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07年初，在徐州下邳，也就是今徐州市东南方向七十公里处的古邳镇，几个年轻的贵族公子相继走进一座围着院墙的宅子。主人叫王导，前来的也都是他们琅琊王氏的族人。
那是西晋末年，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刚刚结束。坏消息不断从王都洛阳传了过来，最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太傅司马越与皇帝失和的传闻。
当时皇帝司马炽年仅二十四岁，聪明、勤奋，登基不到两月，已经露出了新朝的迹象。令人遗憾的是，朝廷的真正实权掌握在皇帝的远房叔叔、当今太傅司马越手中。
皇帝亲政，司马越不悦，要求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地东海国。或许是担心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后拥兵自重，再度作乱，皇帝没有接受这个申请，要求太傅留在洛阳，继续辅佐自己。但太傅没有退让，“固求出藩”，坚持要走。两人的冲突，对整个天下来说都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这就是王敦、王导兄弟召开家族会议的原因。
既然皇帝不允许太傅回到自己的封地，那司马越就准备带兵驻扎许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就驻扎许昌，将其经营为都城，为这座城市积累起超越其他城市的政治影响力。太傅正是看准了它的政治价值，才屯兵此处。
在新的内斗彻底爆发前，必须提前确定自己的站位。越是像他们这样的大家族，越是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朝堂斗争。
支持皇帝，扎根洛阳或许是首先考虑的选择。皇帝虽然年轻，仍有不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也有重整河山的雄心。但洛阳并不是一个能够长久自守的城池。跟太傅一起去许昌未尝不是一个选择。这个家族的族长王衍早在几年前已经是太傅阵营中的核心角色。司马越南下许昌后，王衍或许会留在洛阳帮他留心朝政。紧跟族长王衍的步调，协助司马越对内巩固大权、对外抗击匈奴，不仅能建功立业，还能继续扩展家族权势。王衍之所以被时人推崇，并非有过人的军功、政绩，而是因为长于清谈。
王导、王敦也喜好清谈，对族兄的风雅也多有赞美。但这不至于蒙蔽他们对族兄政治能力的判断。这次家族会议中就没有王衍的身影，应该是王导等有意避开了他。
两兄弟对当下形势作了一番分析：既不能留守洛阳，也不能继续跟随司马越南下许昌。他们必须冒险走出第三条路径：开拓独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在这次会议之前，他们应该就有过多次讨论，但都没有拿出一个好的方案。
就在他们开会的间隙，匈奴的铁骑依然在不断南下，前锋已抵黄河北岸，越过大河，即可直击都城洛阳。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当时河北、山西在匈奴手中，自然是不能去的。陕西、四川等地关山四塞，便于防守甚至割据，却被司马越的几个亲弟弟占据。南边的广州、交州是还没有完成开发的瘴气弥漫之地，不适合琅琊王氏这样的世家大族。
最后剩下的就只有东南方向的扬州，还有东边的徐州、青州。然而，徐州地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同时又有苏北平原产粮区，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匈奴已经进入河北，只要顺势南下，渡过黄河，就能争夺徐州。琅琊王氏虽然宗族强盛，恐也难以抵御匈奴铁骑。
似乎所有的生路都已被阻塞。
就在这时，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出现了。突然出现的人叫王旷，字世弘，是王导、王敦的堂兄弟。他在家族中向来不被重视，但他有个很有名的儿子——“书圣”王羲之。王旷突然出现，守在院门的下人怕事情泄露，将其拒之门外。
不论是在家族内部，还是在历史上，王旷都是一个不被接纳的局外人。但历史和后人都严重低估了他。
