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开始撰写我的散文系列《同丰里十七号》，写到关于河南海幢公园一篇的时候，有十多则留言，因为我笔下的海幢公园，也正是他们儿时印象中的公园。固然不是清朝世界首富伍秉鉴时代的海幢寺，也非现在整饬一新，彰显宗教自由和文旅经济的海幢寺，那是特定时代的寺庙和公园的混合体，既有供求神拜佛的寺庙，也有供人消闲娱乐的儿童乐园、溜冰场和音乐茶座。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大雄宝殿下面，还有七十年代在“深挖洞，广积粮”的最高指示下我们当时挖掘的弯弯曲曲人防工程，穿过同福路，通向莫名的所在。
其中一位留言者，小时候一家就住在大雄宝殿后面大殿的院中，当时属于海珠区文化馆，后来的海珠区工业局，他说勾起了他童年时代的回忆。几经微信，原来他是我当年熟悉的郭彦汪、人称“汪叔”的儿子郭子华，现已移居加拿大。汪叔原来是海珠区文化馆的馆长，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在行政街道跃龙街任职，主持宣传工作，而我后来也算是海幢街宣传科的一个小文员，和汪叔有很多交集，比如说到区内开会。我日记中还记录着一小段有关他人转述的汪叔对我的评价，当然是赞语。
在广州和左手边的郭子华及友人的合照
郭子华及其家人还有当年海珠区文化馆的诸人，就在这当年海幢寺大殿旁的民用建筑中，蜗居了好些岁月。子华说，他的妹妹也是广州师院毕业生，1989年毕业，而且我还是他妹妹的论文指导教师！
我惊愕，全然记不起来我还当过大学本科生论文的指导教师，这怎么可能？我当时只是个小小的大学讲师，哪有指导学生论文的资格？于是，他把他妹妹郭文倩拉进了群，出示了当年有我在内的毕业照为证。文倩证实，的确和父亲去过我的老家，让我当她的论文指导老师，论文是关于论述当年红极一时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
我半信半疑，毕竟年轻十几岁的人比我这耆老的记忆力要好。
疑，是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来；信，是稍后获得的真实凭据。
2025年春天，我回广州，几位当年广州师院的同学一聚，品尝驰名的湛江鸡，还有一位1988年的广州师院毕业生钟聘枝，算是学弟和学生，现在荔湾区教育局工作，已近退休年龄。
席间天南地北，海吹神聊，一杯下肚，快意无限。钟君忽然和一位当时远在杭州的同班同学林德人联系，说正在和我豪饮畅谈。微信这玩意真是好，林德人也马上和我连上了，就像我一年前重新找回分别三十多年的一位文友一样。林德人说，感谢我当年指导他写论文！
看来我当年不止指导过一位学生写论文。
林德人还传来微信截图，他的论文题目是《文苑里响起青春的脚步声——关于青春期文学的思考》，被收进了当年的《广州师范学院八八届本科毕业生论文选》——这是连我的学生论文也未能获得的荣誉——还传来他的论文每一页的截图，看来已经存在他的手机中。首页明显注明：指导教师黄锦鸿，白纸黑字。
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了！好，再多说也是矫情，至于当年我如何给他们的论文提意见明方向示不足增益其所欠缺，则是当事人可能有的回忆录中或长或短的一段，尽其发挥，而我脑库已掏空，粤驴技穷了。
这的确也符合当年我教授的专业的方向，我讲授的是当代文学，况且当年我虽已为人父，但尚属青春，在文坛上也已有一席之地。
德人网名心德，后来与我微信，讲述了当年的一段。他说，当他决定要找我当他的论文指导老师的时候，高年级的学长告诫他，你千万不要找黄锦鸿，否则你的论文没有改两三遍都通不过——我有这么严苛吗？但是，德人还是找了我，并很充分地准备材料和认真地撰写，居然一稿通过，而且经过学院科研处的评审，被列为当年的优秀学生论文，编撰成册。这是值得他终生铭记的。
文倩的网名Gogo，已达中学老师退休年龄，她说当年的细节不记得了，只记得跟随父亲到过我老家，找我当她的论文指导老师，有过几次交往，好像我看了几稿，就是提出几个地方要修改补充的问题。至于她的论文，可能放在老家中，需要找找，但是论文的内容是记得的。
后来，我和当年的学友，以及子华、文倩在广州聚会时候先后谈起这个话题，虽然没有尚健在的中文系领导的佐证，大家估计可能当时是因为大学教授尚稀缺，难以胜任每年毕业生论文的指导任务，就让我这个年轻的小讲师勉为其难，算是领导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也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新气象吧。
