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我党的革命事业顿时陷入了低谷。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很多共产党人被反动派逮捕。在山西太原，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关进了山西省第一监狱和陆军监狱。在被关押的人中，不仅有山西党组织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甚至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王若飞等。
山西省第一监狱号称“模范监狱”，是阎锡山在山西省内规模最大缉拿犯人最多的一座人间地狱。全监分为东、西两监，西监由“安”、“静”、“守”、“法”、“特”、“妇女”、“幼年”七监组成。东监又分为南、北两监，南监设有“斋”、“庄”、“中”、“正”、“和”、“平”六监；北监设有“温”“良”“恭”“俭”“让”五监。另外，还设有若干犯人工场。
1928年后半年，被关押在这里的政治犯，经过组织串联，建立了狱中“陶源支部”。而今天要介绍的就是陶源支部里的两位重要角色--王达成、郭洪涛。陶源支部是个所有政治犯的组织，当时实行共产主义，即吃饭平分，互助友爱，在难友中增进团结，增进相互了解，建立革命的情谊。通过这些活动，在不长时间内，很快就把一批政治犯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当时王达成任书记，郭洪涛、袁致和任支部委员。
1929年3月间，在陶源支部的领导下，政治犯在狱中首次进行了绝食斗争。绝食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敌人把政治犯和普通犯实行了隔离，政治犯为了能到普通犯中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争取团结教育工作，提出和普通犯一块下工场做工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个别反动看守对犯人百般虐待，动不动就殴打，激起了政治犯的公愤。对此，向监狱当局提出三项清愿要求:(一)要求改善伙食，(二)要求能同探监的亲友会面，(三)要求看书看报。并推选张勋、郭洪涛、赵秉彝、郭挺一等四人为代表，同监狱当局进行交涉。
在交涉过程中，代表们刚把问题提出来，典狱长许伯华就暴跳如雷，把桌子一拍说:“你们都是犯人，有何权利敢提这些要求!”郭洪涛说:“我们提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这些人其实并非犯有什么法，我们只是和蒋、阎两先生之间有政见上的不同，狱方不应该对我们这样苛待！”许伯华一听，就火了，遂下令将郭洪涛钉上加重脚镣关在了处分监里。
政治犯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实行了绝食。同时，设法向社会各报馆投稿，争取登报，引起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绝食坚持到第五天时，《大公报》刊登了政治犯绝食的消息，监狱当局慌了手脚，被迫做了让步。以后伙食有了些改善，可以公开阅读一些书报，还允许与亲友通信和定期到狱中探望。
王达成
狱中支部成立后，经过一段活动，不但团结了一大批政治犯和普通犯，而且还在普通犯中进行了建党工作。经过考察，先后被接收入党的有高占胜、胡海江、王文良、郝鼎州等人。严刑拷打压不倒共产党人，精神上的折磨同样也动摇不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在王达成、郭洪涛的带领下，成立了“绝食斗争委员会”。
委员会下设纠察组，宣传组，互助组，每个监房还编为一个斗争小组。王若飞对大家说:“绝食斗争是在监狱中进行合法斗争的一种手段，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斗争到底。不管敌人施展什么花招，威胁也好，利诱也好，决不动摇，这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当然“斗争要讲究策略，要懂得斗争艺术，要抓住敌人的弱点，进行说理斗争，不要蛮干，要防止人钻我们的空子。因此，要有坚强的组织纪律，只有这样，オ能避免失败的危险。”接着，一场以要求改善伙食，要求去掉脚镣，要求阅读书报等三项条件为主要内容的绝食斗争，在陆军监狱就展开了。
郭洪涛
政治犯集体绝食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极度恐慌。他们一方面增加岗哨，严防政治犯与普通犯接触，另一方面，又在普通犯中散布谣言，说绝食是假的，明里绝食，暗中偷吃东西。典狱长王秉麟还亲自带领看守班长进牢房，进行搜査，结果一无所获。
斗争胜利后不久，西安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行联共抗日，对蒋介石实行了兵谏。大家看到这则消息后，顿时沸腾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十年内战暂告结束，团结抗日的局面正在形成。在山西，阎锡山为了自身的利益，接受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对所有在押政治犯，经过“训导院过渡后，全部释放。我党为了团结阎锡山共同抗日，在这一题上也作了必要的让步。为了营同志们及早出狱，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在“牺盟会”工作的薄一波，分别到山西第一监狱和陆军监狱转达了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党的决定。一九三七年四月，山西第一监狱和陆军监狱的全体政治犯被送往“训导院”。之后，随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都获得了自由，奔向了艰苦的革命历程。
出狱后，1936年，王达成跟随毛泽东转战晋西南，后成为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建国后，1954年11月，王达成担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缓和了当时因棉花不足而造成人民“穿衣难”的矛盾，为我国人工纤维的大量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织工业开创者。
而郭洪涛出狱后，成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建国后，他又投身祖国交通事业，任铁道部副部长，向中央提出了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方面的形势，发展规划和五项政策措施建议，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重视，成为了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