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1日，U-2来袭再次被我地导部队击落。这次跟大陆地空导弹部队斗法的U-2飞机飞行员叫叶常棣。
一、最危险的航线，可能就成为最安全的航线
驻台美军顾问策划的前三次对我西北核设施基地的侦察，或在侦察目标附近，或在飞往侦察目标的航程途中，都遇到了我地空导弹的拦截。虽然靠着飞机上新装备的“第12系统”的预警—一次飞了个“∞”字，一次飞了个“u”字，一次飞了个“S"—都化险为夷，但也因飞行员躲避地空导弹的打击，有的没有敢靠近侦察目标，有的因改变了航线，偏离侦察目标太远，最终未得到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尽管如此，他们在分析大陆地空导弹部队的战术以后，还是在蛛丝马迹中发现：我党为数不多的地空导弹，并不是像先前所分析的那样都部署在核设施的目标周围不动。而是时而在北，时而向南，此时在东，彼时在西，变化无常。用的是游击战。
他们认为，9月25日设在西安地区的至少三个地空导弹营，肯定认为自己早已暴露，也早已转换了阵地，是不会仍然待在西安守株待兔的。而西安是U-2飞机从海岸线，大陆侦察西北我党核设施的中间地带。从温州湾登陆，经武汉、西安、兰州这是U-2飞机飞得最多的一条航线。从理论上讲，飞得最多的，也是我党最注意的，应该是最危险的。然而，既然判断西安地区没有地空导弹了，这条航线的其他点上有导弹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于是可以认为：最危险的航线，可能就成为最安全的航线。
于是他们决定“将计就计”，选择一条已经设过伏但是并未奏效的熟路。
这次飞行侦察的任务落在了经历不同寻常的叶常棣的头上。
叶常棣，原籍广东惠阳。1933年11月29日出生于广州市，1939年就读于香港九龙培正中学的附小。香港沦陷后，随母迁居广东曲江，叶转入当地的真光中学附小就读。抗战胜利后，全家迁回广州。叶转入广州市培正中学初中二年级就读，1947年毕业于该校初中部，后又考入岭南大学附中，1948年夏季全家又迁回香港。1952年因其母赌博，输掉香港之房产，全家去台。同年2月考入蒋空军官校三十四期。1954年11月1日毕业。分配到第十一大队任准尉见习飞行官，1955年升少尉,1956年完成F-86飞机的战备训练，正式参加作战任务。1957年一年内共参加侦巡、掩护等任务五十余次，获三等及一等“宣威奖章”。
1958年调第六大队十二中队任中尉飞行员，参加对大陆侦照任务十余次，获“彤弓奖章”升为上尉。1959年冬去冲绳嘉手纳基地接受RF-101 A型飞机训练。1961年6月第一次驾RF-101飞机进入大陆侦察，获“翔豹奖章”，并被选入本年度“战斗英雄”。1962年执行大陆侦察任务九次，获“云笼奖”，并再度被选为“战斗英雄”。两次获选均得到了蒋介石亲自集体点名接见。1963年2月派赴美国得克萨斯州德尔里欧基地接受U-2飞机训练，同年6月返台，调空总情报署三十五中队任U-2飞机上尉飞行员。1963年升为少校，9月获“飞虎奖章"，10月蒋介石亲自单独接见，并与之合影。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月后，自己的命运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这一天对他来说应当是噩梦般的一天。
11月1日凌晨3时45分，他被中队管行政的士官叫醒起床。
4时15分，他到桃园四中队任务室接受任务。在场的有中队长刘序中校，大队作战长周风初少校，六大队队长刘德敏上校。中队长下达任务，要求他7时起飞，以36度航向出航爬高，自浙江温州湾登陆，经街州、武汉、西安、兰州至鼎新侦照后返航。任务编号为“3511"。要求无线电静默，飞行高度保持在69000英尺(即21000米)。然后做飞行准备。
在任务提示时，中队长刘序提示他：潼关一带有飞弹阵地，飞行中要加倍小心。
电子专家提示：飞行中要经常观察座舱右面那个显示器的绿灯和红灯的变化，灯不亮时表示飞行前方没有飞弹，只管放心大胆地向前飞；如果绿灯亮了，那就是告诉你前方有飞弹雷达捕捉了你，要立即机动逃脱；如果红灯亮了，荧光屏上出现了亮点，小扬声器里发出了“嘀嘀嘀”的响声。那就是飞弹阵地发射了飞弹，就要压大转弯坡度机动逃脱。
美军顾问一再强调过“第12系统”是神奇无比的，我党的飞弹对它无可奈何。
11月1日早晨6时30分，叶常棣按任务提示的要求，离开个人装具室。
