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父亲是后勤工作的优秀组织者‖蔡阜平

父亲是后勤工作的优秀组织者

蔡阜平

我的父亲蔡长风1930年参加红军时分在红12军特务营2连。父亲回忆:在连队没有多久,上级发现自己有文化,就让在营里写标语搞宣传工作,以后又调到12军政治部工作。由于父亲办事认真主动,人长得乖巧机灵,领导交办的每一件工作都完成得很好,加上有些文化功底,算数记账不成问题。1931年5月,父亲被调到12军36师卫生处任管理员,同年12月调师供给处粮服股任股长,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军队后勤生涯。

现在看来,父亲在参军后有出色的工作成绩,在红军时期升迁算是快的。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后,将军们的礼服上都挂有三枚大的勋章,这三枚勋章分别是八一勋章、独立勋章和解放勋章,分别标志着被授勋者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功绩。殊不知每一种勋章还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每一级都标志着被授勋者在各个革命时期的职务。能授以一级八一勋章的都是上将以上军衔,父亲是获得二级八一勋章的。一般讲,1955年授衔时为中将和少部分授衔少将的人,才能获得二级八一勋章,这说明父亲在红军时期就有较高的职务。父亲对我讲过:红军长征前,自己就有骑马的资格了。战争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父亲在他著的《征途漫忆》中有较详细的描述,在这里将我所知道的予以进一步补充。

1941年,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独立旅供绐部部长蔡长风留影。

父亲讲,红军的后勤供给工作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红军初期,部队的给养主要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红军通过没收地主、豪绅、恶霸等剥削阶级的财物和粮食获得给养。第二阶段是苏区建立后,由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有统一的供给标准、供给制度,部队的给养主要依靠苏维埃政府,少量的靠部队自筹或通过战斗从敌军缴获。第三阶段是红军长征时期,由于红军完全失去了后方支援,部队长途奔袭,天天走路战斗,部队给养只出不进,后勤工作异常艰难。

长征后期,部队有没有给养,已成为所有部队有没有战斗力甚至这支部队能不能生存的头等重要问题。部队日夜兼程行军百余里,还要战斗,不可能打土豪,进行筹粮筹款工作。即便短时休整,也是先头部队有土豪可打,地主和土豪劣绅被打跑后,后续部队打不上土豪,什么都搞不到。有时候打了土豪,获得较多的粮食还带不完,而有时候一连几十天打不上土豪,就没有粮食。另外,在少数民族地区是不能打土豪的,只能在附近的村庄和寨落里买卖交换。进入西康地区后,人烟稀少,根本难以生存。要解决这些困难,是要靠极大地发挥后勤人员的聪明才智。

长征时父亲所在的一军团一师三团,全团开始长征时有两千七百多人,打过湘江还有一千多人,在当时的红军编制中也可谓是“兵强马壮”的主力团了。父亲身为该团粮服股长,很好地解决了全团的粮食、服装供给,没有让团领导操心。在团领导眼里,和友邻部队相比,父亲的后勤供给不单相对充足,而且“周到”。父亲对我讲:在行军中,有一次跟着自己的粮服股挑夫不小心摔倒,他所挑的箩筐也倾倒了,露出了在贵州缴获、专门给团领导预留的“白金龙”牌香烟,团长黄永胜见状非常不高兴,事后没有战士在跟前时,他朝自己发了很大的一顿火。红军长征时非常困难,香烟自然是稀罕物品,更不要说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白金龙”牌香烟,当时可是极高档的香烟了。

父亲是粮服股股长,很出色地完成了粮食征集和供应工作。父亲还发动群众,在团里成立了筹粮、筹款工作组。伙食以班排为单位自行解决,每人一条米袋,除伤病人员,上至团长下到士兵,人人都要背米,保持部队有三至五天的口粮。红军时期,部队有挑夫,团里的挑夫都是由父亲或团领导挑选的认为可靠的红军战士,由父亲管理。挑的担子中除文件、粮食外,重要的物品还有金子、银圆和少量烟土,这些都是“硬通货”,比钞票都管用,关键时刻可换回粮食和食盐,以保部队生存。

