零6角的工资大部分寄回了家里。组织上给的那60元补助让我至今难忘。
在峡江天长寺，我和倪殿英同住，她有什么吃的都要和我一块吃。有一次我们一起去驻地新干的二小队，她把我带到新干饭店，点了一条很大的鱼，请我吃。我觉得很贵，吃不完浪费，当时的服务员也说：“这么大一条鱼，你们才两个人，吃不完。”可倪殿英坚持，还一个劲儿地让我多吃。
纪慈忠把他爱人寄来的鱼块干带到山上，分给我吃，还打趣说：“不能让那些‘土匪’知道，不然就抢光了。”有一天李金成像变戏法一样，把一小盆红烧肉端到我们工作的帐篷，让我们几个吃。后来我才知道他看我天天吃蔬菜，又考虑到我的自尊，就用了这种方式。在峡江唐井工作的时候，小队书记孙玉喜是南下干部，像兄长一样关心我、保护我。
1964年，从丰城奔赴诸广山参加会战，居住的条件很差，住在当地老表养过牛的牛棚里，气味难闻。当时真是地无三尺平啊。似乎每走一步都是一个小坎。当时我怀孕5个多月，病了，是叶安桂、何友标等同志用担架一口气把我抬下山，送到公社搭乘班车到县医院看病。
互帮互助一直是我们三队的传统，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志像兄弟姐妹一样。
痛与爱
一名女地质队员，同时又是一位母亲，我没能给孩子良好的生活条件，没能给孩子应有的陪伴，甚至没能保证孩子基本的学习和就医。
由于无人照看，老大在8个月大时，被送回了东北，交给我了母亲，这一去就是三年。那时候没有电话，一封信要辗转十天左右才能送达。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可以说有钱都买不到东西，至今我都不知我母亲是怎样把我孩子喂养大的，为人女那愧疚之情，为人母那思念之痛，是我一辈子抚不平的伤痕。当时，像我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生下老二的第十九天，我们从兴国古龙岗搬到了永新三湾。为了上班不迟到，每天早上吃饭，我真恨不能把头摘下来，从脖子里把饭倒进去。每天早上上山，直到傍晚下山，这中间孩子吃不着母乳。照看孩子的我妹妹才十二岁，贪玩，常常在我下班回来看到早上给孩子煮的面条几乎原样地放着。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孩子在我妹妹的看护下，还是安全的。但当我得知3000多公里外的母亲是如何挂念她的小女儿，我对母亲的歉疚更加。
老二一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发高烧，几天不退，吃了值班医生开的药没有见效。傍晚，我发现孩子鼻两翼急促地扇动，想到家里民间的说法，这种情况很严重，我赶紧去找小队医生冯盛。冯盛正在吃晚饭，不等我说完，他立刻放下碗筷来到我家。用听诊器听了听，诊断是麻疹并发肺炎，很麻烦。冯盛马上找到领导，要了军代表的吉普车，让我们赶紧上县医院，一刻也不能再耽搁。当时有位领导说，去一个大人就够了，冯盛立刻说：“上！两个人都要去。一个人怎么顾得过来？”孩子送到医院检查后，就下了病危通知书，我拒收。我说：“你这里是人民医院，是为人民服务的。抢救不抢救是态度问题，能不能抢救回来是孩子的抵抗力问题。”可是要打金霉素，医院没有。当时心里想：“完了，孩子抱不回去了。”一位刚出差回来的医生听了情况说，我这里有一支。孩子救了回来，这一辈子我都感激冯盛和那个医生。
回想这一辈子：很遗憾，在工作上没有取得重大成绩，没有作出重要贡献；很光荣，因为青年有梦想，老年才有回忆，我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铀矿地质事业，无怨无悔；很庆幸，遇到了天南海北许许多多的朋友，志同道合，风雨同舟。
许许多多的核地质人，如我一样平凡普通，像被掩埋的坑道、被遗落的岩心不为人知，如拂过树梢的风、飘过山顶的云了无痕迹。但是，青山依旧在，我始终不后悔我所从事的工作。
（江西省地质局第九大队退休干部隋永琴）
沉甸甸的纪念章
△年轻时的彭立奎。
20世纪50年代，我国组建核地质队伍，一批有志青年，听党召唤，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而来，为了祖国的核地事业走到了一起。他们离开年迈的父母，告别新婚的妻子，隐姓埋名在深山密林、荒郊旷野，为国家寻找核原料流汗流血，有人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是1958年秋到长沙报到的，接待我的办事员不说单位名称，更不说干什么工作。几天后分我到地处江西省的下属单位，仍不告诉我单位名称和工作性质，只说去“乐安县4号信箱”，要我从长沙乘火车到江西南昌，换乘两次长途汽车，上车下车的地名告诉我，就是不告诉我目的地地名，更没有人陪同我前往。
我独自一人挑着行李，早上6时从长沙乘火车，晚上8时才到南昌。下车后人生地不熟，只好跟着下车的人群从火车站走到南昌长途汽车站，等第二天天亮买长途汽车票。乘两次长途汽车，到太阳西斜的时候，汽车在一个旷野停下来，售票员叫我下车。
下车放眼四望，远近没房屋也不见人影，往哪里走呢？好在只有一条新修的砂石路。沿着新修的砂石路走了两个多小时，天渐黑了。遇见一位放牛的老大爷，上前询问：“伯伯，去乐安4号信箱怎么走？”大爷回答：“信箱啊！寄信是吧，这里是农村，没有信箱。”经过一番交谈、解释，大爷为难地说：“要不，你爬过前面这座山，山那边有铁矿，你去问问。”
