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1934年11月24日，在北京炮局胡同有两位将军牺牲。
一位是我们都熟知的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还有一位将军叫任应岐，他到2021年才被追认为烈士。
大家可能都想不到的是，任应岐将军成功申烈的一大功臣，竟然是个农民工。
他叫马昶红，2023年的河南好人。
在两位将军牺牲90周年之际，马昶红来到北京，他前往炮局胡同口两位将军牺牲的地方，完成一个人的祭拜。
任应岐是谁，大多人都不知道，但我从小就是听着任应岐故事长大的。
因为我的爷爷马振营当年就是任应岐的勤务兵，到我父亲这一辈，说起任应岐也是满口称赞。
那时候我太小，对讲到带兵打仗的事明白得不多，但也有一件事，让我很小就对任应岐肃然起敬。
那就是1952年，任应岐的女儿任秀霞给他迁葬的故事。
任应岐牺牲后，棺椁先被运到了许昌，三年后部下筹款在鲁山东关买了三十亩地，将其运回鲁山安葬，准备建个像北京中山公园那样的纪念陵园。
后来战事愈演愈烈，陵园一直未建成，三十亩地变成了菜地。
1952年，19岁的任秀霞想着父亲生前在外征战，死后孤零零一人葬在外也没有人陪伴，准备将其迁回老家仓头乡刘河村祖坟，也好魂归故里。
一天中午，刘河村的人都在树下吃饭，任秀霞向村民们一个一个的磕头。在农村，这叫“转圈响头”，意思是恳求大家帮忙。
刘河村民纷纷伸出援手，凑了一笔迁坟的钱。到农历“十月一”，农村祭祖上坟的日子，任秀霞在刘河村民的帮助，前往鲁山迁坟。
民众得到消息后自发沿途为将军送行，我爷、我父亲、我三叔他们都参与了送行。
灵车走不了多久就被人拦下，众人纷纷烧纸祭奠将军，任秀霞一路磕头致谢，至膝盖都跪烂了……
因为拦住灵车烧纸的人太多，从鲁山东关到西城门正北，经王石桥到马村天色已黑，我爷爷就把装着任应岐遗体的灵柩迎到我们家。
当晚，我奶奶、我母亲给迁坟人做面片饭，夜里我爷他们陪着守灵烧纸。天不明奶奶、母亲又起床烧火做饭，迁葬的人们吃过早饭继续赶路。
第二天，沿途拦棺烧纸祭奠的民众仍然不断，直到天黑才运到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老家。60里地，整整走了两天。
父亲回忆说，任应岐的灵柩很高很大，迁坟来运载的是牛拉车，前后都有牛。我还小不理解，问我父亲，为什么前后都套有牛？
父亲说，车前的牛拉，遇到大下坡怕车溜失控，后边的牛拽着能控制速度以防不测。
从父辈的讲述中，能感受到鲁山民众对任应岐将军的敬重。所以，从小在我的心中，任应岐将军一直都是伟大的。
任应岐的便装照
但等我上学读书后，突然产生了一个大大的疑问，能叫我爷爷如此崇拜的英雄，为啥书中没有？
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时候还讲“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任应岐和吉鸿昌一起被杀，说明他俩之间的情谊很重。可吉鸿昌书籍、电视、电影都有相关记载，而任应岐什么也没有。
我相信父亲不会对我说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心里就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开始留意这方面的信息。
那时我只是好奇，看能不能找到任应岐历史上留下啥痕迹没，父亲说他伟大，肯定得有他的功绩才行。
他是和吉鸿昌一起牺牲的，我就顺着这条线索来查找资料。
吉鸿昌作为家喻户晓的抗日名将，他的生平事迹多为众人所知。任应岐虽然没什么名气，但历史还是留下了他一些印记。
任应岐，字瑞周，1892年出生在河南鲁山刘河一普通农民家庭，20岁从淮阳师范弃学从戎，在部队一路征战受到重用。
1924年9月，任应岐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建国豫军总指挥、第1师师长兼第2旅旅长，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
不管军职如何，任应岐的爱国之心一直都有体现。
早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任应岐就在《民国日报》发文表示，军人可杀不可辱，全国袍泽都要奋起为国家争人格，为黄族延血脉。
1927年日本增兵青岛，企图侵占山东，任应岐代表第12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揭露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号召国人团结一致抵御外侮。
这也给当时刚刚背叛大革命的蒋介石当头一棒，任应岐所部开始遭到蒋介石的频繁调动和缩编。无奈之下，任应岐被迫离开部队，辗转到了天津。
1930年3月，任应岐率旧部参与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守河南新郑县，又被蒋介石部队包围，后化装逃至北平，开始了秘密的抗日反蒋活动。
