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经叛道：胶莱运河与元明两朝的海上漕运

通常印象中，古代吏制国家的漕运网络，完全是与海洋贸易完全相抵触的反面系统。前者依托内陆运河工程，建立起与外洋隔绝的独立水运机制。后者则仰仗船舶技艺，拒绝两点一线间的单调来回。双方的矛盾远超行业竞争，近乎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更像是关于文明路线的焦灼。

然而，位于山东半岛的胶莱运河却是一个意外。其设计开凿初衷，就是将海洋贸易也纳入传统漕运。故而在一众人工水系中，显得格外离经叛道。奈何虽有进步意义，但终究只是权宜之计。

痛的领悟

蒙元灭宋时曾有一支不为人注意的海上保持线路

公元1276年，伯颜统领的蒙元部队全面进攻，迫使城临安的南宋守军无血开城。在此过程中，除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的水师外，还有一支朱清率领的海盗船队临时投诚。他们以后来的崇明岛为基地，直接走东海包抄杭州湾，迫使赵家君臣们不能走宁波港出逃。尽管这段小插曲的军事意义比较有限，却为日后开通胶莱运河的设想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大将李庭芝的宋朝残部仍旧坚守扬州，让对手不能触及淮东地区。但北方的忽必烈已要求用江南粮产供养燕京大都，并因此下令重启漕运物流。于是，尚未走出战争的新朝只好另辟蹊径。既要合理运用隋唐两朝留下的运河故道，又必须非常巧妙的避开敌占区域。当时的做法被戏称为“涉江入淮”,通常是粮船经常由杭州出发，通过瓜洲、扬州穿过长江。直至苏北的淮安转向淮河，再借用古运河输送开封，绕道后才勉强抵达京师脚下。

元朝建立之处 漕运要靠绕道河南再北上大都

这样的做法虽符合要求，却意味着物流成本急速上升。首先就是因为宋金元三朝混战，对包括漕运在内的北方经济造成很大破坏。不少河道的水位偏低，又缺乏船闸节制流向，让承担运输的队伍必须经常走陆路短驳。其次是黄河下游的入海口改道，形成破坏严重的夺淮入海局面，使缺乏维护的人工水系进一步恶化。最后是旧运河的路线规划，要么以关中为目的地、要么将河南视为天下中心，完全不考虑帝国首府所在的东北方向。所以，就算系统运转良好，也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正因如此，蒙元朝廷在灭宋战争胜利前，就早早开始安排新运河建设工程。主要是在试行多渠道运输之余，逐步确定要到山东西部开挖名为“济州河”新漕渠，从而为落后的规划做根本性矫正。我们今日所知的大运河主体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确定下来。只不过浩大工程耗时甚多，而嗷嗷待哺的京师人口需求迫切。所以在内陆水系全线贯通前，只能在山东将淮河支流--泗水引入进来，方便船只从黄河下游直抵大沽。可惜，以沙船为主的载具缺乏长距离航海能力，容易在大风大浪中侧翻酿成灾祸。于是只能在山东半岛的南北两段开一段陆路，再次为胶莱运河的开凿埋下暗线。

元朝大运河与之前的隋唐运河对比

有鉴于此，一些有识之士提倡在半岛中部开挖新水渠，以便船只不绕道就能从容通过。这就是是胶莱运河的由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更像是帝国在传统漕运系统落成前的应急替代。该项工程从1280年开始建设，主要用来自益都、淄、莱、宁海的数万士兵开凿。虽然有忽必烈亲自拨发的白银和粮食支持，但工作强度甚大、过程相当坚信，以至于有人宁愿自毁双手来逃避施工。最后只能靠斩首予以惩戒，才勉强用四年时间将工作完成。

