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本而道生 道生而艺立

——言恭达《中国书法嬗变与思考》评析

□ 衡正安

在2020年疫情期间,言恭达先生完成了28万字的《中国书法嬗变与思考》大著,也是其长期以来对当代书法本体的文化思考之结晶。该著成功入选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该书着重对书法文化的历史源流、本体意识、变革理路和文化构建,从哲学思想、文化制度、学术专业、理论评论、教育展赛等方面进行了全方面的考察和深入的探究,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理论高度,从创作实践出发,为书法的未来发展给出了自己的探索之路。



著述缘起

言恭达先生作为当代最著名书法家之一,书法创作已被广泛认可,其理论学术文章也时常在不同媒体上刊发。在这本专著里,言先生以书法为切口,展现了色彩斑斓、多姿多彩的近现代书法画卷和中国书法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深邃的哲学思想和独特学术视野,同时,更体现出了一位文化学者的忧患意识。值得称道的是,这些探讨和论证,是建立在作者坚实的创作实践基础之上的,是有真知灼见的真心流露,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体现了中国艺术典型的“创论一体”的优良传统。再一次证明:真正在中国文化熏陶下的一流艺术创作家,一定有一流的思想。这种范例在中国艺术史上不胜枚举,在此不作展开。

本书的撰写建立在三个层面之上。一是当代书坛在科学技术、商业经济、世俗爱好的加持下,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热闹景象,给书法振兴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二是在热闹背后出现了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书法的本体精神迷失、前路迷茫;三是书法越来越“空心化”,不仅失去了大众与之亲密互存的关系,与哲学、文学、绘画的血缘关系也渐行渐远。为此,作为一位对书法充满深厚感情,浸淫书法几十年的文化人,必须承担起书法艺术复兴的重任,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书法发展之路。

文化立场

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而且是中国所独有的审美现象,文化立场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也必须明确,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出于民族性和文化根性的需要。该书坚持中华文化的立场极为鲜明,这点也是撰写该书的逻辑起点。中华立场不仅是民族身份的表征,也是文化身份的表征,更是文化多元发展的表征。西哲海德格尔有言:只有什么也不做才能无立场。但是,如果要看、要研究,摆脱了立场的立场等于主体存在的破坏。立场的形成是存在中首要的事情,正确的做法是认识到偏见,而且不仅在内容上,还要在存在中。所以,必须将书法融入到“存在”之中,以捍卫优秀中华传统古典精神为己任,吸纳西方美学思想精华,用现代的眼光将书法回归于传统文化的本体范畴,才能对书法的未来发展充满希望。

坚持中华文化立场,首先必须树立历史观。任何一种艺术不是凭空而来,它有着历史脉络和文化传承,当代书法的基本史观必须要立足明清以来的历史传统,明确当代书法是历史发展的延续,是不可断裂的历史。书法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三条,一是碑学,二是帖学,三是清末民初碑帖结合的传统。实践证明,碑帖结合之路不仅符合中国书法创新的内在发展之路,也被书法历史证明可以走出一条创新发展之路,是民国以来诸多书家包括言先生本人走向成功之路的关键。百年来,随着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大量的古代文字、书法以及和书法文字有关的文物出土,如甲骨文、金文、汉简和敦煌帛书等的大量发现,为书法学科的内在扩展和创新提供了广阔延展空间,是千余年来书法传承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再者,坚持中华文化立场的同时,该著作并没有存在偏见,而是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华文化、看待中国的书法艺术。作者正视现代西方外来美学思想对当代书法的影响,在大量引用西方美学思想、审美观念的同时,对书法的现代性转型所起到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同时也对科技网络文明对书法发展带来的正反两面影响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在这三个文化立场的基础上,作者用丰富的文献资料、令人信服的逻辑思辨和深厚的创作经验,从书法艺术产生的土壤文化、书法的核心精神、哲学思想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试图构建一套属于自我的现代书法理论体系,并为此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和阐述。



书法之道

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东西方文化在起源上的差异导致其文化精神、发展方向各具特质、各有取向。一种文化、一种艺术的基本精神是由其哲学思想决定的,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称之为“道”,只有抓住了其本质之道,才能从根本上看清文化、艺术的本质和未来发展走向,也才能称之为“你之所以为你”的基本特征。西方文化起源于两希文明即古希腊的科学理性和希伯来宗教信仰,中华文化起源于两黄文明即黄河和黄土的农耕文化。从文化起源的方式来看,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对世界万物的惊异、怀疑,从而引发人的思考和追问,产生了古希腊“哲学三杰”,其理念论至文艺复兴之后得到传承和弘扬,是产生近现代文明的最重要思想之一,是一套理性的逻辑系统,属于“智”的文化。中国的农耕文化,其本质是一种“心”的文化,它起源于忧患、恻隐,从而产生同情、感悟,是一套非逻辑的直觉体系。“心”的文化以孔、孟重德思想为主体,融入了道、禅两家哲学思想,发端于春秋,昌盛于宋明理学,至阳明心学而集大成。崇尚心即理、心即物的实践的整体思维模式,是一种非过分强调智力而通过人生体验逐渐感悟天地万物,以及文化、艺术,和时间、空间、宇宙,乃至人生境界的实践体悟,这种体悟不是建立在知识体系之内,即“智”的认知范畴,而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提升,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心物一体的理想高度,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一种非逻辑的感知系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内在“自然”,而非物性“自然”,也是艺术表达的内容、形式、境界的手段和方法。

