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伟（1873—1927），字俊儒，号巽初，清同治十二年（1873）出生于嘉定方泰黄墙朱氏医学世家，朱成璈（阆仙）之子，为黄墙第六世医者，擅内外科，博览群书，医理造诣深厚。
薪火相传，师徒疗愈湿温病
在近代名医张山雷所著的《张山雷医学丛书·古今医案平议》中，记述了朱维伟三十多岁时遭遇过一次严重的湿温病，其父朱阆仙与徒弟张山雷、儿子朱维伟同抗湿温病。朱阆仙亲自主导治疗，张山雷密切配合，运用家学智慧，精准施治，历经十余日，成功化痰清热，令病情显著好转：“犹记乙已（1905）仲秋，业师朱阆仙长郎巽初……在嘉城外家患湿温病，其势颇剧，阆师间日进城诊视，且命寿颐参酌，逐日辨证改方。旬日之后，身热始退，而喉间及两腮内，皮色尽成白膜，不痛不腐，但觉梗阻。舌苔尚腻，并不燥渴……”
《张山雷医学丛书·古今医案平议》
1905年中秋期间，朱阆仙的长子朱维伟在嘉定的岳父家中患上了严重的湿温病。作为父亲的朱阆仙，每隔一日都会进城探视，并指导徒弟张山雷依据其病情演变，精准施治。经过约十天时间，朱维伟的体温才开始下降，然而病情转为咽喉及两颊肌肤呈现白色膜状物，虽无痛无腐，却带来阻塞不适感，且伴有腻苔和无口渴等症状。朱阆仙和张山雷凭借丰富的医学经验，洞察病因，认定这是痰热互结所致，因而采用化痰清热的治疗策略，选用瓜蒌皮、象贝、连翘等多种药材，灵活调整治疗方案，以应对病情变化。经过四五天精心调理，白色膜状物如同豆腐皮般自然剥落，朱维伟由此病情大为好转，最终痊愈。
这段记述生动展现了朱氏家族深厚的医学底蕴与精湛的诊疗技艺，以及对待复杂病情时的灵活施治。
精准辨证，病笃下的生死逆转
庚申年（1920），朱维伟与张山雷合作诊治李憩棠母亲，将疑似风热感冒的症状精准诊断为老年真元不摄、虚阳挟痰浊上冒，采用潜阳纳气、化痰开泄之法治疗，并在病情变化时果断采取独参汤急救，最终成功治愈李母，整个过程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
这年正月，李憩棠的母亲年届73岁，平素体质健壮，身材魁梧。忽然有一天，她视物模糊，身体乏力，很快便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且略有低热，伴有频咳、痰液黏稠。李憩棠紧急邀请张山雷前往为其母诊病。
张山雷发现李憩棠母亲脉搏跳动杂乱无章，虽然思维尚清晰，但是言毕后就会闭眼熟睡，且咳嗽不断。再查看其舌苔，发现其色白而厚腻，老人也反映胸部不太舒服，手摸脚踝部位有微温现象。从表面症状看，似乎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咳嗽，但结合脉象和神态分析，张山雷断定这是老年人真元不固，虚弱的阳气夹带痰湿上扰脑部，即中医所谓的“内风类中”，有可能会出现神志昏迷甚至突然衰竭。
李憩棠猜测可能是新近感受风邪，希望吃点药稍稍疏解，应该就能恢复。但张山雷认为，这并非一般的外感风寒，开具了一副潜降浮阳、清化痰浊、收敛神气的大剂量处方。张山雷还特别叮嘱李憩棠，此类病症变化多端，加之老人年事已高，一定要小心护理。李憩棠听后，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去黄墙邨，请朱维伟来沪协助诊疗。
次日，老人睡眠状况有所改善，精神状态较好，但脉象依然不清晰，于是张山雷调整药方。第三天午后，朱维伟抵达，与张山雷一同为老人诊脉，发现脉搏确实跳动极其不规律，并带有歇止迹象，与初诊时有所不同。咳嗽痰多的症状依旧，但舌苔稍微变薄，仍然白腻，好在老人的精神状态相比之前好了许多，只感觉身体乏力疲软。
于是两人共同讨论病情，一致认为对于如此高龄且出现这种脉象的病人而言，预后通常较为凶险，虽然痰多苔腻，常规情况下不宜峻补，但考虑到病情瞬息万变、刻不容缓，唯有服用大剂量独参汤或许还能带来一线生机，即使服药后不幸离世，至少也是尽人事听天命。朱维伟权衡利弊后主张使用吉林老山参须一两，熬制成浓汁饮用，并另外配制一方专门用于化痰肃肺、清理脾胃的药剂，两方双管齐下。
