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提奥多·库伦奇斯对上海的探索，从演出前一天的夜晚就开始了。尽管飞机落地后需要倒个时差，但他适应得很快。“有机会我甚至想在上海待上一年，不知道会有什么奇遇，说不定能找到一位中国太太呢。”
11月20日至21日两天，作为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节目，他带着他一手创立的音乐永恒乐团连续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呈现了两台音乐会。
这也是继去年在中国频频带来口碑极高的“神演”后，库伦奇斯与他的乐团第二次举行大规模中国巡演，将在两周的时间内依次到访上海、北京、武汉和深圳，共计呈现8场音乐会。
在采访现场，库伦奇斯穿着风衣和紧身裤出现，因为身材颀长而显得气场很强。但坐下聊起天来，却是不紧不慢的，时而品一品面前的中国茶。他的英文很流畅，提起音乐时专业感十足，提起生活时更多一些感性和浪漫，还在言语之间很多次流露了对中国的喜爱，尤其是上海。
去年来上海巡演，他看到一家咖啡店门口排了长队，心生好奇，就跟风也在那里排队买咖啡。店员告诉他，他们只卖爱尔兰咖啡，而且里面加了龙舌兰或杜松子酒。这才为库伦奇斯解了惑，“怪不得上午11点这么多人都在那里排队。”
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喜欢喝中国茶，喜欢吃中国菜；想住在上海，但不是繁华的市中心，而是稍微远一点、能看到上海特色老建筑的地方；想去剧场欣赏中国的舞台演出，想看展览，想和音乐同好们一起创作一些现代音乐甚至组建一个乐团；想认识很多中国的朋友，还想学中文——“因为如果你想探索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学习那里的语言是很有必要的。”库伦奇斯自己也说，“我的梦想有点多”。
1972年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音乐世家的库伦奇斯，和前段时间刚来上海演出的指挥家捷杰耶夫一样，都师从俄罗斯指挥学派的创始人伊利亚·穆辛。和欧洲那种严谨、规矩、传统的音乐氛围不同，穆辛鼓励库伦奇斯去追求音乐上的自由、浪漫和梦幻，也因此成就了这位后来古典乐坛的“音乐鬼才”。
30岁那年，他成为了一家剧院的首席指挥，执棒一支“训练有素”的乐团。但很快他发现，乐团里的乐手们很像在打卡上班，每个人都只是按照固定的流程完成演奏，缺少了好奇和灵动。于是，两年后，他组建了一支自己的音乐永恒乐团，和一群真正在音乐上志同道合、有热情的人一起“做梦”。
在他的乐团，不按常理出牌是常态。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乐手们不再像大多数古典乐团那样坐着演奏，而是站立式演出。“因为声音的位置越高，它就可以传得越远。”库伦奇斯希望乐团的声音被放大，让观众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声场的力量。
成立至今，库伦奇斯和他的乐团总是被冠以“叛逆者”的标签，在乐界也是褒贬不一，评论非常两极分化。不过他倒没有过多的担心。“相信买票来看演出的观众事先也已经对我们有些了解了。”
这次的上海站演出，库伦奇斯选择了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各自的“第五交响曲”。他说，当贝多芬写下他的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之后，“五”就成了交响曲库中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在他看来，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勒在1901年因一次严重的肠出血几乎丧命，这次的濒死经历让他更加珍惜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也因此把更多的心力投入到创作音乐中。而在同一年，马勒遇到了他的爱人阿尔玛，这段美好的爱情开启了马勒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时光。经历了生命中的大起大落之后，这些心境和感悟也被写入了他的《第五号交响曲》中。
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于1937年的《第五交响曲》则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颇具争议。有人说，这部作品精神上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类似，能在次乐章中听到贝多芬交响曲中那几个著名的抗争音符。表现力又与马勒的交响曲同源，具有辉煌的配器和宏大的气势。
在欧洲，库伦奇斯已经收获了不少观众的青睐和认可，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在中国也能找到可以灵魂共振的群体。
在他看来，中国的古典乐这些年发展很快，中国音乐家也遍布全球，他自己就很多次和中国音乐家有过合作，并且有过很棒的交流。“人和人的沟通，同频很重要。可能不需要很复杂的语言，你就能感受到内心深处很深的联结；有的人或许跟你口若悬河说了半天，可是内心深处并没有产生共鸣。就好像你一直在拨电话，却始终没有接通一样。”
库伦奇斯说，自己非常希望多多和中国的音乐家一起合作、和中国的观众对话，不止探索古典音乐，也可以探讨摇滚乐、现代音乐、甚至音乐之外的视觉艺术等等。
“艺术是一种视角，不只有指挥或者古典音乐一种形式。我只是恰好能用指挥棒，来表达我的视角而已。希望能在这里，遇到更多灵魂相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