北平期间，他结识中共平津地区地下党领导人刘仁。
随后，任应岐从北平回到天津后，资助河南“同乡会”主办震中中学，亲任董事长，并结识了志同道合的老乡吉鸿昌。
他们都是河南老乡，都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又因政见不同而倍受打压，俩人遂成为挚友，加事业合作者。
“九一八事变”后，吉鸿昌向蒋介石请缨抗日未准，召集旧部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联络各地抗日武装，开始反蒋抗日。
吉鸿昌（右二）、任应岐（右一）合影
1934年，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吉鸿昌、任应岐等人组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应岐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该组织主要任务就是抗日反蒋，秘密策划十万人的中原大暴动，推翻蒋介石缓解中央红军被围堵的困局。
为了支持这一暴动，任应岐将仅有的4.5万元全部充做组织军需，丝毫未留家用。以至就义后在外面欠有许多债务，当时的报界发出感叹：“至于任之身后，家无恒产，均为可虑。”
但“中国人反法西斯大同盟”成立后，全国爱国志士纷纷响应，并纷纷派代表到天津联系，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注意和恐惧。
于是，蒋介石密令军统特务除掉任应岐、吉鸿昌。刺杀任务下达到天津军统站，但要杀掉两个将军，这可不是容易的事。
特务经过研究部署，兵分两路，一路紧跟吉鸿昌，一路紧跟任应岐。但两人一个住在日租界，一个住在法租界，特务迟迟没有动手机会。
直到1934年11月9日，军统终于找到下手的机会。
吉、任二人同时外出，在天津国民大饭店38号房间内，接待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刘少南，四人借打牌为掩护，商谈要事。
特务安排好杀手后，派一个女特务借茶房送水之机，将皮球拍进屋，看好了房间内各人所坐的位置。
吉鸿昌留有胡子最好辨认，女特务看好有胡子之人正坐在靠暖气处，因热而脱去外衣，露出随身穿的白上衣，于是留下白十字暗号。
偏巧房间内几个人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吉鸿昌的位置，也因暖气热而脱去外衣身着白上衣。
杀手突然闯进房间，对着目标开火当场将刘少南打死，弹起的子弹伤了吉鸿昌的左肩和任应岐的手臂。
反应过来的几人进行还击，枪手见势不妙，仓皇逃跑。法租界工部局巡捕闻讯后赶到现场，将房间内三人以“非法毒品交易”为名抓捕。
当晚任、吉二人被送法租界教堂医院医治枪伤，他们的部下也开始考虑营救方案。
情报得知蒋介石将把二人押送南京受审，于是设定扒毁铁路进行营救。遗憾情报不准，吉、任二人被解往北平，营救计划失败。
押至北平后，先被关押在北平军分区执法队，后送往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
11月24日，吉鸿昌、任应岐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以“加入共党，危害民国，且两人已供认不讳”之罪名枪杀。
任应岐时年42岁，吉鸿昌39岁。
史料虽然不多，但也算清晰完整，可为何吉鸿昌人人皆知，任应岐却默默无闻呢？
我后来了解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任应岐不是共产党员不好宣传。
我就想，那能不能找到相关文献档案，证明他是共产党员呢？
但找资料这种事，很像打鱼，开始一网下去，大小肯定都能打到，到后面就会越来越难，像是大海捞针。
省内的文献史料查完，我就开始跑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可能有任应岐相关资料的地方，我都去了。
查档案大多都是高校的教授，博士们，基本上没有像我这样一个农民工去哪查资料的，所以一路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不然我很多地方大门都进不去。
有一次我到省档案馆去查，几个女同志正在忙其他事，就叫我自己上档案室库房里边去找，正好领导来，一看一个不是工作人员的人在里边，就批评她几个，我赶紧出来给几位道歉。
还有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冯玉祥的个人档案，当时家人捐献档案的时候签过协议，不经允许不能查阅，因为档案中间牵扯到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有些还未解密。
我取得了冯玉祥后人的同意才去，到了馆里说必须要书面委托书，我只好在南京等了四天，他们给我写了委托书快递到南京。
有了委托书，我写清楚查哪方面档案，提供目录以后，科长签字后层层上报，馆长批了才能看。
