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老师讲历史
宜昌战役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令将贺龙所部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委贺龙为师长，脱离第九军的指挥，负责对鄂西地区的警备。贺龙以主力驻防宜昌，将一些收编的部队分驻在松滋、公安等县。
大的战役已暂告停止，贺龙腾出时间来整顿骤然扩编而成分复杂的队伍。他一如既往，十分强调军纪，尤其强调对民众的态度。当贺龙发现新编独立第一旅涂振亚部驻守公安有不法行为危害乡民，立即下令将该部编制撤销，宣布解散回乡。松滋县长不遵法纪，肆意弄权，强行筹款，被撤职查办。独立第二旅彭斌部违纪严重，被贺龙下令全旅解散。
贺龙并通电声明：“查新编之独一、二旅官兵不纯，违犯军纪常有发生，业经派员将两旅完全解散，所有该旅名义取消，其佩戴符号作废，特通令知照，以防假冒。”
贺龙整顿所部，关怀民众，深得民心，却遭到其他驻军中的敌视。此时，鄂西驻军多而复杂，建制多，各有体系，各自称霸。第八军第一师师长何键对贺龙敌视最甚，不断唆使部下向贺龙所部挑衅。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多次拉拢贺龙未遂，积恨颇久，也多次对贺龙及其所部进行重伤。
这些人勾结大地主、大商人到武汉诬告贺龙，而国民党中央的右派势力也企图借此机会解散贺龙的部队。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逐渐深化，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制造反共事端的局面下，右派势力是很难容忍有贺龙这样一个亲共的左派将领和一支有战斗力的左派武装的。因此，从上到下的右派势力一齐向贺龙压了过来。
1927年1月，由广州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派中央委员吴玉章率代表团来宜昌调查并处理此事。吴玉章在他撰写的回忆录中关于查处此事的情况，有如下的记述：“我们到宜昌一看，装备精良的何键第一师，和兵员众多的王天培军已剑拔弩张，做好战斗准备，就要向贺龙民军开火。民军处在枪少人少的不利地位。何键和那些地主、商人天天到我跟前嘀咕，他们痴心指望我同意他们消灭民军的反动计划。我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把贺龙同志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革命中心，以避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吃掉。”
身兼国共双重党员身份的吴玉章所作出的措施，使贺龙对共产党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感受。由于贺龙和他所统率的部队有相当程度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才使国民党右派势力及其武装对它极其仇视，力求将其消灭而后快，而对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力量来说，自是对它很为重视，力求保存下来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927年春，贺龙率独立十五师移驻鄂城、黄冈，师部设在汉口。一天，贺龙偕陈图南、贺锦斋、刘达五等游览武汉市容。处在革命高潮中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武汉，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氛。贺龙深有感触地说：“这才叫扬眉吐气，北伐军一到，老百姓就起来了，要求收回英租界。共产党鼓动民众是很有办法的。英国人那么凶，还是给撵跑了。共产党有办法，中国人有骨气！”
陈图南说：“云卿兄，看来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
贺龙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左？如果这也叫左，那我早就左了，当年，我就拦截扣押过日本帝国主义运送军火的轮船，你不也是赞成的吗？”
陈图南说：“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莫看武汉三镇表面上很平静，政治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部队里有些事也值得注意呢！”
贺龙说：“我心里有数的。”
当天晚上，贺锦斋对刘达五说：“陈参谋上午的话，是指周逸群说的。周逸群在师里边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他很不自在，老在常哥(即贺龙)面前说周的坏话，常哥没理他。我看这个人两面三刀，心术不正。”