王旷此时刚刚三十出头，但早已转战南北，从政资历甚至超过了王敦和王导。他最早在皇帝司马衷身边担任侍中一职。西晋末年，皇帝大权旁落，侍中自然没有太多实权，但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只有被实际掌权者司马越信任的人，才会被安排到皇帝身边。
“八王之乱”后期的公元305年，王旷被司马越任命为丹阳郡太守。丹阳是江南重镇，是整个扬州的核心地带。它的稳定不仅关乎江南局势，还牵涉到对北方的粮草供应。这年八月，扬州刺史曹武与时任丹阳太守朱建不和，将其杀害，丹阳政坛动荡。司马越急需一个有能力的人前去协助曹武镇守扬州。
王旷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如果他能稳定扬州，那后面的一切历史都可能改写。但历史在冥冥之中似乎有自己固定的轨迹。
王旷八月去南京担任丹阳太守，十二月，西晋将军陈敏就在扬州发动叛乱。王旷战败，逃回徐州，来见王导等人。他之前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密谋，主动来了也被拒之门外。王旷只好假意吓唬，逼得王导等邀他参与家族会议。
既然已经被王旷识破，进屋之后，王导也就将他们的想法透露给了王旷。出乎意料的是，王旷并不反对家族另谋出路，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计划：
南渡江东。也就是举家南迁，占据东南方向的扬州。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甚至是王旷本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个计划不仅改变了琅琊王氏的命运，更决定了整个天下的未来。十多年后，琅琊王氏和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成为东汉末到隋唐初四百年乱世中，坚持时间最久的汉人政权。琅琊王氏也跃升为与皇权平起平坐的门阀，百年不衰。
后来的历史大多把“南渡江东”的功劳算在王导身上，其实第一个提出计划并推动执行的是王旷。
这确实是一个诱人的提议，但也极其危险。
王氏一族所有的政治资本，包括庄园等经济资源都在中原。一旦南渡，几乎是一穷二白。而江东被本土世家大族把持，琅琊王氏作为外来者必然遭到排斥。最重要的是，江东刚刚经历了西晋将军陈敏的叛乱，正是兵荒马乱之际。此时南渡，无异于飞蛾扑火。
但王旷不以为然。
正是陈敏的叛乱，让他看到了琅琊王氏立足江东的可能性。
陈敏出身安徽庐江的寒门，原本在洛阳管理仓库，但敏锐的眼光以及蓬勃的野心让他在乱世中迅速崛起。
司马氏诸王混战之初的公元301年，陈敏自告奋勇，要去东南方向的扬州筹集粮草。根据他后来的举动推断，他一开始的目的应该就是躲到江东，避免被卷入中原乱局。永兴元年（304）年十二月，北方的司马越带大军前去关中与司马颙决战，为了避免被身后的豫州（今河南一带）势力牵掣，他起用陈敏，任其为右将军、前锋都督，并“假节”。两人试图南北夹击，没想到都败给了豫州刺史刘乔。
当司马越继续西入关中，陈敏没有跟随。他请求东归扬州。回到扬州当月，陈敏就宣布独立。他驱逐扬州刺史刘机、南京的丹阳太守王旷，自命扬州刺史，接管江东。他的割据也得到了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这是他能立足江东的政治基石。但是在执掌江东一年零两个月之后，也就是永嘉元年（307）二月，陈敏政治举措失当，遭到江东大族抛弃，兵败被杀。
乱世之中，百姓看到的是灾祸，野心家看到的是机会。王旷从中至少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江东空虚，没有强有力的人物镇守。
第二，江东人愿意推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守护江东。
陈敏失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出身微贱，缺乏足够的政治号召力。江东人抛弃他的时候，曾说他是“六品下才”。而琅琊王氏为顶级豪门，正可在江东无主的时候，乘虚而入。以江东的粮草之丰、土地之肥沃，是割据自保的理想之地。
计划已定，想要真正落地，还缺少最后一环：一个来自司马家的代表人物。琅琊王氏虽然要脱离司马越阵营，但并不准备圈地自守，取代司马氏的统治。他们要做的是推举一个有希望的藩王作为名义上的代表，自己则在幕后进行操控。这是世家大族最熟悉也最擅长的权力游戏。
幸运的是，早有一个人物在历史中等候他们多时——琅琊王司马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