查档案程序是非常严谨的。而且对于我来说，查档案时间很宝贵，多停留一天得多开支，出去吃饭都是浪费，经常是一坐坐一天。
这一路走来，很感谢帮助我的人，他们为什么帮我？因为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我接受好心人的帮助，但我有个底线，从来不接受别人的钱，谁给我钱我都不要，不管关系再远再近。
有次我去天津，见到 原国民革命军第11 军军长的儿子李春台，老人家 80 多岁了。
那一天下着雪，他留我吃饭，吃完饭了老两口硬要给我 500 块钱，我肯定是不能要。
离开时天黑了，老先生打个电灯一路送我到公交车站。我坐到公交车最后一排，眼都模糊看不清他的人，他还打着电灯在那对我挥手。
到现在那一幕我还历历在目。想想，80多岁的老人，蹒跚着站在雪地里，一直照着我前行。
我有什么理由停下呢？
吉鸿昌将军
还记得2006年我去吉鸿昌女儿吉瑞芝阿姨家，她家也在天津，她和先生都是退休老干部，对我很亲和。
吉阿姨还让她先生亲自给我做饭，我临走时她要给我 1 000 块钱，我当然也是不能要。
她就问我孩子多大了，我说上三、四年级了。她说那这样，他们刚从国外回来，带回来好多糖果，让我带回去给孩子们。
我回去后，孩子们知道是吉鸿昌将军女儿给的，那多高兴呀，拿着跑到外边分给邻居小孩。
我们这边，哪有人吃过外国糖块，更何况还是吉鸿昌将军女儿送的。
现在有个在公安工作的孩子，那时他才上初一，吃了还想要又不好意思说，回家跟他妈妈说了这事。
邻居上俺家说，俺孩子说这糖果是吉鸿昌将军女儿给的，还想要一颗。我捧了一大捧给她，这也是一种教育。
这糖果对孩子们的影响，可比钱重要多了。
天津我前后去了很多次，为啥去那么多？
我得去任两位将军工作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哪怕什么都没有了，到了哪里，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精神。
通过多年的努力，凡是有“任应岐”这三个字的书籍、报纸，能找到的我都去找了，也找到了有关任应岐和吉鸿昌就义时的资料。
当时的《实报》登载二人“解抵北平”时说：“出站时，吉作微笑，任亦自若。”
《大公报》记载：“两人仍矜矜持持，与人谈讲过去历史，言语间多魁梧慷慨之词。”
《全民报》说：“二人遗嘱毕，均为捆绑，即就该狱后院，令二人坐于地下，各饮一弹身亡”。
《新天津》也详细报道枪决情形：“两氏阅（死刑）判决后，面容突变，但仍力持镇静，当向陆军监狱当局索纸笔，各立遗嘱一纸，致其家属……各中一弹即毙命。”
国民党元老刘人瑞之子刘绍韬，还珍藏有任应岐刑前写给夫人刘玉贤的的遗嘱，有言：
“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
任应岐临行前留下的遗嘱
凡此种种，都记录下了任应岐将军的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和我父亲口中的伟大是相符合的。
这些资料中，吉鸿昌的入党信息是确切的，时间又说1932年，又说1934年，经过考证是1934年。
而任应岐我却一直未能查到他加入共产党员的确实信息。
任应岐对外一直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果是共产党的话，也应该是利用特别身份为党从事特殊秘密工作的秘密党员，这种身份与上层都是单线联系，除了上线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为了查证任应岐的政治身份，我就给中央组织部部长写信，如果任应岐是秘密党员，中央组织部给他恢复他党员身份，假如不是党员，可不可以给他追认党员呢？
就像我们那些参与救火的、救落水儿童的烈士，牺牲后也可以追认党员。但这条路没走通。
我又想，党员身份不能明确，那国家可不可以对他进行其他认定呀？
他为国家牺牲了是肯定的，那他是烈士，还是普通爱国人士？总得有确定的评价和认定，才便于以后的宣传、研究。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去见了很多烈士的后代，像赵登禹、张自忠、佟麟阁等烈士的后人我都见过。
他们父辈都不是共产党，也都被党和国家追认了烈士。
我又查遍建国后所有烈士褒扬条例和政策法规，也没有哪一条规定，不是共产党员不能追认烈士。
这给我了信心，就算任应岐不是共产党也可以追认烈士，我当时就给自己定个目标，要为任应岐追认烈士而努力。
但我没想到这条路会如此漫长。
说实在话，为了给任应岐申烈，我也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国家有关部门我都给写过信，去反映呼吁。
因为我感觉这不是我自己的事，是关乎对一位爱国将领身后正确评价的大事。
民政部门倒是给我回信了，最后转到我们县民政局，我去了民政局，没想到接待我的领导拍着桌子说：
“马昶红，你凭啥给中央领导写信，他任应岐是不是烈士，是不是党员，跟你啥关系？”
当时我也给气住了，我说你现在拿工资，你食的俸禄都是像任应岐他们这些先烈们用鲜血、生命换来了。