别无他法，我只能沿着凹凸不平的路，壮着胆子向山头走。心想管它铁矿还是煤矿，只要是个公家单位，我就在他们屋檐下凑合一宿。过了山，黑暗中看见一人影，又喜又怕，壮着胆子开口问。来人知道我是来参加工作的，就在夜色中陪我走了两三里泥土路，将我送到一座低矮的板拼房内，找来一人。来人自己介绍说姓毕，是组织部负责接待新来人员的。毕同志热情接待了我，帮我打水洗脸，带我到食堂找炊事员盛饭打菜，还对我说：“今晚球场放露天电影，不要买票。”我吃完饭，倒在办公室的桌上就睡着了，哪里还有精力看电影。
核地质队伍组建初期，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为了职工吃饱饭，地质队的领导就动员上中晚班的同事，利用白天休息时间采摘野菜和树上的花，路边的车前草、地角的荠菜、田头的黄花菜、山间的苦菜都采摘来吃。还上山挖葛根，加工葛粉，用葛粉和面粉包饺子充饥。用什么做馅呢？有人提出山间旷野的田鼠又大又肥，可以捕捉来，拔毛剥皮，取其肉拌野菜做馅。由于工作劳累，又吃不饱，很多职工脸黄水肿，当时误当肝炎治疗。后来证实不是肝炎，而是营养不良。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加入核地质队伍60多年了，一个放牛娃，从农村到学校，从学校到核地质队伍，退休后居住在单位集资建的楼房，过着安逸的幸福生活，时时想起曾经住“活动房”的感受。
先不说“活动房”狭窄矮小，单从它的材质来看，就不适合住人。房顶与墙壁的外层是铁皮的，虽说防水好，但冬天铁皮积霜结冰，人睡在里面冻得哆嗦发抖。夏天铁皮吸热室内如烤炉，没法在室内久坐。为什么要住它呢？因为它拼装快捷，拆解搬迁方便，适合流动的地质队，美其名曰“活动房”。曾有同学问我，你们住的“活动房”是会走路还是会跳舞。我笑而不答，给她留点念想。
除此之外就是住单位的自建房，土筑墙，草盖顶，泥土地面，微风一吹，房顶“唰唰”作响，你若仰面睡觉，稻草碎片就会掉落到你脸上，甚至落到鼻孔内。再就是租住老乡的房，那时人们都很困难，特别是山区人民，自己住房都拥挤，哪有多余的房间呢？为了支援地质队找矿，就将关过牛喂过猪的房，打扫冲洗干净，给地质队员住。有些城里来的职工，闻不了这恶臭气味，不想住，但不住，难道露天？没床没家具，地面钉四个木桩，再钉横档和长毛竹片就是床。装米装面用炸药箱，装锅碗瓢盆用炸药箱，装衣服装鞋袜用炸药箱，吃饭没地方放菜碗用炸药箱，没凳子坐还是炸药箱。这样的经历我永不忘怀。
关于出行，地质队员练就了过硬的脚板，每天上班下班步行三五里，甚至走一二十里，而且上班要带新材料，下班将旧材料扛回住地。上山下山爬坡过溪，走没有路的路。找矿员日行百八十里是常事，还要肩挑工具、衣被和干粮。
关于工作，一个字——累。每当钻机终孔迁场，十几吨钻探设备和器材要在一天搬完，安装好钻机，重新开孔。没有搬运设备，全是人抬肩扛。上高山过溪水，坡陡路窄，前面用绳索拉，后面用人推，两边还得人搀扶。工区的干部后勤人员全出动，还不够就找家属帮助，因此地质队出现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家属工”。现如今的朋友会说：“怎么不请民工呢？”朋友，这样繁重又危险的事，发生工伤事故是在所难免的，要是民工受伤了怎么办？幸运的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我们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在第一个队工作十个年头，后因兄弟队筹建机修厂，被调到另一个队。这一生仅在两个核地质队工作过，但干过地质队机电行业所有工种。在发电厂上过班，在生产现场修过设备，三进三出机修厂，最后到机关科室搞管理——当电工做钳工，开车床烧电焊，敲钣金帮翻砂，当过机修厂的质检员、安全员、生产调度员，还搞过设计和制图，在机关管理设备仪器、计量和节能。
地质队一天24小时生产，随时都有设备要维修，有耗材要加工，夜晚或周日我经常顶替休班工人干活。夜晚去机修厂修设备，去时随钻工一同前往，还不至于害怕。修好设备，一个人返回，走在山间密林内，伸手不见五指，就有点害怕了。走路脚步轻轻的，不敢惊动周围，可那束微弱的手电光，划破了林中的寂静，即使经常踩到蛇，遇到熊、狼及其他野兽，也还得胆战心惊地往回走。
为我们颁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纪念章，这是党和政府对老一辈核地质人员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老一辈核地质人员的关心。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曾经工作单位的领导、感谢一起工作的师傅和同事，是你们帮助教育我，我才能领到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
（江西省地质局第六大队退休干部彭立奎）
来源：本报消息
值班编校：龚玉磊、徐贵保
值班主任：齐菲斐
值班编委：邹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