贺龙的政治态度鲜明，与周逸群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关部队的工作，许多都按共产党的建议去做。周逸群在贺龙支持下，在部队里安排了政治工作人员，从营连军官和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加之政治讲习所培育了一批具有相当政治素养的军官，使贺龙所部成为共产党倚重的武装力量。
正因为如此，陈图南与周逸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陈图南利用久随贺龙、资格老为资本，以私人和家族关系联络了师参谋长陈淑元、手枪队长陈佑卿、机枪营长陈策勋等组成了一股反动力量。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先生(指周逸群)来了，老板(指贺龙)把我们卖了”，“老板六神无主，先生当家作主”等等。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要把贺龙及其武装引向何处去，这是当时国民党、北伐军内左右两派斗争在贺龙部队中的反映。
1927年春节来到了。许多年来，戎马倥偬，贺龙难得有机会与家人团聚一起过上个春节。这年，恰巧贺家都在武汉，又是北伐战争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人们心情欢畅，贺龙在汉口辅堂里公寓与家人族人一起共度除夕。大姐贺英，小妹满姑带着侄儿侄女、甥儿甥女，贺龙的妻子、女儿，加上部队里的族人贺锦斋、贺桂如、贺于臣等共有100多人，欢聚一堂，贺龙还特意把周逸群也接来吃团圆年饭。在满堂欢声笑语中，贺龙脸色凝重地问副官贺植卿：“那几家孤儿寡母怎么安排的？”
贺植卿说：“妥帖啰！王副师长、穆团长、查教育长、陈主任各家每处100元，派人送去了。对伤病号也有慰问金和慰问品，也都分发到人了。”
周逸群感慨地说：“你们贺家为北伐出了不少力，贡献出不少生命。贺敦武旅长是一员虎将，牺牲得太早了！欢度除夕，云卿不忘抚恤遗孤，很令人感动啊！”
贺龙说：“将心比心嘛！”
实际上，贺龙所部驻守鄂城、黄冈一带以来，贺龙一如既往，军纪严明。汉口《民国日报》曾刊登一篇以《独立十五师军纪可风》为题的公启：“独立十五师自去腊开往黄冈县属之阳逻镇驻扎，军纪森严，对于各商店买卖颇见公平。今岁正月，师部及各团开往鄂城，唯第五团仍留逻驻防，其军亦如旧日。迫后日久，给养不无难于接济之虞，遂至欠有各商店及商民协会借款，共计一千数百元之多。
后因奉命移防鄂城，时甚急卒，而给养又未领到，所有逻镇欠款，均未清偿。而师长贺龙，为体恤商民起见，在鄂城面谕师部参谋马钟岳往逻清理。该师开至刘家庙，马参谋因公务纷繁，无暇及此。贺师长复派五团指导员刘文及干事杨荫往逻切实清理。不独商民协会借款偿还，及各商店之帐项无论有无执据，凡查有头绪者，亦如数交清。此皆将兵所难能，而贺师长竟不遗余力为之。其将兵有方，纪律严明，诚可为军官之模范欤！阳逻市商民协会公启。”
鄂城西山有一座庙宇，贺龙在鄂城驻扎时曾来古刹一游。据寺庙老法师融广、惠明回忆：贺师长是弥罗大师的老施主。他在军事之余，喜欢游览这里的名胜古迹，常与师兄大师摆龙门阵。贺师长爱吃素菜，也爱吃鄂城特产东坡饼，本寺的东坡饼又是鄂城最出名的。那一两年农运发展，也兴打菩萨拆寺庙，没人敢拦哪。
有一次，黄州来了一帮人手拿棍棒刀矛要打寺内菩萨。阿弥陀佛，真是菩萨显灵、菩萨保佑，贺师长恰恰在本寺和师兄大师谈佛道经，他一见来人气势汹汹，就站起来严厉制止了，他老人家说：菩萨我不信，但古迹不能毁。打了菩萨毁了庙，没得了一处名胜古迹。鄂城人又吃不到东坡饼，谁负责？有贺师长讲话，这座古刹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啊！
正当贺龙移师拱卫武汉，北伐形势相当有利的时候，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1927年1月下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密令唐生智处决北伐军左翼总司令袁祖铭，罪名是：屯据湘西，拉兵派款，封官委吏，扰乱后方。接着，2月6日，唐生智手持蒋介石的命令：“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统率无力，着即免职，交唐总指挥查办。”派人逮捕了北伐军左翼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彭汉章，原有九军各师，都“直属总司令统率”。彭汉章从鄂西被押到湖南囚禁，一年后处决。
彭汉章被铺、袁祖铭被杀，使驻守宜昌的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惊恐万分，甚有唇亡齿寒之感。因为由川黔出师的北伐军左翼部队的总司令、总指挥一死一囚，两个军被消灭了一半，原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所部已改番号为独立第十五师，脱离了左翼军建制和指挥，只剩下王天培一个军，当然使王天培惶惶然不可终日。除了发电报“电请中央政府，严惩常德事变之主谋”外，王一筹莫展。不久，经蒋介石派人拉拢，王天培率第十军脱离在武汉的国民政府投靠了蒋介石；后蒋介石以作战不力为名，又将王天培处决。原第九军第二师也被改编为第二十六师，属第十一军序列，仍由杨其昌任师长。