我一说，他说你滚出去。
我说，这不是你家，今天是你的办公室，说不定明天这都不是你的办公室，你没资格叫我滚。
后来其他工作人员把我拉出来，把我劝走了。
这中间经历的坎坷事可多了，但这件事从开始我就知道不容易，要是容易，为啥几十年没给他证明了、追认了。
所以中间出现很多困难、阻力，我都没有放弃。反正这条路不通，就再换一条路走呗。
民政部门当时的书面答复，就是说任应岐不是党员身份，时间太久，不能追烈士。
我想那能不能通过民革中央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个议案，看这个追烈的政策会不会所松动。我去北京找到民革中央，也没结果。
有一次，平顶山市政协的余明杰说，“既然任应岐是一位爱国将领，我党的高层领导应该有评价，只要评价过，就应该能够找到。”
这话给我很大启发，我又️顺着这思路往下找，查阅孙中山、李大钊、邓小平、毛泽东……
我做这件事，开始出于兴趣爱好，但后来成为一种责任，几十年过去更是自己的人生使命了。
要不是使命，真坚持不下来。
后来我很困难的时候，包括经济各方面，我父亲说你这件事你可以停下来，但你不可以放下去，停下来等着你有精力、有能力的时候你再去继续。
我父亲叫马德安，他读过8年私塾，鲁山解放得早，48年搞土地改革的时候，我父亲编了一出剧本，叫《血海深仇》，排练的时候没人演坏人，我父亲就演了。
他能编会演，就被到村里调研的领导看中，要把他带走，但我爷身体不好，父亲没去成留在村里当农民，后来参与了任应岐的迁坟。
我呢，从小爱读书但也没考上大学，我要是考大学有份稳定的工作，肯定得把工作先干好，那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去查找任应岐的资料了。
所以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我父亲就说，人到世上都是带着使命，可能为任将军申请烈士这就是我们家的使命。
我妈没读过书，也不会说大道理，但她知道我在做的是件好事，所以也很支持我。
记得有一次我去北京查资料的时候，我母亲送我出大门，走出大门到胡同口的时候，母亲喊住了我，要给我 20 块钱，那时候刚出 20 块的钞票。
我说，我娘，我去北京准备了盘缠路费呢。
母亲说，其他我没有，这钱你拿着，放到鞋垫下边，万一搁外边没钱回不了家，你能买点吃的能回家。
唉，一提到父亲母亲，我真是控制不住要掉眼泪。
那 20 块钱我没花，回来后又交给我娘。
媒体采访我留下了母亲看我工作的照片
我们县政协原先文史委主任程广业给我说啥？他说当年是不是任应岐灵柩放你家，魂灵魂留到你家附到你身上了，你才会这么执着。
我后来也奇怪，对任应岐这件事，确实感觉到从灵魂之中带来的使命感。
记得我在鹤壁打工的时候，有次晚上做梦梦到任应岐将军，一看日历，他牺牲80周年的日子快到了。
我准备请假回去给他扫墓，但老板不给假，后来我就跟刘河小学校长联系，这小学最早就是任应岐创建的。
我给校长说，我在外边回不来，寄过来点钱，组织学生们去给任应岐扫墓祭奠。
我原本计划寄500块钱，家属说500有点少寄 1 000。我家属也是比较支持我做这件事，后来就是俺俩开着三轮车到镇上信用社给校长汇款的。
扫完墓还剩下400块钱，校长说要退还给我了。我让校长别还了，组织去的学生写一下扫墓的感想，然后评选一二三等奖，给孩子们买点学习用品鼓励他们一下。
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那几十篇作文，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确实很感动。一算，那些孩子都考大学了。
其实，扫墓的头天晚上我还是偷偷坐火车回去了，放心不下。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还真在党的高层领导文献中，发现了对任应岐的评价。
在一份写于30年代《李大钊同志传略》中，就记录有：大钊同志牺牲前，不避牺牲，坚持联合一切进步实力，如国民党旧部，任应岐烈士的部队等进行斗争。
这史料里可以清晰看到，任应岐名字后面的“烈士”二字是后改上去的，原字是“师长”。
这是为党十五大宣传做的领导人传记，把“师长”改为“烈士”当然不是笔误，是党对任应岐英勇就义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2005年7月的一天，下着大雨，也干不了活，我就到鲁山县图书馆，付100元押金借两本书准备回去看。
但我用塑料袋装好放在自行车前的篓子里准备离开时，突然想到《毛泽东文集》里会不会有关于任应岐的评价？
大家熟知的《毛泽东选集》，很少关注《毛泽东文集》。我赶快回到图书馆仔细地翻找，生怕漏掉一页一字。
真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反投降提纲》一文中，找到任应岐的名字，里面明确写到：
“九一八”事变后，吉鸿昌、任应岐等人坚持革命、没有叛变。
书中还有关于任应岐的注释记载：“与吉鸿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在北平遇害。”