6时54分准时到达U-2飞机的停机坪，进入驾驶舱，发动飞机滑入跑道。
7时起飞。飞机上的时钟及航行计划都是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准：起飞时，飞机上的时钟是10月31日23时整。
起飞后，他按照航行卡的记载，将“第6系统”选择旋钮转到左边的位置，以便侦测我情报雷达的部署位置和技术性能及通信设施。
叶常棣在大海的空中爬升到近20000米的安全高度后，从浙江温州湾登陆，经1州、武汉、西安向侦察目标—鼎新飞行。
进入大陆前，他打开了“第9系统”。
“第9系统”，是防我歼击机用雷达制导的空一空导弹攻击用的。“第9系统”的控制盒安装在座舱前仪表板的右下方，从左向右有四个灯，依次是绿、黄、红、黄。绿灯下面写着“POWER"，黄灯下面写着"OPERATE",红灯下面写着"SCAM"，最右面一个黄灯下面写着“RANGE ONLY"。控制盒上有一个旋钮，旋钮上写着“OFF" ， "ON" ，"OPERATE"。在进入大陆之前，将旋钮由“OFF"转至“QN"，绿灯亮，表示进行加温；而后再转至"OPERATE"，左黄灯亮，即表示“第9系统”已开始工作。
正常情况下，当有飞机从尾后使用雷达制导的空一空导弹，或使用雷达计算控制瞄准的武器时，红灯即亮，同时发出假信号，使拦截的飞机击不中真目标。如果对方飞机使用的武器不是雷达制导或雷达计算，仅仅是用雷达搜索目标，则右黄灯亮。U-2飞机飞行员发现红灯亮时，转弯机动的角度不能太大，太大了可能使机尾转至“第9系统”不能接收到电波的位置，发挥不了作用。
U-2飞机飞行员采用的是推测航行的方法，即飞机出航后，根据距离计算每段的飞行时间，结合进行地标检查，并利用无线电罗盘收听我各地的广播电台进行定向。
今天叶常棣进入温州湾后，便将无线电罗盘调至1440千周，用延安的广播定向飞行。
二、对这次U-2飞机的入窜侦察，驻台美军顾问们自然十分重视
U-2飞机一起飞，他们便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根据安排的飞行计划计算着U-2飞机的航程：什么时间能从温州湾登陆，什么时间到达武汉、西安、兰州。同时调动了一切侦听手段，收听中国大陆情报雷达的空情通报，掌握U-2飞机飞行的动态。
衢州飞过去了。U-2飞机在飞过衢州时，侦听单位没有侦听到我党军队的异常征候，这说明在这条航线的起点，也就是进入点，我党没有设伏地空导弹。
武汉飞过去了。飞得很顺利，没有遇到半点儿麻烦。
眼看就快要飞到潼关了，台湾桃园机场U-2飞机棚厂鸟瞰室里的美蒋人员，也各就各位，睁大了眼睛，盯着眼前的机器，准备接受U-2飞机飞行员的报告。
叶常棣也警觉起来，一边飞行，一边紧盯着“第12系统”的红绿灯，做好了随时压大坡度转弯回避的准备。
他在极度紧张中飞过憧关，“第12系统”也无任何反应。他吁了一口气，说明中队长提示的情报并不准确。
鸟瞰室里的美蒋人员计算着U-2飞机已飞过潼关一带了，也松了一口气：U-2飞机飞过了潼关，马上就要飞到西安。尽管美军顾问们判断西安的地空导弹部队早已转移走了，叶常棣还是不信他们的判断。他想，万事还是小心为好。所以，两眼不离地盯着“第12系统”的显示器。显示器上的绿、红灯一直没有亮，他甚至有点儿怀疑起显示器是不是出了故障，心里有点儿不安起来。
在极度的恐惧之中，西安也飞过了，他又吁了一口气。但马上又把弦绷紧了。因为他马上就要飞临兰州和西宁了，兰州也是我党地空导弹部队设伏的一个重点，不能不加倍提防。
U-2飞机飞行员都知道，我党数量不多的地空导弹部队，都放在了侦察目标的周围。而且也确实都在侦察目标附近发现了飞弹阵地。条件反射，所以飞机越接近侦察目标，叶常棣的心就绷得越紧，越提心吊胆。但今天却出其所料，接近了侦察目标，也没有碰上地空导弹，他开始暗自庆幸今天非常幸运。
终于，叶常棣在惊恐万状之中顺利地完成了侦照任务返航了。
台北的美军顾问们也高兴了，他们知道飞进去既然安然无恙，按原航线返回只需要3个小时。我党军队纵然用兵如神，神出鬼没，也来不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机动部队到飞机返回的路上去拦截，也有军官提起了上次在西安碰到的我党的地空导弹跑到哪里去了的问题，但是没有人在意。
时针转到了14时18分，U-2飞机按航行图的飞行计划，就快返航到弋阳了。弋阳到温州湾海岸线只有340公里的航程。U-2飞机一飞过弋阳，稍微改变一下航向，对着温州湾方向飞，不到半个小时，就入海了。入海后便可以下滑降低高度，做着陆的准备了。
三、美军顾问错打了如意算盘