在这前后，武汉的国民政府对原中路北伐军进行了扩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编为两个军，即以原第四军第十二师为基础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升任军长，黄琪翔升任副军长，辖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以原第四军第十师为基础，扩编为第十一军，以陈铭枢为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辖第十师、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六师。第二十四师由叶挺指挥的独立团扩编而成，叶挺先后任副师长、师长。
贺龙所部独立第十五师实际上由第四军指挥，奉命驻防鄂城一带，并且也进行了整编。贺龙所部原有步兵3个旅共9个团，骑兵、炮兵、警卫各1个团，共12个团两万余人。而这次整编依上级命令须裁减7个团并撤销旅的建制。这样一来，就编余了3个旅长、6个团长及一大批营连军官，大批官兵要遣散。贺龙只好将一些军官降职留用，劝说一些老部下返乡组织民军以待时变。
贺龙劝说他的三姐失、与贺龙一起共事多年的原第一旅旅长谷青云还乡组织农军；又将警卫团团长贺桂如，当年一起赶过马帮的挚友、原第八团团长刘玉珊，在云南讲武堂深造过的堂侄、卓有战功的原三团团长贺诗伯等降职为营长。整编的结果，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辖5个团，3个直属营，兵力1.1万余人。在北伐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有的部队扩编，有的部队遣散，把战功卓著的贺龙所部裁减逾半，其中奥妙，贺龙心里不是不清楚，他明白地认识到左右两派力量的斗争不仅在本师内部存在，在更高领导层中也存在，而且直接波及自己和所在的部队。不看是非功过，以嫡系非嫡系、亲疏关系来排除异己，这不能不让贺龙进一步深思。
贺龙所部虽然被裁减过半，然而它的力量及作战能力仍旧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反动势力对付这支部队的种种手段和花样也就纷纷出现了。1927年3月初，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密派其秘书长李仲公等来武汉，企图策动一些将领拥护蒋介石，反对当时还以左派而貌出现的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并且拉拢能够被策反的将领和部队与蒋介石一起反共。驻武汉的贺龙的秘书长严仁珊获悉李仲公来汉的背景和企图之后，即电告正在巡视部队的贺龙“数日内不必返汉”。
贺龙接到电报后，认为其中必有文章，不能躲避，即于3月12日回到汉口。这天正巧是农历二月初九，贺龙31岁生日。贺龙回到家中，亲友们正在欢聚，周逸群在座。周逸群对贺龙说：“明天你会碰上一位客人，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他带了好多钱来。”贺龙问：“他来搞什么鬼名堂？”
周逸群说：“像是专门来运动军队的。”
贺龙说：“那你就莫操心了，那些说客，我见得多了，有的是办法对付哩。”
贺英也感到武汉形势变幻莫测，她对贺龙说：“跟大官们打交道要提高警惕。”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在汉口，大姐就告诉我：‘你跟那些国民党搞在一起靠不住。’当时，她就要买枪。”
贺英也确实买了枪，秘密运回家乡，在桑植保留了一批武器。后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了作用。
3月13日，独立第十五师参谋长陈淑元赶来向贺龙报告：武汉驻军都要建立国民党党部。唐生智总指挥对贺龙很器重，请贺龙以师长身份担任师党部委员。贺龙表示：唐总指挥对我很好，因为我们两战鄂西，为武汉解了围。可那个国民党，我还是不想加入。他后来说：“我自从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从没有转过国民党，也没有填过证明书，怎么会当起国民党师党部委员来了？可见国民党组织一向是如何马马虎虎的。”。
蒋介石的秘书长在3月14日拜访了贺龙，这是第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李仲公很热情，对贺龙的功绩和威望推崇备至，贺龙也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15日，李仲公宴请在汉口的原西南各省的将领。宴会上，李仲公透露了蒋介石的意图，并约请贺龙当晚到贺的秘书长严仁珊家里打牌谈心。所谓谈心，贺龙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当晚，待李仲公来到严仁珊家后，贺龙即将他拘捕押送到唐生智的总指挥部。
后来，由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出面作保，唐生智把他释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