这可是来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他评价，我想申烈有望了。
当我兴冲冲地走出图书馆后，才发觉放在车篓里的两本书不见了，100元押金自然无法退后。
我在图书馆查阅资料
同年9月，我看北京市档案馆举办的党史珍贵档案展上，披露了一份名为《何应钦关于吉鸿昌赤化的密电》。
这份密电正是导致吉鸿昌被捕遇害的导火索。
我决定亲自去一趟北京市档案馆，看看有没有任应岐没解密的史料。
我每次出门都会带一大包任应岐的资料，这其中当然会包括吉鸿昌的。
市档案馆研究室的刘苏主任，看过我提交的资料后就给我说，11 月 23 号档案馆要召开吉鸿昌研讨会，让我也去参加。
我当时已经在返回河南的火车上，我说对吉鸿昌我也没研究，仅对任应岐关注的多一点，还是不去了。
他说你提供的资料中牵扯到很多吉鸿昌，你对吉鸿昌了解也不少，可以参加。
我听后就好奇一问，为啥能开吉鸿昌研讨会，不能开任应岐的研讨会？
刘主任跟我说，这都是上一年就安排好的工作计划，要改变研讨会主题得请示领导。
请示后，领导说先开吉鸿昌，再开任应岐的会。
我一听，说他俩身份基本上相当的，怎么还分先后呢，而且任应岐的资历比吉鸿昌还要老。
我到家后，刘主任电话来了，说领导同意，会议主题改成“吉鸿昌、任应岐研讨会”，还给我发一个邀请函。
那时我父亲还在，他也很高兴，给了我200块去买套西装，说你去北京开会，不能穿得太寒酸。
从小我父亲就对我说，衣服无论好赖新旧，都要干净整洁，去见别人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庄严自己。
县里领导们知道后很重视，也申请一起参会，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2005年11月23日，北京市档案馆举办“吉鸿昌任应岐史料研讨会”在北京正式召开，我作为唯一的任应岐民间研究者参与了会议。
北京的这次会，我见到了国内一些权威的专家学者，我多年收集研究的资料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刘苏主任给我题词：“存真求实，爱国敬业。”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方兆麟得知我收集的这些史料，是靠打零工抽空做的，还写了封信让我捎回去给市政协的领导，建议安排我到文史单位协助工作，好使我生活安定，方便研究。
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至今也没有递交。
根据我之前多年调查到的文献史料，当时会议就提出，有关部门应考虑追认任应岐烈士称号。
北京这次会议也邀请任应岐的后人，女儿任秀霞，儿媳马文华都到了现场。
任应岐牺牲时，妻子刘玉贤还怀着身孕，艰难逃离天津辗转回到鲁山老家，很快也因气愤得了肺病，后又因无钱医治撒手人寰，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
刘玉贤和三个年幼的孩子
后来，任应岐的部下 程耀德去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受党的委派回到豫南组织队伍，程耀德这才将流落老家的三个孩子带到部队照顾。
陡沟起义后，任应岐的两个儿子任少岐、任中华就一直生活在新四军5师师长李先念和政委陈少敏的身边。
1946年第5师在“中原突围”中，部队被包围了，任少岐、任中华两兄弟一个 15 岁，一个才 11岁。
战斗打了一夜，部队要突围，陈少敏将40块大洋分别缝在了两兄弟的腰带里边，两兄弟跑到山上一个大石头下躲起来。
等天亮了一看，大哥任少岐跑掉一只鞋，他让弟弟等着他，他去找鞋，然后失踪了，多半是牺牲了。
任中华左等右等不见哥哥，又累又饿只好下山来找吃的，去到一户地主家，他掏出大洋说买东西吃，人家一看有钱，就把他钱没收了，留下来放牛放羊。
任中华当了小长工，直到解放后政府才发现了他。问他是谁？哪里的？他才说，俺爸是任应岐。
这才重新入伍当了解放军，李先念在湖北一次会议中遇到了任中华，就让他转业回北京去找陈妈妈，当时陈少敏在全国总工会任负责人。
任中华回北京后，陈少敏将他安排在全国总工会档案室工作。有一次他去天津看望吉鸿昌夫人，他叫对方大姨妈。
吉夫人就跟他说，中华，你刘仁叔叔到处找你，你回北京去赶快去找你刘叔叔。
刘仁时任北京市的第二书记，之前他是平津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在天津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就经常在任应岐家开秘密会议了，任应岐用他的身份成功掩护着刘仁的地下活动。
任中华找到刘仁后，刘仁问他工作如何，他说自己文化程度不行，还想上学，于是被安排到北京男中继续读中学。
任中华毕业后想当老师，就一直在北京团年湖小学教书育人。
任中华夫妇生前也多次向民政部门提过申请，追认父亲为烈士，但都因无法确认父亲的党员身份，和提供有力的证据而不了了之。
1988年，任中华为在家乡给父亲修建墓园立碑。特找到李先念为他任应岐题词。