当天晚上，老人的睡眠质量显著提高，咳嗽也有所减轻。第二天一早，诊治后发现其脉象逐渐恢复正常，各项不适症状都有所缓解。接着连续三天分别使用人参须和其他煎煮的药方。到第三天，脉象完全回归正常，咳嗽停止，舌苔得以化解，胸部舒畅，脾胃功能恢复，之前的所有病症都消失了。接下来连续服用了几两别直参后，老人终于康复。
临证析疑，精准捕捉本质问题
丁巳年（1917）冬，居住在嘉定方泰镇的某典当行经理朱某，在年已古稀之时偶感身体不适，但并未出现典型的感冒症状，如寒热交作或神志不清，只是精神倦怠、情绪低落。持续一天没有食欲后，他请了本地的医生前来诊治。遗憾的是，当时的记载并未提及初次诊断时的脉象情况，医生误以为是普通感冒，于是给予了一些针对表证的药物。
然而在服药后，朱某症状急转直下，出现了突发高热、神志模糊及面赤唇红等症状。随后，家属请来朱维伟。朱维伟发现，朱某脉象紊乱无序，重按时呈现空豁状态，判断朱某是因为老年体虚、元阴耗竭，导致孤阳上浮，之前的药物进一步激发了阳气的上越，根基已失。
朱维伟迅速开出了一剂潜阳摄纳的大方，意图将上越的阳气收敛回内，稳定病情，然而为时已晚，患者服用后仍未见好转。朱维伟认为，朱某的病情已经危重，无法挽回，便拒绝继续治疗。两天后，朱某不幸去世。
这个病例深刻地揭示了在老年患者群体中实施精准辨证施治的重要性。朱某的病情发展过程中，初期的误诊正是忽略了其老年体虚的本质特点，未能准确把握病机，从而导致治疗方向错误，病情加速恶化。朱维伟在接手治疗后，凭借深厚的中医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敏锐捕捉到了朱某病情表象背后隐藏的实质问题，并果断开出大剂方药，力求调和阴阳，稳定病情，尽管最终未能逆转乾坤，但这无疑展现了朱维伟精湛的医术和严谨的诊疗态度，以及能根据脉象变化识别和把握病情动态变化的不凡医技。
创办医校，开中医教育之先河
民国三年（1914），朱维伟与其父朱阆仙选址黄墙朱氏家塾，共同创建黄墙中医专门学校，委托朱阆仙门生张山雷拟订教学规划，编纂讲义并执教，开创本县中医办学之先河，吸引四方学员达七八十人，盛况空前。该校为本县乃至太仓、昆山、宝山等县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
位于安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黄墙朱氏医学文化馆
1990年，被认定为全国首批拥有独特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的百名名老中医之一的金起凤教授，15岁时拜师于嘉定黄墙名医朱咏豳先生门下学习中医，在他抄录的嘉定名医戴思伦的一篇文章中，间接提及朱维伟的卓越医术和高尚医德。文章赞誉朱阆仙与朱维伟办学兴教，其德行和影响力超越了一地一域，对整个医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回忆了自己有幸在此学习，并得到朱维伟临床指导的场景，同时表达了期望将来能够学以致用，传承和发扬这一医学渊源的美好愿望。文中特别提到朱维伟秉承家族传承，医术高超，深受当地民众敬仰，更因其热心公益，广布医德，与其父朱阆仙于甲寅年创办医药学校，将自家医术公之于众，造福一方，备受推崇：“盖先生之德泽广施天下，奚止一乡一邑哉，殆所谓医界之山斗者欤！至于校中课程规则由自定，更命贤郎巽初姊丈及舅氏张君山雷任编辑讲义。张山雷氏本先生门下士也。斯时鄙人亦学道其间，是年适在正科，三年照章派入诊疗所，随巽君临证。巽初君本博学之士，承上人之家学，经廿余年之临证，所治诸证罔不获效，声名噪起一时，亦人之所倾心者也……然寝馈此中，倏经数载，既聆姻伯趋庭之诲，复承巽兄指导之诚。他日若能学成致用，以广门墙之渊源，则鄙人之所深愿也，特恐未能耳。”
