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年轻人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名字很陌生，可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这个名字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外国国家名字。当时的标语不时出现在广播和收音机里（那时全国也没有几台电视机），是“社会主义在欧洲的一盏明灯”。
上世纪50年代，阿与苏联“老大哥”关系最好。但到了1960年代，阿苏关系全面恶化，甚至断交；中阿关系全面升温，中国取代苏联，成为阿最大援助者。
据新华社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首席记者王洪起在《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文中回忆：
“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
“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仅粮食（援助）就达180万吨。”
王洪起写道：1961年春之后，“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王洪起回忆：“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
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1969年出任中国驻阿大使的耿飚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
耿飚也谈到：“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
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中国不得不替阿买意大利主机。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阿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
耿飚还回忆说：“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王洪起的文章也有类似回忆：“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王洪起还谈到：“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
据耿飚回忆：“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阿总理）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李先念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六个小时，所谈内容全是要东西。”
“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改变十年文革时的极左政策，内政外交都有了一些新变化。阿劳动党仍在极左路上往前奔，对中国内政外交都不认同，中阿在意识形态分歧越来越大。
1978年7月，阿领导人霍查称“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霍查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任领导人。
1977年，邓公第三次复出，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专门指示外交部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撤销项目，甩掉包袱，摆脱中阿关系目前这种畸形状态：“将我们的人都撤回来，我们已经帮助这个朋友太多太多了，现在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1978年7月7日，在阿尔巴尼亚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一周年之际，中方对阿尔巴尼亚发去了照会，正式宣布我方将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
持续了24年的对阿援助至此宣告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