李先念写下：人民的儿子。
1996年，任中华因心脏病去世了。
任应岐的女儿任秀霞父亲牺牲的时候，也才一岁多，跟随程耀德到部队一段时间后，又回到鲁山老家依靠亲戚生活，长大后嫁到了宝丰。
为什么任应岐没有被追认为烈士，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也专门写过材料给相关部门反映。
兄妹俩时断时续的申请，没有形成持续性的跟进，没能较早地引起相关部门领导的重视。
加之过去在宣传吉鸿昌的英雄事迹的同时，某些作者和编剧对任应岐不了解，对其真实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歪曲和贬损，误导了读者和观众，也有意无意间增加了对任应岐问题的落实困难性。
改革开放后，一些报纸及刊物才陆续有了纪念任应岐的文章出现，但由于文章的作者人微言轻，均未引起社会上大的反响及上级领导的重视。
时至2005年，任应岐的烈士问题没有得到认定，与会专家都说是一种遗憾。
那次会议，74岁的任秀霞跟我说，父亲为国家做了那么大贡献，到现在连个烈士也不是，说着都哭了。
我只能劝她说，你看1934年11月24号你父亲和吉鸿昌将军就义的时候，正是红军最艰苦的阶段，8万红军过湘江，只剩3万，几万人牺牲了，留下名字的有多少呢？
我说，你父亲或多或少还能查到一些资料，历史给他留下了一点记忆，也算幸运了，你要想开点。
老太太眼含热泪和我说：“孩子，我爸这事就靠你们了。”
我当时听到这话，心理的压力多大呀，就感觉这事不做都不行了。
北京的这次会议，不少媒体都去了，这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正面就是说，把任应岐首次推到公众面前，大家都对他有了新认识，会引起新的研究和关注。
负面就上无形之中给民政部门某些不作为的人施加了压力，让他们产生抵触情绪，不高兴了，反而成了申烈路上的新阻碍。
比如我们省有个副处长就在办公室问我，任应岐追烈这件事，你们都主张着给他追认，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家也给他补助不了啥，追个烈士又有啥意义呢？
我说，因为他是给国家民族牺牲的，我们可以忘记他，但国家、政府不能忘他了，只有成为烈士，国家才会记住他，大家才会敬仰他，学习他。
当我们送申烈材料时，还有个别部门负责人，抵触情绪也很大，直接说材料别往我这送，送也不批。
我说一百句话，不抵他说一句话。心里不委屈是假，但反过来又想，是自己心甘情愿去做的事，委屈也就委屈吧。
我父亲跟我说，就如一堵墙堵你跟前，头都撞到墙上也过不去，你得绕着弯过去，是不是？
我父亲还说过一句，你负重前行，就像背个大石头感觉是压力，可能到前边遇到墙有点高，你过不去，给那石头放到地下，你当作垫脚石，一下子都过去。
我受父亲影响也比较大。在最困难的时候，不管生活，工作，人生遇到困难、遇到阻力的时候，他总能说一些激励我的话，使我坚持下去。
晚上我有时候失眠，睡不着，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就去看书，我家有一间房子里边都是书，2000多本。
我去看啥书呢？看《毛泽东选集》，看红军长征期间，在红军最困难的阶段，他写的文章是啥，看他面对困难时的那种心境，给自己找个排泄压力的出口。
北京会议之后，陆续有媒体记者来采访我，他们把我从建筑工地拉回去，听我说这些经历。
我接受采访呢，主要是想更多人知道任应岐，但有人看了说我做这事是贪图名利。这事就像你们关爱抗战老兵，为名利谁会几十年去做？
就像乔书明老师说那样，马昶红，你要下那功夫赚钱了，早就百万富翁了。
我说，对金钱没有那种追求欲望，我身上两块钱能在外生活两天，在天津住10块一晚的鸡毛小店，臭味熏天，我照样点着蜡烛看书入睡。
朋友们开始觉得我很傻，时间长了也佩服我。有一次，我去南京查资料，有个朋友的朋友听说我的事情后，要请我吃饭。
这个朋友说自己曾经也喜欢历史，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他就想自己先去赚钱，有钱了再来研究。现在他有房有车，几百万存款，但已经没有想去研究的劲了。
给原河南省委副书记李宝光讲任应岐事迹
还有的人说我爱多管闲事，可有些事你遇到了，你能不管吗？
就像2013年我去董周乡何家庄村找资料，这里何官生的父亲也做过任应岐的随从。
到了他家，家里也是穷得很，聊完老两口说要请我吃饭，三个人只有两个馒头和红薯干。
老太太叫冯玉贤，70多岁，我刚去时她听我们聊天，还在一旁说，你这年轻孩咋一天这么多事？
我跟她，我说是为任应岐申请烈士来的。老太太一听掉泪了，搁那擦眼泪。我说是不是我那点说的不对，让你不高兴了？
她说，不是。然后试探着问我，你知道冯义亭不？我说知道呀，是个革命烈士。
老太太说，那是我父亲。我就问她，那国家给你有啥待遇没？
她说啥也没有，刚开始有低保政策的时候，她去申请，可工作人员说她是女儿，出嫁在外不算数。
老太太当时就我说哭了，她说出生才 10 个月，父亲就去参加八路军，后来说死了，死在哪里也不知道。
“父亲就我一个独生女儿，还不算数。”老太太说着就哭了。