然而两年后的1916年，朱阆仙去世，学校也就此停办。尽管如此，黄墙中医专门学校却是公认的我国最早开展中医教育和采用函授教学方式的学校之一。朱阆仙、朱维伟父子创中医学校教育之先河，对我国近代中医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通过创办这所学校，他们不仅传承了朱氏中医的学术思想和技术，更为广大中医爱好者和从业者提供了系统学习和提升专业水平的机会，奠定了中医教育现代化的基础。
迁徙沪上，于战火中行医
民国十三年（1924），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兵刃相接，史称江浙战争或齐卢战争。战争历时四十余天，祸及嘉定全境，给嘉定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全县死难约4000人，流离失所者达10万余人，毁房2082间，大牲畜死亡1335头（只），经济损失达66.60万余元。嘉定城内自战事发生起，军队结伙打劫，店铺停业十之八九。10月22日，镇上红十字会收容乡间难民6000余人，24日达8000余人，大批难民逃沪，露宿街头。
《申报》刊登的朱维伟门诊信息
在硝烟四起、生灵涂炭之时，朱维伟不得不离开故乡嘉定，寓居上海，并在战火纷飞时坚持开业行医、救死扶伤。1924年9月14日，《申报》首次发布黄墙世医朱维伟的门诊信息，诊所位于当时的盆汤弄桥北泰安里5弄366号，标明每日下午2点至5点对外接诊：“黄墙世医朱巽初老先生世精内外兼长女科行道四十年苏沪之求诊者接踵而来今因江浙风云暂寓上海盆汤弄桥北泰安里五弄三百六十六号恐病家未知徒劳往返特此通告门诊下午二点至五点。”
1925年5月25日，《申报》最后一次刊登朱维伟的门诊信息，较之上年，开诊时间提早到下午1点起至4点半：“黄墙世医朱巽初老先生到申以来治愈内外险症甚多今来诊者日众故特将开诊时提早下午一点起四点半出诊寓盆汤弄桥北泰安里五弄三百六十六號由。”
盆汤弄地处现今黄浦区的中部偏北，泛指南京东路至苏州河边的山西南路两侧。一百多年前，英租界最早的浴室就设在这条路上，如有名的畅园、沦园、瀛园等，因此这条路被称作盆汤弄。20世纪20年代左右，盆汤弄商业兴盛，菜馆、点心店林立，黄墙中医传人朱维伟、戴石农等先后在此坐堂问诊。从1924年至1925年，《申报》刊登朱维伟门诊信息共计41次。
朱维伟在沪上行医时，于疑难杂症多有涉猎，他勤加研究并诉诸笔端，与业界同仁分享交流。1926年1月19日，他在《新闻报》发表《答奇怪病之研究》一文：“昨阅‘快活林’内载有奇怪病症一则，此名虱瘤。见沈岷源《奇证汇》中。系湿热之邪，酝酿蒸变而成。在皮肤之内，肌肉之外，故无痛苦，亦无脓血。余临症三十余年，亦仅一见。惟高起之处，色白异常。用刀轻开此皮，出白虱无算。贴以膏药，旬日而愈。凡皮里作痒或高起，或起白痕，皆其症也。”
文中所描述的“虱瘤”是一种罕见的病症，朱维伟行医三十余年也仅过一例，而他能通过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对古代浩如烟海的医学文献的研究，对该病进行探讨和总结，体现了他深厚的医学功底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文章不仅为当时的同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信息，也为后人研究类似病症提供了历史资料。
遗憾的是，朱维伟在上海行医的时间并不长。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大背景下，民国16年（1927），朱维伟积劳成疾，因病去世，享年54岁。
撰稿：陈文华
编辑：刘静娴、金余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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