其实，本文题目冠之以“男弟子”和“女弟子”之名，也破费踌躇，但肯定的是，称为弟子，不必遵循《弟子规》中的所有教义。
我不是一个好为人师者，虽然我在荷兰以记者的面孔出现，曾被某大使称为“荷兰第一笔”，被人称为荷兰的”名记”，但也有人调侃说是“名妓”。但正如周作人所写，“我自从不相信符咒以来，对于这一切的咒骂也失了兴趣，不值得认真计较我骂他或者他骂我。”我甚至一笑置之，为“名妓”举杯，虽知在勾栏中混出个柳如是、小凤仙的名堂，也非易事。
我在荷兰也曾担任过那种周末中文学校的教师，并且作为创始人之一办了一个中文教育中心，名声遐迩，因此也教过好些学生，包括洋学生，因此在一些场合被叫老师也心安理得。但是，在荷兰多年，我却没有什么男女弟子，因为没有人请我指导过什么，我也没有指点过什么江山。
我认为，指导学生论文，是很费心力的事，非等同于一般在课堂上泛泛而谈的什么作品的题材主题情节细节文本结构语言风格等等，必须要对论文涉及的领域有个概括了解，然后循着学生的思路，细心引导，而非越厨代庖。我记得当时请教了中文系的老教授白雪樵、学生中称为“白老太”的如何指导学生写论文，看到老太太过的几招。
因此，我认为称之为“男弟子”和“女弟子”，也有点道理。因为的确在指导论文的过程中，也花费了一番心血，并且把自己的见解也融进了学生的思维中，他们接受程度如何，可商榷讨论，但八九不离十。因此，特别称为男弟子与女弟子，而非泛泛的学生，也未到门生的级别。
当今世界，学生太多，老师太多。老师已经成为一种社交上的客套用语，寒暄的必备词。君不见见面尊称老师的，比比皆是，被呼唤者，也乐于答应，天地君亲师，排行第五也悠然自得。学生也是，君不见为抬高身价，自称为某某名人学生的，以彰显其师出名门，名师肯定出高徒。而我却将“老师”细分为实体的老师和虚拟的老师，前者就是曾经是你的小学中学大学有名有姓的职业教师，甚至幼儿园的启蒙教师，活生生的人，哪怕他们健在或者仙逝；另一类是虚拟的老师，就是在跋涉书山遨游学海过程中一见如故的值得你尊为师辈的名人哲人，在历史的时空中竭力与之对话交谈，尽管对方并不知道有这个自甘敲开其篁门试图偷其一两招的学生。略举数例，如周作人、鲁迅、钱钟书、木心等等，不一而足；当代的有几个，不写也罢。
实体的老师，也会细分。有些的确给你学识与教诲，甚至给予近乎的母爱与父爱，有的只是一种职业上的称呼，彼人只是领着一份工资当个老师，因此虽不妨称作老师，但此“老师”含金量与彼“老师”含金量有所不同。
古人韩愈碰到我也头疼，虽他引述孔子的语录说，“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极力提倡恢复师道，从广义的角度定义老师，有一些可参详的见解；当然也有欠缺，有“时代的局限”。但韩老先生未能预见今天在“老师”的堂皇名义之下的种种权钱性的交易与龌龊污秽，未能看到“学生殴打老师”致死的反文明的一幕。起码，老师侵吞学生成果的个案，比比皆是。
我说，于我印象特别深而可以称为老师的有三位，甚至他们都不知道我是如此地推崇他们和为什么至今印象的特别深刻。
一是中山大学的吴文辉，他是中大的外国文学教师，我只是无数听过他课的学生之一，他给我们上课也只是在业余大学的文学创作班，肯定不认识我，但他讲课的方式和仪态成为了我默默效法的榜样。他讲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没有讲稿，板书不多，但是听得下面的文学爱好者和未来的作家如醉如痴。以致我后来当了老师，也效法他的不带讲稿，一张白纸只列个提纲，就把45分钟的课对付过去，效果也不错。那时我除了在师院上课之外，还到外面无数的大专班讲课，用的也是这招，招来学生，特别女学生课后的问三问四，眼光分明写着“敬佩”二字。
二是师院老师黎敏子老先生，老先生一生清贫家中只有书，身后才追认了个副教授，老作家黄秋耘先生也为他抱不平。黎老先生是辞源编写组的成员，只是给我们讲过几节明清诗歌，一个冷门的专题，却讲得天花乱坠，课堂鸦雀无声。我曾经在一则关于张岱的散文中写过黎老先生：老先生讲明朝的张岱，“讲到兴之所至，眯起眼睛，背诵若干金句，陶醉其中，我真的被感染了。”
三是珠影的文学编辑戴咏素，她是戴望舒的女儿，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调到珠影当文学编辑，是电影《雅马哈鱼档》和《街市流行曲》的责任编辑。是她，把我邀请到她家中用餐，耐心地讲解电影文学剧本和一般文学作品的区别；是她，逐字逐句审查我的剧本的每一段落，提出修改意见；是她，力荐我参加了八十年代中期北京举办的一次重要的电影创作会议，见了世面，让我把抽象的偶像变成一一可接触可握手可客套的具象。