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就把电话号码给她，让她啥时间上鲁山去打电话给我，我带她去找找。
老太太真来了，我骑着电动车带着老太太来到民政局，找到局长说了说情况，两三个月后他家人给我打电话，说很感谢我，给她批了低保一月能有三十块钱。
我说不用感谢我，你是烈士后代，一月三几十块钱，早应该给你。
后来那老太太又和我说，她最大愿望就是想知道父亲牺牲在哪里，想去祭拜一下。
你说，这种请求，知道了能不管吗？
当时南京《扬子晚报》有个“寻路—让烈士回家”的栏目，我给他们联系上后，真找到了烈士冯义亭的安葬地，就在江苏涟水的烈士陵园。
有个老板企业做得很大，资产得上亿，他在报纸上得知这事后，说要亲自带这个老太太去祭拜父亲。
我说这是好事呀，就和那老板联系，他当时人在国外，说等他回来就开着奔驰带老太太去，但他和我说，要签一个协议，途中老太太出任何事都和他无关。
其实人家考虑的也对，但我肯定没法和老太太解释清楚这个协议，我只能说那就算了。
但这事就一直搁在我心里，放不下。
带志愿者去看望冯玉贤
一直到2020年，冯玉贤老太太的孩子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老太太身体也不太好，都83岁了，怕是没机会去江苏了。
我听了心里着急呀，正好鲁山县观音寺乡太平堡村党支部书记常其峰，他们村观上有古碑让我去拓碑，将内容整理出来也算村里的文化遗产。
中午，常书记就说要请我吃饭，他也是优秀党员，开始说要带我去大饭店吃，我说没必要，我吃个便饭就行，不要浪费。
吃饭的时候，我没忍住，就和他说起这事。
常书记一听，说没事他来安排，开始也说他亲自去，后来他上省里开会没时间。他就让我算一下去一趟的多少钱。
我算了算，给他说得3千多呢，书记二话没说，让我去一个商店拿4千，他交代好了。
我们去之前，得先去军人事务局开个证明，大冬天老太太袜子都没穿，可那工作人员就不给开，怕路上出事承担责任。我是各种保证，才把证明给开了。
为这事，我还和一些领导说，任应岐还不是烈士，咋为难我都行，但冯义亭是国家认定了的烈士，这样为难烈士女儿实在不合理。
办好手续，我和另外一个烈士后人刘伟伟一起，找了辆车拉着老太太一路赶到江苏涟水烈士陵园。
陵园其实是个广场，广场中央是涟水战役烈士纪念碑，冯义亭烈士的墓在纪念碑后面约20米处的草坪上。
看到父亲名字的时候，老太太哭得那个伤心呀。当时广场有活动，在场的人都落泪的了。
一个保洁过来拉着我说，兄弟，我请你们几个烈士家乡来的去吃顿饭，你们大老远来一趟太不容易了。
我说那肯定不能，保洁说让我留个他的电话，以后清明节来不了，他来帮忙扫墓。他说烈士是保卫我们涟水牺牲的，我们应该为烈士做点什么。
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感谢这个叫徐祝成的保洁员，他的觉悟可能比一些干部还要高。
回去后，我给平顶山老促会的也说了这事，会长裴建中是部队转业的，对烈士有感情，以后节日都会给冯玉贤不同程度的慰问和关怀。
我有时也想不通，很多事是有能力的人轻松一句话就解决了，可人家就是不做，最后责任都到我这个没能力的人身上，要这种千难万难的。
这时我就想起俺父亲说的，人来到世上都是有使命的，养家糊口是使命，对社会做贡献也是使命。
我最困难的时候，申烈推不动的时候， 我都给女儿、儿子交代，说这事是你老爷就交代的，我要是办不成你们以后俩接着要办下去，这是咱家的使命。
我看了那么多书，唯物也唯心。
我母亲80岁生日的那天，我父亲去世了，他在医院22天数次下病危通知，一直等到这天。而我母亲去世那天，正好又是我儿子的生日。
我就想，冥冥中父母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去世，也是希望亲人能够多记住他们吧。
普通人如此，何况像任应岐这样的先烈呢，他们肯定也希望国人不要忘记吧。
2007年，扶沟县新修建了吉鸿昌纪念馆，占地一百多亩，开馆那天，吉鸿昌女儿给我打电话，让我也去。
我去了后，看到她坐着轮椅，我就帮她推轮椅，很多领导也都去了现场参观，当时还去了一个少将。
还有军事博物馆的领导也去了，我之前在北京查资料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一起合照留影的时候，他们就说：
“昶红，这个纪念馆就是我们做的方案，你回去后也搞个任应岐纪念馆吧。规模再小，两三间旧瓦房也可以，使任应岐的灵魂也有个安放之处。”
我当时想，这都是政府做的事，我个人哪有能力。
马昶红在扶沟吉鸿昌纪念馆留影
这些年，为搜集任应岐将军的资料，我行程数万里，足迹踏遍半个中国。
为考证任应岐档案细节，我走南闯北，拜访专家学者、拜见烈士后人，也算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我相信，历史总会有盖棺定论的一天。
记得有一次黄小同委员来鲁山开邓小平纪念会，我就带着他们一块去到任应岐的故居，给他讲任应岐的这些事。
黄小同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室务委员、秘书长，晚上欢迎晚宴时，我们市委书记、市长都在现场。