与老百姓交换物品是保障部队给养的重要手段,钱和物怎样交换,何时交换,对后勤人员来说这是需要智慧的。在相对富裕的贵州,要把茅台酒、火腿和烟土等,尽可能地以物换钱。进入西康后,又要尽可能地把钱换成物,变成青稞和御寒用品。一般讲,红军长征最困难的地段是过草地,但父亲回忆,他最困难的地段是爬雪山。我想,这一方面由于父亲后勤保障较好,另一方面红一方面军最先过草地,父亲所在的团又是先头部队。

现在从史料上看,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虽有好几个军团,但左冲右突,保护党中央前进的主要是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其中一军团往往是开路先锋。如果是四方面军,那么多部队几次过草地,几百里不见人烟,青稞已换光,野菜都挖尽了,怎样保障给养啊!父亲所在部队及早做了准备,不论谷类、豆类、薯类、生姜、辣椒、蓑衣、油布、棉絮,统统提前购买或以物易物解决。

进入草地第五天,父亲看到三个红军战士合盖一个破毯子因饥饿而牺牲,身边放了几个银圆和一些烟土,以示交公,留给后续人员使用。父亲讲:“过草地时虽然十分艰苦、饥饿,但他管的部队还没有到‘弹尽粮绝’和‘山穷水尽’的地步,几天还是可以喝上一点点米汤的。”但是在爬雪山时,由于劳累、寒冷和缺氧,父亲管理的几个挑夫坐下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长眠于雪山。父亲谈到这里,眼眶是红红的。

红军进入陕北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剿匪反共”并不积极,使红军有了喘息的机会。由于形势好转,红军队伍也发展壮大了不少,1936年5月,父亲已升任红一军团二师供给处处长。1937年初,师长杨得志和师政委萧华找父亲谈话,要求进一步解决红军扩大后的服装、鞋帽、药品和文化用品。陕北苏区十分贫穷,难以解决众多的军用物资,父亲决定化装到敌占区采购或进行物资交流。他多次化装成“少东家”或“商社老板”出入陕西和甘肃南部富裕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统治区。最大的一次生意做到了西安,采购的物资装满了五辆汽车,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供给处处长蔡长风(左)、副处长资风(右)甘肃省早胜镇合影。

在去西安采购前,父亲还有几次化装进城的经历,我记不清是什么地方了,只记得是一个中等城镇,当时那个地方已有电影放映。父亲完成任务回来向师首长汇报,萧华政委对父亲说:“有电影放,你看电影没有?”父亲不知道电影是什么东西,问萧华是不是同皮影戏是一回事。萧华政委听了哈哈大笑,对父亲说:“你真是个‘土包子’呀。”萧华还风趣地说:“让你老蔡当少东家、阔老板,给了你钱,给了你权,你都不会用”。还比划起手脚,说电影“神龙活现”如何好看,如何精彩。说的父亲当时也懊悔不已,心想:自己带了几个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过了好几道敌人的关卡才闯过去。同时自己又是“老板”,穿着绫罗绸缎马褂,身边还前呼后拥有众多的“伙计”,当时真应该让自己手下的“弟兄”开一开“洋荤”哟。

抗战后,父亲先后任115师教导五旅(后新四军独立旅)供给部长和滨海军区后勤部长,在陈士榘和梁兴初手下工作。我对教导五旅的“教导”二字有一些疑惑,问父亲教导五旅是不是改造伪军的“杂牌”部队?父亲讲:“不是这样的,当时的部队番号一会儿是教导五旅,一会儿是新四军独立旅,那是为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实际上,教导五旅还是编制很大,人员多,有战斗力的。抗战时,受国民党军队编制的限制,国民党只让共产党掌握两个军,即八路军和新四军。师以上编制受到限制,旅的建制,不招风,不起眼,我们可以不声张地‘偷偷’发展,旅基本上就相当于师的架子和人马”。那时,我军兵员有了长足的扩展壮大,单单115师就比国民党的两三个军的人马都多。

