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初，为了抵御从长江下游溯流而上的日寇，国民革命军第2军李延年部开赴田家镇要塞，担任守备任务。这座要塞位于长江北岸，距离号称“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江西省九江市仅60公里，与对岸半壁山、富池口的炮台相依，属鄂东门户、江防要地，也是据守武汉三镇的重要门户。
兵团司令和军长都是黄埔一期悍将
为了确保这一防御要点，李延年又被委任为第11军团军团长，又将第8军李玉堂部和第54军霍揆章部也调来，划归其指挥。这两支部队都是嫡系中央军，人员充足，装备也比较精良，其中第8军下属第3师、第15师，第54军下属第14师、第18师，都不是弱旅。李延年麾下兵力一下子扩充3倍，按理说防守的信心应该更加充足，可听说部队番号后，他却只能苦笑。
作为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李延年对自己同期同学李玉堂、霍揆章可谓非常了解。当初，虽然黄埔三杰蒋先云、贺衷寒、陈赓大名鼎鼎，但并不代表其他同学就是平庸之辈，李延年、李玉堂与时任21师师长的李仙洲当时号称“黄埔三李”，也是自视甚高、不易驾驭之辈。霍揆章更是战区司令陈诚“土木系”中的主力干将，平时目空一切，仅对蒋介石、陈诚马首是瞻。
要塞两侧守军被第5战区调走
为了避免自取其辱，李延年干脆放弃对另外2个军的指挥权，听任他们自行其是，只专注于自己第2军直属的第9师、第57师及要塞守备部队的指挥。恰在此时，军委会为布置武汉会战，特意设立陈诚、薛岳为首的第9战区，划分战区防地时，考虑到田家镇要塞与南岸的半壁山、富池口相呼应，便将要塞划归第9战区防卫序列。
但长江北岸的整体防守却归属第5战区，田家镇要塞划走后，其用兵时就不在考虑要塞防务，恰逢广济失守，担任第5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白崇禧为了组织反攻，遂将田家镇两翼的第26军及第67军161师调走，导致要塞周围形成“真空。”李延年叫苦不迭，只能紧急抽调兵力填补，麾下兵力又有限，最终导致处处设防，兵力分散。
包袱从第9战区甩给第5战区
9月15日，日寇在数十架飞机和军舰掩护下，向田家镇要塞发动猛烈攻击，并派出海军陆战队从北面的潘家湾、中庙一带登陆。第1天攻击，日寇就迫不及待使用了毒气，但在守军顽强组织下，始终未能得逞。但随着日寇登陆部队不断增加，要塞处于十分危急状态；李延年不断告急请求增援。
此时，蒋介石才意识到划分战区时的失误，第9战区部队隔着一条长江，在日寇占据海空军优势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渡江增援。于是，蒋介石于17日夜急电第5战区，硬性规定以长江为界，将江北守军全部划归第5战区，并特别强调田家镇要塞安危由该战区负责。
部署不及导致要塞失守
这种最后关头甩包袱的命令自然引起第5战区的极大愤慨，时任第4兵团司令的李品仙就专门面见白崇禧，当面破口大骂：“火烧眉毛了，才把烂摊子往我们身上一推！他们要早几天改变主意，我们也好调拨部队在外围组成防御线。现在怎么办呢？”白崇禧虽然也一肚子火，但他毕竟还兼任全军副总参谋长，不能局限于第5战区的利益。
随后，虽然白崇禧紧急抽调部队前往田家镇外围增援，但日寇已在江边建立稳固阵地，并源源不断调来大批援兵，炮兵阵地也很快建立，要塞守军及赶来增援的2个军遭到日寇密集火力杀伤，战至29日，日寇攻入要塞核心区，李延年经过请示，不得不主动放弃要塞，率部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