我在最后边坐着，黄小同端着酒杯直接走到我跟前，当着县书记他们问，你是在政协工作的？
我都很尴尬，说自己没有工作，就是打工的。
后来我要去北京找他的时候，给打工的老板请假，领导不准假。我父亲知道后，说他不准你假，你辞工算了。
我觉得这事很重要，真就辞工去了北京找他，半个月工资都没要。
2014年，黄小同在全国政协办公厅主办的刊物《纵横》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任应岐——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爱国将军》。
文章客观详实梳理了任应岐将军的一生，并在文章结尾说：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位为国家为民族而献身的人。
他那种身份、学术上地位的专家能站出来发声，太不容易了。
2017年9月，鲁山县炎黄文化研究会任应岐研究中心成立，并正式启动申烈工作。2019年4月，鲁山县委成立任应岐申烈工作领导小组。
我作为申烈的工作成员，全心身投入到申烈资料的补充、完善和整理，形成60余万字的《任应岐资料汇编》，最后确认主证材料12份。
材料整理好，一步一步往上报送，从村级开始要打证明，村党支部，村委会，乡党委，乡政府，县以上，除了党委和政府，军人事务局也得证明。
每一级都得经很多部门的签字，才能形成一份完整的材料继续往上报，每签一个字，签字的人就要负责，中间的程序之严谨可想而知。
2021 年7月9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应岐为烈士，看到批复文件后，我真的大哭了一场，几十年心愿总算实现了。
我第一时间就直奔爷爷、父亲的坟头，任应岐烈士的陵墓，烧香磕头，把这喜讯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曾经很支持申烈的人，有些已经离世了，比如任应岐的儿媳马文华。记得有一次去北京，她要给我300块路费，我没要。
关于为任应岐将军申烈，我从不认为这是家事，烈士是为国家的牺牲，申烈是每一个国人的事。
任应岐烈士申请下来后，想起规模宏大的吉鸿昌纪念馆，我想是不是真的做个任应岐纪念馆，让群众也能纪念他。
这些年，我共收集有关任应岐烈士的资料上千页，500余万字，可以说是全国最全的了。
我就在家说起这个事，我儿子马逸飞刚参加工作两个月，他说，爸，我还没多余的钱，给你一万块钱去办这事。
说起来我很幸运，这几十年我沉浸在这件事中，有时间有钱就往外跑，一点没照顾上家，但两个孩子都争取，考上大学有了工作，对我也很孝顺。
后来鲁山有个爱心人士宗玲玲知道后给我一万块，还有个鲁山籍的军旅书法家任福安也给了我一万，虽然简陋，初步建起了“任应岐纪念馆。”
任应岐烈士证书
任应岐烈士申请下来后，又经中央军人事务部备案，并上报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批准，于2022年9月30日，国家烈士纪念日之际，在鲁山县第一烈士陵园里隆重举行任应岐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
迟到了88年的烈士证书，终于交到烈士女儿任秀霞的手上。
站在人群中，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给我讲任应岐将军时的那种崇拜和敬佩。
我也想起了母亲的话：总之，做的是个好事。
故事结束，我还想说一点马昶红。
我第一次见马昶红，是去鲁山走访抗战老兵，他在旁边做翻译。
马昶红是个在人群中容易被忽略掉的人，他话不多，只字未提申烈的事，我甚至都没想过以后还会有交集。
同行的志愿者龙哥说，你可以写写马昶红，他很有故事的，才知道他以一举之力帮一个爱国将军成功申烈了。
我们做过很多烈士的故事，知道申烈的困难程度，我当时太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
回来后我们多次交流，真切感受到，这件事还真只有他这样人的人才能做到。
有句话不是说，再伟大的梦想，也抵不过傻子式的坚持。
马昶红几十年如一日的探究一件事，绝对的专家了。而且长年累月的坚持阅读，也完全地改变了他，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
这篇文章我跟他逐字对了5个小时，他每改一个字都要告诉我原因，而且说得我都心服口服，我感觉他的校对能力完全可以胜任图书出版的校对工作了。
我作为一个以文字为专业的人，也由衷佩服他。
人的一生，能不计后果的坚持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这何尝不是幸福。
如果这件事还是利他的，那何尝不是一种伟大。
马昶红今年57岁，他说还有好多的好事要去做。但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能重走任应岐烈士走过的路。
我相信，他一定会完成，因为他是马昶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