1943年,八路军滨海军区后勤部主要领导(坐者为政委彭显伦,左立者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黄乎,中立者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曹思明,右立者为后勤部部长蔡长风)在山东临沂合影。

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在后勤供给上始终保持了所在部队的“兵强马壮”,所属部队的服装、被褥、鞋帽供应是充足的。平均每人每年一套军衣,三年一套棉衣,每年一双布鞋和皮底布鞋。过去部队发的军装,不分大小,一律二尺半长,父亲请示了领导,不单统一了颜色,还分成大、中、小三种。从此,我军军衣就分为大中小三号。父亲还兼任当时解放区的财政科长和税务局长职务,根据军区党委指示,针对滨海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建设根据地和保障部队供应的几项基本任务:一是广开财源,活跃经济,扩大资金来源;二是发展生产,达到军需自给;三是建设军工厂;四是建设医院,培训医务人员;五是巩固兵站和交通线,保证物资和人员的前送后运工作。由于敌伪对解放区的“蚕食”和“封锁”,加上日寇的“三光政策”和疯狂扫荡,经费和物资在解放区是相当吃紧的。父亲组织生产,抓活经济,提高财政收入,有了经费一切都好解决了。通过努力,父亲所在的解放区迅速摆脱了困境,不但自给有余,还支援了兄弟部队。父亲因取得突出功绩,被授予团以上模范干部和模范党员的奖章。

当时,父亲组织发展生产和搞活贸易相当有特色。滨海军区后勤部先后建成了两个被服厂、两个制鞋厂、一个皮革制品厂、一个鞘皮厂。被服厂有好几百号人,很有规模。他们除生产外,还组织演出队、高跷队和锣鼓队,活跃解放区生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父亲留下的不多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摄于1946年的被服厂演出队和高跷队的照片。高跷队是拍的远景,有舞龙的、划旱船的、踩高跷的、打灯笼的,密密麻麻,足有百人之多,可惜把人拍得太小,看不清楚。

单单一个被服厂的演出队伍就有几百人,可见父亲领导的军工生产多么地热火朝天,十分有力地保证了部队的后勤供应。

军工方面,滨海军区后勤部也是有建树的,先后建立了1个兵工厂、2个军械修理厂,可以修理长短枪、机枪,翻造子弹,生产手榴弹和地雷。医疗卫生方面,建立了医院、医疗所、1个药厂、2个卫生训练队。办了这么多工厂,钱从哪里来?父亲主要是搞贸易,把生意做到敌占区,甚至做到上海。滨海军区位于山东青岛以南,江苏灌南以北,东临黄海,既可晒盐,也便于海货生产,海运交通便利。

当时的上海,什么货都冠以“洋”字,如“洋火”“洋布”“洋面”“洋灰”(水泥)“洋油”(煤油和柴油),所有这些“洋货”从上海搞到山东或苏北,利差极大,经商极有“油水”。更何况如医疗器械、药品、通信器材和军用物品等解放区更是急需,拿钱也买不到。经军区党委批准,父亲直接领导的海上贸易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分别在石臼所等地开了几家以地方商号为掩护,实为军区后勤部的贸易行。按市价收购棉花、花生油、豆油、皮革、花生、红枣以及鱼、虾、贝类等海干货,经筛选、包装后运往上海出售。

为收购棉花,父亲又多次亲自化装成“大老板”进入敌我之间的“拉锯区”采购。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对进出吴淞口的船只严加盘查,每一次贸易都有很大风险。好在山东人和苏北人与上海的关系较多,小商人如同“跑单帮”一样靠老乡,大商人则一般和上海的帮会或黑社会有联系。滨海军区后勤部对上海的生意有时是通过当地商人进行,有时父亲则派手下同志,通过各种关系和上海地下组织联系,装扮成“老板”“伙计”进入上海,直接控制贸易。此段史实,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曾多次采访过父亲,被拍成电影《51号兵站》,轰动全国,受到热烈欢迎。其主要情节都是真实的,父亲是其幕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片中那智勇双全的“小老大”就是父亲派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后勤干部邵酿泉、董金梁、汪滔等人的真实写照。

