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飞
承接上一期，本期分享一个非常显而易见又被国人所忽视的极端现象：中国抗日战争，几乎完全被西方史学界彻底抹杀，抹杀到在西方主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记载和分析著作上几乎完全不存在！抗日战争又称“十四年抗战”，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止于1945年日本投降。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展现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局部抗战阶段（1931年至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军民在东北抗联等组织的领导下展开游击战。
二是全面抗战阶段（1937年至1945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负责正面战场，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共同抵抗日军侵略。
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国际社会关于二战的主流叙事中，中国战场的贡献长期被低估甚至忽略。许多西方历史著作将二战的起点定为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完全无视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便已开始的艰苦抗战。这种偏颇的史观不仅扭曲了历史真相，也削弱了世界对中国人民巨大牺牲的认知。
5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表一份名为《纠偏：80年来错误“二战史观”的综述与中国应对之策》的重要报告，提出要正确理解二战全貌，就必须打破和纠正几种常见的错误史观。
报告认为，一是中国抗战史在西方二战史观中长期缺位，中国抗战贡献被忽视，导致西方民众对中国抗战立场认知模糊；二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贡献再认识进行攻讦，将客观观点歪曲为“中国在重新解读历史”，必须警惕这种偏见与误导，防止其进一步演变为对中国崛起的文化和政治压制；三是西方学术界出现抹杀苏联二战贡献的论调，甚至称“苏联与德国共同导致二战”，试图以此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四是日本右翼势力持续进行舆论操控，不断强化日本的“受害者”意识，叠加西方社会的支持，进一步加剧了历史偏差，及塑造了日本在战争中作为“被迫反应者”的虚假形象，严重弱化了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应承担的责任。
根据上述报告和别的研究，笔者简单总结一下西方史学界对中国抗战的抹杀论调：
（一）二战六年论：忽视中国的14年抗战。西方主流观点常将二战定义为1939年至1945年的“六年战争”，但实际上，中国的抗日战争早在1931年就已爆发。日本侵占东北后，中国军民便展开局部抗战，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进入全面战争阶段。若忽略这一段历史，便无法真正理解二战的起源与亚洲战场的重要性。
（二）“西方中心主义”：低估中国战场的战略作用。许多欧美史书将二战叙述为以欧洲战场为核心的战争，甚至认为太平洋战争始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然而，早在1937年，中国就已独自抵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了百万日军，使其无法全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笔者姑且不引用别的研究，只引用日本的研究。根据日本历史研究会编的《太平洋战争史》第四卷附录三的统计资料，第二次世界战争军民伤亡总数约9000万人，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占世界总数40%，军队伤亡总数380万（仅次于苏联）。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按当时比价为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损八分之一。历时14年的战争中，中国军队共进行重要战役200多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逾150万、伪军118.6万，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死伤人数是其在二战中死伤总数的70%。
（三）“日本受害论”：淡化侵略罪行，模糊战争责任。部分观点过度强调日本在战争末期遭受的原子弹轰炸，却避谈其侵略行为对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例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细菌战等暴行，在西方教材中往往被轻描淡写。这种叙事不仅不公，更可能助长历史修正主义，使后人对战争的真相产生误解。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不乏有心的学者正逐步修正西方传统的二战叙事，例如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理查德．弗兰克在著作《骷髅之塔：亚洲－太平洋战争史：1937年7月－1942年5月》(Richard B.Frank,Tower of Skulls:A History of the Asia-Pacific War:July 1937-May 1942,W.W.Norton&Company,2020.)中，将亚洲战场的起点明确界定为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有力论证了中国战场的关键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中国的学者们也透过系统的档案研究和国际合作，不断丰富抗战史料，彻底驳斥了“中国战场无足轻重”的错误观点。
这些学术努力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真相：中国的抗战绝非孤立事件，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二战史观不仅关乎学术严谨，更承载着对历史的尊重与对未来的警示，以及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历史教育。说好中国故事，应该包括说好中国抗战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