另一方面，先前投诚的大海盗朱清被升为武略将军，专门走海路将南宋的库藏图籍运至大都。在运河尚未开通之际，便授命打通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于是从江苏太仓港起航，用上海建造的60艘沙船沿苏北、山东海岸摸索，成功把4万石漕米送至大沽。可见即便没有横穿半岛的人工航道，仅凭当时的航海技术已足够实施南北转运。等到1284年的胶莱运河完全贯通，又官拜漕运万户，将运输量提高至70万石。其中10万石仍走常规航行，而余下60万石皆从运河穿堂而过。

从太仓到大沽的海运一直是元大都的主要粮食供应

惨遭挤兑

由于海运效率极高胶莱运河的必要性受到质疑

可惜，胶莱运河的辉煌不过昙花一现。其中最大的反对者就是朱清本人，原因竟是觉得直接海运反而效率更高。在1283-85年间，他一面负责大都的粮食转运工作，一面对两条航线的优劣进行比较。由于意识到运河容易在航海季遭遇堵塞，若有船只抛锚就会延误整个行程，连当初主张开挖的忽必烈都心生疑虑。加之开凿运河的费用过高、引起民怨较大，便暂停了进一步扩大工程。

然而，暂停开挖并不能缓解运河本身的问题，反而随运粮规模的提升而日益放大。这其中自然有大都的城市规模膨胀因素，是忽必烈不断从海内外招揽人口定居的必然后果。同时也由于海舟普遍体型大于内河船只，走河道浅涩的胶莱容易搁浅。结果仅仅到1285年，这条离经叛道的漕运水道便被蒙元帝国降格。江南的运粮船队则继续以太仓、刘家港和上海为起点，只留下少数份额维持原状，效率反而比需要排队时更为突出。直至1290年被完全废弃。

胶莱运河始终只是特殊时代的妥协产物

不过，真正打击让胶莱运河的因素，还是来自传统的内陆漕运。蒙元灭南宋之初，之所以要千方百计的依仗海运，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隋唐旧运河的废弃。随着帝国统治日益稳固，江北、淮北、黄河流域的经济复苏，原有的人工航道便得以恢复重启。同时，朝廷中的汉化官员比例激增，也逐步成长为传统内陆航运的坚定支持者。在无法立即挑战海运线路的背景下，他们将争夺预算、拨款的冒头都指向胶莱运河。何况大都的宫廷往往出于效率考量，不可能废掉运粮海船，就只能为内陆省份的长治久安而重修内陆通衢。于是，无数后人津津乐道的京杭大运河初露端倪。

公元1289年，元帝国采用寿张县尹韩仲晖等人建议，派李处巽主持开挖接通济州河。该工程全长250里，从安山西南起，用梁山泊的水源北流，经过现在的东聊城，再往西北抵达临清御河。经过前后6个月的疏通、改造，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会通河”。四年后，有感于通州运粮河的供水不足问题，又在榆河上源另开小渠，以便增大流量。另有通州南高丽庄至西山石峡铁板之间的新河，全长120多里，深五丈、宽十五丈，使西山古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接通御河。最后是直抵粮食产区的江南，包括疏通江北的扬州运河，以及从苏州通向镇江的131里新河。至此，年久失修的隋唐运河被彻底激活，且在线路上与今日依然健在的明清运河趋同。

复兴的内陆漕运网对胶莱运河打击甚大

在技术层面，由于不少线路早已被前朝使用、糟蹋，造成蒙元重新疏通、挖掘时都面临水流不足问题。解决办法便是增设大量水闸，从而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提供精准导流。据粗略统计，仅通惠河上就设有18处闸门，靠近大都的金水河也有4处。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因途径区域地形复杂，闸门数量多达31处。与之相连的济州河，亦有6座闸门节制汶、泗等支流水域。由此产生的巨量花销，迅速演变成无数人的收入来源，更对流经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破坏。

值得一提是，由于蒙元帝国的漕运出现海陆分化，所以在具体职能方面也有相当出入。至少在王朝前期，因为有效率很高的海运存在，大部分送往燕京的口粮不需要走低效内陆，便以食盐、茶叶、各地土产、手工业品和海外贡物取而代之。同时也兼顾客运业务，让官差或私人商贩能沿着水道直抵大都。为此，朝廷还几番下令整肃，杜绝漕运河工的坐地起价等刁难恶行。后来，内陆运河才逐渐增加运粮比例，但始终没能将海运竞争者完全击败。譬如在军阀林立的元末，控制苏北的张士诚就多次阻挠运河交通，却并不影响浙东的方国珍继续为皇帝输送口粮。