父亲在恶劣的战争环境里召开规模很大的劳模大会

我记得有两件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父亲开展上海贸易的情况。

20世纪60年代父亲在看一本书,书名大概是《大流氓杜月笙》。当时我问父亲,杜月笙是什么人?父亲告诉我,杜月笙是上海帮会的一个头头,是黑社会的老大。但他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人是有区别的,他有反共的一面,上海“四·一二”事变后,他跟随蒋介石杀了很多共产党人。但他也有亲共的一面,日本统治时期,他没有当汉奸,还帮我们做了些事。我那时只有十岁出头,很不理解,继续问:“黑社会的流氓怎么会帮助我们共产党呢?”父亲告诉我:“上海的‘青帮’‘红帮’这类组织,都是上海的地痞流氓,他们在各种军政势力的夹缝里生存。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当然和共产党也有联系,有我们可以利用的一面。另一点,他们是江湖上的人,讲义气,人员关系广,路子多,不论是日本人、伪军汉奸,还是地方民团土匪都有他的人。”父亲通过商人与帮会联系,并加以经济利益收买,充分利用他们的关系网。上海的“洋面”“洋布”好搞,但军用物品、医疗药品,一般商人不敢做,只有通过帮会明里暗里帮助,才能从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从上海运出吴淞口进入解放区。电影《51号兵站》中就有类似情节。父亲说,为了搞到一些急需紧俏物资,特别是军需品和药品,八路军要做些“应酬”和“孝敬”,好在滨海军区后勤部有工厂,也有贸易商行,算是有“经济实力”。父亲说解放区的商人疏通关系要出“好处费”,上海那边的商人要出“保护费”,帮会是两头赚钱,所以他们才铤而走险,敢做日本人严厉封锁的贸易。

另一件事也和父亲当时的“生意”有关。“文革”中北京有一位大学老师,其父亲是旧上海的一个民族资本家,曾和八路军做过贸易,帮助过我们。新中国成立后这位老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公私合营后先是被没收了财产,后被打成反动资本家,“文革”后全家被赶到新疆劳改,老先生还被关进了监狱。由于早年和他联系的地下工作者已找不到了,但他知道这个地下工作者是蔡长风手下的人,在他眼里,蔡长风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后勤搞贸易的“大人物”。“文革”中他打听到父亲在海军工作,便让他儿子找到我的父亲,申述他的遭遇。这位老师我记得姓王,为其父亲的事常到我家来,父亲都热情地招待他,还留他在家里吃饭。父亲仔细听了这个老师反映的情况,根据自己的回忆,认为做生意大部分情节是真实的,给出了一些证明材料并将这位老师父亲的申诉材料转有关部门。至于这个老先生本人,父亲说他并没有见过此人,就如同下级往往认识上级,但上级往往不知道下级一样。再说,父亲幕后策划的生意太多了,不是一笔、二笔。交代任务后,下级具体去办就是了,至于怎样办,找谁办,只有具体操办的当事者清楚。打入上海做生意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后勤干部,为了保密,都是采用假名和假身份,头绪实在太多,又是多级单线联系,现在查找实在是困难。

解放战争初期,1947年1月成立华东野战军,父亲任华东野战军供给部部长。当时华东野战军有16个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相当于17个军的兵力,供给保障工作异常繁重。父亲出色的后勤保障工作,特别在淮海战役中组织物资筹集和调运,如同电影《南征北战》《红日》和《车轮滚滚》里反映的一样,有力地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父亲曾代表华东野战军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还同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在一桌吃过饭。