言先生的大作以天地自然、哲学思想和艺术之心为根基,从中国儒释道思想、文化品性和书论评论等内容出发,并观照现代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对中国文化、中国书法本体特征进行了宏观概述,提出了以道为师、以心为源的基本书法思想,确立了人的主体价值,充分认识到心对中国文化、艺术和书法的重要性。在道心本体的统摄下,提出了行为本体、形器本体,从而引发出新时代中国书法艺术的哲学嬗变,以其引导书法创作、理论评论和书法创新实践。

该著着眼点是中国当代书法文化,实质是探讨中国书法的本体问题。在第一章的书法文化历史变迁与本体转位、第二章的书法文化源流与质理解析之后,作者始终围绕当代书法文化的本体逐步展开,从哲学、思想、文化和书论等不同角度,引经据典、中西融合、层层推演,引出对书法文化本体意识的确立、书法文化本体维度的构建,从而为书法文化变革理路做好了准备,最终落实到当代书法文化本体的构建。第三章开头仅六行文字就对书法“寻根问底”,对所谓本质问题提出11个反问,认为当代书法的关键问题是对书法本体认识的模糊,提出了“耀文含质”的书法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精神。溯本求源,从《周易》对世间万物的文、质关系,演化出道家的重质而轻文,见素抱朴的原始混沌之道,从而揭示出儒家“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中庸思想,最终演化出固质守本的书学发展与创新的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论述“本体”的过程中,只强调了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核心思想中的儒道两家,而没有关乎佛家对“本体”的影响。我们看到作者在之后的论述中有所交代,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奠定了中国美学的基本思想,因此,以《周易》、老庄、孔孟思想作为佛教之前的中华文化核心,自然也就成为中国书论的核心。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该著提出了三个书法本体层面:一是书法的道心本体,是形而上的层面;二是行为本体,是实践层面;三是形器本体,为书法形而下的层面。随后,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当代书家应具备的四种人文素质。为此,该著从不同的文化层面既梳理、确立了书法本体的文化源流、演化过程,也确立了三个层次的书法本体,最终提出了作为艺术的书家在传承和创新中所具有的基本素质。



道生心

为天地立心是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终极关怀。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以阴阳互动确立了自然哲学的世界观,也成为儒释道中国文化道统的基本源头,是中国书法形质和精神的出发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不仅是文化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心性思想的源头。该书指出了这三种文化类型在心性上的不同解读:儒家以“生”和“动”这一对本质相同的状态,赋予了文化的人格象征;道家以“无”与“静”即与儒家相反的另一种自然状态,道出道家无为无不为的思想深度;对于佛家,它不在生与动、无与静,而在空与寂中生发,从根本上否定了存在的任何状态,与外界没有了挂碍、轮回,直至“涅槃无生”。言先生在该著中对这三种道心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出了法道本心的哲学思想,以儒家中庸自然的审美法度和禅宗直觉内修的玄理方式,阐述、表达客观世界和内心感受。艺术虽然是道心之末,但它可以切近、体现或传达“道心”,而切近或传达的方式,是以道为师、以心为源,以化成万物。作者进一步阐释了书法道心的内涵以及如何领悟和体现道心的过程,从而确立了书法以心为源的理论依据,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了心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和中国书法核心的精神和根本价值。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不管是对书法历史的回顾,还是对认清当代书法现状和未来发展,都有了哲学思想的依据和方向的引领。