由于海运便利元朝的内陆漕运并不以运粮为主

难以复兴

明朝建立后直接废掉元朝的海上漕运

公元14世纪后期，明朝取代蒙元成为帝国正宗，开始以更加保守的政策统御万民。尽管朱元璋将都城设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却以最为激烈的手段实施海禁，直接废掉由太仓直航燕京的海上漕运。后来篡位得手的朱棣则将本部迁回大都，还以刘家港为中心建造下西洋船队，却依然坚持激进锁国政策。

于是，向京师输送口粮的重任，完全由元朝留下的内陆运河承担。但由黄河造成的泥沙俱下难题，始终对运河的流量稳定造成严重冲击。明朝当局只能不定期斥巨资疏通，修缮容易损毁的闸门，然后坐等下一次危及不期而至。如若碰上百年一遇的洪水泛滥，则毫无顾忌的向周遭民田疯狂泄洪。宁可酿成人道主义灾难，也要死保政治正确的低漕运通畅。

海运消失后向京城输送口粮的重任完全靠内陆漕运承担

长此以往，漕运效率不增反降，经常让困守京城的文武百官都人心惶惶。以至于从故纸堆中寻求答案，要求朝廷重新疏通胶莱运河，为传统的内陆航线分摊压力。公元1441年，类似建议首先由山东昌邑民王坦向明英宗提出，立即在朝堂上引起激烈讨论。但此时距明成祖疏通河道不过仅26年，黄河泛滥还不频繁，负担治理的消耗明王朝尚能承担。因此，这个谏言被毫无意外的驳斥回去。而且相比于短暂的漕运堵塞，明廷实际上更害怕放松对民间的管制，断然不愿放开被自己严防死守的海运行业。

到了1532年，内陆漕运因黄河水情恶化而日益严峻。总督漕运都御史刘节向嘉靖皇帝谏言，希望朝廷拨款开新河，实际上就是恢要求复前朝的胶莱运河。八年后，黄河淤塞再度连累内河漕停摆，以至于山东巡海副使王献请求议开胶莱河联运。当然，此举并非完全取代原有线路，而是避开受山峦、洪峰影响最大的鲁西段。一旦成行，则送粮船先由镇江-扬州段进入淮河，再沿半岛沿海抵达胶东，最后穿行抵达天津。奈何对海运废弛许久的明朝而言，这样的曲线救国之路依然太过冒进，根本抵不住漕运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对。

每当漕运受水患影响明朝的京师就要遭遇粮荒

公元1552年，由于洪水肆虐徐州地区，嘉靖皇帝第三次收到恢复胶莱运河的奏章。但此时恰逢倭寇风潮肆虐东南各省，明廷对于海运的打压超乎以往。因此，一旦黄河与淮河的水患退怯，类似的讨论便只能不了了之。何况嘉靖时期的财政相当紧张，对任何需要斥巨资开展的工作都持抵制态度，就更无可能将内河漕运转为海陆联动。即便在火烧眉毛之际欣然答应，稍后也会由于觉得价格过高而断然叫停。因此，明朝虽前后两次尝试疏通，都在初见成果后便不再继续。

更为讽刺的是，类似提议还在隆庆、万历两朝被翻出来商讨。但基于山东地方利益、儒家保守官僚干预，以及不愿意花太多钱搞大型工程等因素，始终无法落地实施。直至明朝被农民起义军攻破都城，漕运的恶劣状况都没有任何改善。稍后登顶的满清虽有意放松过海禁，却没能吸取元明两朝的经验教训，仍旧将漕米重担都押到内陆运河身上。由此造成的后遗症效应，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发挥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