1947年1月,山东临沂沂河东岸的前河湾村,组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蔡长风任华野供给部部长。

1993年,父亲最后一次去青岛疗养。父亲突然提出想从青岛经石臼所、临沂、徐州、连云港走一趟,是我陪父亲去的。当时我很不理解,在青岛疗养好好的,7月底8月初,天气非常热,花三四天时间去鲁南和苏北干什么呢?路上我才明白了父亲是想再看看淮海战役的旧址和走一走他曾经工作过的滨海军区。

父亲一路同我讲什么地方进行过什么战斗,什么地方有一个什么商号,什么地方他组织过贸易活动,甚至什么地方当时有电,可以办工厂,生产什么东西,如数家珍。由于这次去鲁南和苏北是哥哥蔡和平通过个人关系给父亲提供的车辆,经费也是有限的,否则父亲一定会跑得更远。当时父亲已83岁高龄,回忆起四五十年前的往事,感慨万分。

父亲是一个活地图,附近的村庄和路线都记得很清楚。一路上,父亲一会儿要司机往东,走小路开30公里,一会儿又调头向西开40公里。去时父亲往往是兴奋的,他不知疲劳,满怀希望想故地重游。但到目的地后,往往当时的旧址早已面目全非或当地老乡对过去的往事一问三不知,而不得不懊丧地返回。事情无独有偶,2007年,我遇见陈士榘老将军的三儿子陈人俊,他也带他的母亲范淑琴阿姨从北京出发,开着他普通的“奇瑞”牌汽车,车里带上枕头棉被,一直把车开到连云港,在赣榆县也重游了滨海军区司令部旧址。他们这一代人对过去战斗过的地方是非常怀念的。

父亲办事干练、可靠,想问题周全、细致,有胆识,有见解,工作主意多、点子妙,是不可多得的后勤好干部,凡同父亲一同工作过的老上级和战友都有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野老领导陈毅由华东调中央任外交部长,当时驻苏联使馆需配商务参赞,他认为父亲搞经贸工作有经验,想要父亲去。但是,一方面军方不想放人,另一方面只能带夫人到职,不能带孩子,父亲感到子女都太小无人照料,就推辞了。

1967年,梁兴初由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调成都军区任司令员,他想要父亲去成都军区任副司令兼后勤部长。他与军区政委张国华商量,张国华也是江西人,红军长征时也是红一军团的,对父亲也了解,表示同意。成都军区党委把意见报到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欣然同意,表示人选得不错。事情反映到海军,李作鹏讲了一句:老蔡还是可以在海军发展嘛,为什么非要调到陆军,事情就被卡住了。梁兴初同父亲讲,你疏通疏通,给他一个台阶下,自己就过去了。父亲当时对李作鹏这个江西老表、吉安同乡,在“文革”中“跳”得太高看不惯,认为他一个中将不但打倒了上将苏振华海军政委,还抢了大将萧劲光海军司令员的权,不可一世,太张扬,太过分。父亲一生清高,万事不求人,何况这是为当官求人,有悖父亲做人要正直、廉洁的基本原则,坚决不同意为此事活动。

类似要父亲“出山”再抓后勤的事还有许多,如打倒“四人帮”后,不少老干部恢复了工作,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的唐亮,在抗战时是滨海军区政委,是父亲的老上级,对父亲也非常了解。他几次找父亲谈,想把父亲调到他手下,当他的副手任副院长,主抓院务和后勤工作。父亲回答,我年纪已大,不想再工作了。当时总部的三大学院都是大军区级,唐亮继续劝父亲说:“院校架子大,是大军区级,所配干部职位高,工作并不繁忙。”并讲:“你老蔡资历这么深,在海军副军职位上干了几十年,来我这里,工作环境变了,不图职务变动,至少心情也可以舒畅一些吧。”但父亲早已看淡了功名俸禄,更不计较职务和权力,他不想在是是非非中度过余生。他谢绝领导的好意,劝他不要再策划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