该著不仅准确抓住了心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而且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来看,提出《周易》对心的确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人性亘古不变的命题,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心”,贯穿于几千年的文化沿革之中,一直未曾改变,变的只是人心。从心出发、从人性出发,它不仅具有永恒价值,而且还具有现代价值并走向未来。只有从心出发,书法才不会断裂,才具有真正价值和文化意义。一切离开心的书法都不是书法的正道,是偏离了大道而走向小路甚至是歧路。言先生的书法思想始终站在“心”的思想高度和深度,在心的统摄和纲领下展开他对书法的过去、当代和未来发展的探究。然而,我们看到,基于理念论之下的西方哲学思想已有三次转向。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本体论转向,是追问世界现象背后的理念。文艺复兴之后的认识论转向,是以笛卡尔、莱布尼茨、培根、休谟为代表,试图去认识、回答这个理念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近现代以来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哲学家,作为语义论转向,认为语言才是认识世界的根本。可见,西方哲学思想的三次大转向和若干次小转型,推动了整个文化的变化和发展。同样,艺术的发展也随之转向、转型和不断改变,成为现代文明和现代艺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基本现象。休谟说:“西方几千年的哲学思想,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注脚。”理念论的核心是主客二分,与人的分离就是与心的分离。1840年之后,现代思想传入我国,随后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一思想所影响和改变,当然书法也不例外,因此,当代书坛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某些现象显然是受到这种思潮影响的结果。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以心为艺术的美学思想,从其诞生第一天起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过。书法也是在这套心性体系下建立起来,如果改变这一基本特征,必将改变书法的本质,抑或书法就不复存在。由此看来,与西方“智”的文化不同的心学体系,不仅是书法存在的前提,也是书法发展的需要,更是书法存亡的关键,也是言先生这本专著的价值所在。



心生艺

该著不仅非常深刻、敏锐地抓住了“心”这个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阐释了自然之心、文化之心和书法之心,还从行为和器物层面,描绘了心是如何产生艺、产生书法,以及如何实现艺的具体方式,足见这本专著“知行合一”的价值所在。将书法的观念层、书家的行为层和书法的作品层,作为书法的三个本体,进一步指出传统书论以心领之、手应之、眼统之的实现过程。具体提出了当代书家应具备的四方面能力:首先是体万物而悟于心,内外相一。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整体思维的方式,要求内外兼修、体用不二。由此引申出书家只有技巧、气质、风度、学识等多方面融合,才能抵达书法的真谛。再者,书家兼顾个体与社会、专业与业余,关注于日常生活、个体生命的艺术化行为模式,从而达到游刃于笔墨,熟知历史、精通书法艺术语言、深谙形式规律,具备精品意识和创新能力,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艺术家。可以看出,这四个方面均关注于人的整体要求,从人心和人性出发,展现了书法的人文性、人本主义将永远超越艺术的技巧和形式,作为人类历史的文化记忆积累下来,成为经典的文化遗产。

言先生是当代著名书法家之一,他对书法创作有着极为深厚的功力和深入的感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当代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在讨论言先生理论、学术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了他的创作对理论产生的影响,也不能忽略其理论对他创作的指导价值,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心性之学实质是一套技艺系统,是在大量实践技术支撑下,对书法艺术的一种人生感悟。当然,这部专著是他几十年书法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成果结晶,在此我们可举一例以互证其“创论一体”。言先生的书法创作主要得益于晚清以来碑帖结合之成果,可以从这个角度阐释他著作中关于碑帖结合的理论,也可以窥见碑帖结合的真髓,更可以帮助我们解读言先生书法之高妙。他在第二章“中国当代书法文化源流与质理解析”中,讲述其碑帖融通理念的确立时,详细阐释了碑帖结合的历史渊源和实践方式,明确指出碑帖结合的真意,既不是“去残”和“仿残”(碑刻的残泐形貌和落刀之前的书丹痕迹),而是两者背后书家与书写的神采意气,以及线条内部所具有的金石质感和感受到的金之石气。碑帖结合绝不是形式上的简单嫁接和模仿,而是要打通其内在的精神。当下诸多所谓的碑帖结合者大多停留于表象,从中我们也能看到言先生书法以一根篆籀之主线,贯穿于真草篆隶行等各种书体之中,既有碑的厚重宽博庙堂之前,又有帖的流畅蕴藉书卷之气的真髓之所在。

自我构建

我们不能用中国的眼光看中国,也不能用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具有世界的眼光和视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为百年文化屈辱而自惭形秽,也不会为曾经的文化辉煌而妄自尊大。我们要站在世界的制高点上,以中华文化的复兴为己任,高度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从言先生这部书里我们看到,言先生对中国书法发展不仅有着充分的自信,而且还有雄心要为当代书法指出一条出路来,这条路就是中国书法的心性之路,这个心性之路也是中国文化之路。所以,作者在最后一章强调了中国书法的未来之路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和重振、对人文的观照、对人心的观照。明确了这根主线之后,对当下书坛的乱象以及诸多创新的问题,则是离中华文化更远、离人心更远的问题。

这部近30万字的专著,为我们溯源和展望了中国书法的历史、现代和将来,也从文化、制度、教育、社会等多个层面,考察了书法对中华文化复兴的价值和意义,更从书史、书论、书评等具体的书法层面,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的书法艺术世界。作为这个时代书法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组织者,甚至是某些书法规则的制定者,作者真实、客观地回顾、记录了当代书法历史发展的图景,并对书法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给予美好展望。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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