因此，对于某人接受媒体采访随便称我是“他的学生”时候，我的第一感觉作出反应：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学生”？你的哪条教诲，值得让我记录下来，铭记于心？
我的这两位弟子，也很有出息，值得安慰。
德人因为学习成绩出众，毕业后留校，这在当时是师院毕业生最高的待遇。但是，未几就上调广州市的教育科研机构，更上一层楼。后来生活的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下海了。直到现在，他云游中国，仍钟情于教育事业。
文倩毕业后分配中学任教，最终进入属于名校的广州五中，并被派往香港甚至马达加斯加交流推广中文教育，和华洋学生共处数载。退休后游历祖国河山，用新媒体记载其中变化，与其两位兄长传承着乃父郭彦汪先生的血脉，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文倩坦率地说，毕业时候曾不想当教师，但是，结果最终选择了这一职业从一而终，与有荣焉。
文倩在马达加斯加的塔马塔夫华侨学校执教两年，回国之后，2018年参加了广州电视台的一次各行各业优秀人物的演讲，讲述了她在海外教授中文的令人感动的小故事，还让她这位“中国妈妈”和远在非洲岛国的干女儿连线通话，令人动容。事迹后来也见了报。
人生的道路未必如己所料，如我从小就没有想过当老师，只想当个木匠或者修修收音机的，后来却进了师范学院；我出国后本来立志当个厨子，在袁枚食谱中腾挪跳跃，起码和蔡澜并肩，治不了大国也能烹个小鲜，乐人之口福，幸运的当上个小小富豪，捐款当个什么团体的会头，以侨领之名可以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风光一番，可是不幸让我进了荷兰电台，入了中文报社，继续我的文字生涯；及至进入周末中文学校任教时，也想过发展一套适合洋人的汉语速成教材，已经着手编撰，并幻想自己能开设一个中文课堂，配备现代的录音录影设备，让黄老师的学生们尽快掌握汉语，并可以和荷兰大公司签订合约，培训他们的对华业务的员工，这可是门大生意，但是，随着际遇的改变，科技的发展，也逐渐打消了这一念头，安心做我的文字匠直至退休，否则，就有和文倩，和从国内而来的诸位大咖，如《中华字经》编撰者郭保华等对话的机会。
2025年初，我回国循例到广州最大的天河区新华书店走上一遭，发现书店内居然有一栏是“青春文学”，和”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等并列，这不正是德人提出的、起码是认同的概念吗？
一个概念的提出或者认同和深化，本身就是理论上的一种突破。
就中国国内的大咖们来荷讲授中文教育教学法的事体，不久前有荷兰某媒体发表一份所谓的记者调查团的报告，点名评说，称海外中文教育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渗透，有图有“真相”，要予以抵制，导致荷兰国会质询，拟制定什么法例加以约束管制。荷兰华社又有人大惊失色，并发起什么微信接龙运动以反驳之。我坦然，毫不动容，这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表演，有人竭力把自己打扮为挽救中文教育的英雄好汉希望其吆喝能赚取几声喝彩而已，此是后话。其实，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世界缺不了中文，荷兰自然也少不了中文。荷兰政府历来支持中文教育，甚至政府曾出资编写小学中文教材；荷兰的政要，并没有怠慢中文学校；荷兰的中学，千禧年后把中文作为考试科目至今不变；荷兰的周末中文学校，如常开学散学，上学放学，假期研学，回国游学，依旧搞得有声有色。中国文化，依然是荷兰人的挚爱之一，荷兰政府完善其管理制度，也并无不可，何须大惊小怪。谁折腾弄出来的波澜，谁自己设法去消弭，几声聒噪而已，“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俱往矣！翻找出我曾经充当过论文指导教师的往事，只是证明我在离开广州师院之前，还是为师院作出了些小小的贡献；出国之后，也依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为中文教育的推广作过些微的努力。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
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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