美军顾问们认为：衢州如果没有飞弹，弋阳、上饶一带是绝对不会再有我军的飞弹的。他们指示石门、马公的航空管制中心，做好与叶常棣的联络准备。指示桃园机场做好接收U-2飞机进场落地的准备工作。
石门、马公管制中心随即命令鹅变鼻的远程雷达开机搜索目标。
叶常棣这次入侵侦察的代号为“SHOT PUT"'，紧急返航的呼号为"GOLF GOLF"，空对地紧急呼号为“WIENIE" 。
按照规定，在航行途中，不遇到紧急情况，不准与台湾联系。叶常棣从开车滑行到返航接近弋阳，一直保持着静默。如今他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快要飞到弋阳了，他先拿起了五百万分之一的航线图看了看，又拿起了一百万分之一的航行图对照了一下，确认前面就是弋阳了(实际上他是在对着上饶飞)。
飞过了弋阳，稍一向左转弯，就要进入海岸线了。按照航行规定，只在返航出陆入海后，才可用微波机呼叫石门或马公。这次航行规定叶常棣可在飞出大陆后，用“3511”的编号与石门(呼号BGLAKE )联络。他打 开微波机，做好了与石门联络的准备。
叶常棣正向着自己的梦想飞行着，只要在台湾一落地，炙手可热的荣誉，金光闪闪的美元都会滚滚涌到怀里来，为了这一切他已经担惊受怕7个小时了！一飞过弋阳，只要飞机一入海，就可逐渐下降高度；再有1个小时，就可落地与家人团聚，名利双收了。
但正是这时，他的报警耳机里发出了急促的“嘀嘀嘀”声，他抬头一看：“第12系统”显示器上的红、绿灯齐亮；荧光屏上正前方有一个亮点和亮道(这是二营阵地的显示)，在慌乱之中，好似看到荧光屏上正前方偏右20度也有一个亮点和亮道。因为他没有想到会在此遭遇到飞弹的拦截，所以毫无思想准备。待他反应过来，急忙转动自动驾驶仪的转弯装置，以20度的坡度进行转弯，企图入海逃脱。这个弯子只转了30度，就见眼前火光一闪，“轰”的一声，飞机机翼被打断了三分之一，顿时失去了平衡，他被甩出了座舱，失去了知觉……
时针转到了14时40分。按时间计算，叶常棣应该按规定的呼号，呼叫石门航空管制中心了。焦急地等待着叶常棣呼叫联络的石门航空管制中心的美军顾问们，站在微波机前，就是听不到叶常棣的呼叫。台北的美军顾问每隔几分钟就向石门、马公航管中心询问一次U-2飞机的消息，石门管制中心只能一次次地报告“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台北的美军顾问急了，责备石门的美军顾问：难道你们都是一群猪没脑子吗？他不呼叫你们，你们就不知道主动地呼叫他吗？
石门管制中心立刻呼叫起来，一遍、两遍、三遍……耳机里仍然没有一点儿反应。
时针转到了15时40分，此时的美军顾问如热锅上的蚂蚁，下令嘉义机场起飞一架SA-16救护机。在台湾海峡上空U-2飞机可能坠毁的海域，反复巡逻搜救，也仍然没有发现搜救对象，一直到救护机的航油快要耗尽，只好返航。
时针转到了18时18分，石门航管中心告台北空军管制中心，远程雷达从14时18分就一直在开机搜索，但始终未碰到回波。
台北说：“这个情况，老早就报到总部去了，大概国防部也知道了。看来编号25没有希望了。”
时针转到晚20时，天色已暗，一切搜救查找的工作已十分困难。紧张了几个小时的美军顾问们和蒋空军有关人员，只好等待收听大陆广播电台晚八时的新闻广播，但新闻节目结束，有关U-2飞机的消息却只字没提。时针转到21时07分，蒋空军总部副参谋长衣复恩电话告石门航空管制报告中心中队副队长说：“国防部指示：从现在开始，加强地面戒备，对地面安全须特别注意，对人员进行控制，解除日期以后通知。”
国民党空军
同时，蒋空军第六联队、鹅銮鼻航空管制报告中心、第二联队及工程通信联队也都接到了台北空军总部的指示：加强戒备，加强内部安全措施。
22时，他们要听的声音出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发出的消息。消息说：“美制蒋匪帮U-2高空侦察机一架，于一日下午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消息如同第一次我击落U-2飞机一样，还是只有四十四个字。透露出的信息仍然是在华东地区上空。
江西！江西！又是江西！这时他们已经可以不用费力地推断了。
台湾当局只好做出反应：“空军总部宣布，我空军高空侦察机一架，于十一月一旧下午在匪区上空执行例行飞行侦察任务时失事。”
呜呼！哀哉！一个这么大的“英雄”陨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