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江苏南汇（今属于上海）人，博古（原名秦邦宪）是江苏无锡人。张闻天比博古大7岁，当张闻天在“五四”运动之后一个时期已是小有名气的翻译家和作家时，秦邦宪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张闻天同博古相识很早，1925年暑期，张闻天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并开展地下工作时，博古是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张闻天到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作过讲演，博古听过他的演讲。
1925年10月，张闻天离开苏州前往苏联留学。第二年底，博古也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张闻天和博古交往比较密切。当时，张闻天以学识渊博著称，博古则以能言善辩出名，他们都很受中山大学负责人米夫等人的赏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多次派别斗争中，中国留学生群体中逐渐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小集团，张闻天与博古都是其中重要的成员。
1930年5月，博古回到国内，不久，在反对“立三路线”（注：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他同王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博古担任团中央书记。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苏联回到上海，先是担任中央机关刊物编辑，不久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1931年秋，由于白区斗争形势日益险恶，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到中央苏区。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人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24岁的博古任临时中央总负责，张闻天负责宣传工作。
之后一个时期，张闻天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一起共事，虽然两人工作作风不大一样，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难免也有不同意见，但在大的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对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两人是坚定不移的执行者，关系可以说是亲密团结的。
分歧争议暗流涌动
1933年1月，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继续推行“左”倾错误路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张闻天逐渐觉察到“左”倾路线的危险性。于是，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歧。
张闻天和博古之间的分歧，较早表现在对于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上；在苏区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上，两人之间也有不小的分歧。随后，两人还出现了更大的分歧，即如何对待在“福建事变”前后关于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联合问题上。
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利用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暂停南侵之机，加紧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在福建的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将领原本就同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决定变“剿共抗日反蒋”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中央苏区商谈停战反蒋事宜。
在同第十九路军谈判和联合问题上，张闻天和博古的态度很不一致。张闻天认为，如果谈判成功，不仅仅可以扩大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对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尽管红军和第十九路军一度签订了反蒋协议，然而，在第十九路军联合部分反蒋人士发动“福建事变”后，在共产国际的意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作为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一改最初的赞许、积极的态度，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方针。对此，张闻天曾撰文严肃批评。不过，此时两人的分歧还没有公开显露。
不久，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高压之下内部发生分化，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很快解体，也使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矛盾冲突日益彰显
1934年1月初，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博古、张闻天排在第一、二位。在1月下旬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左”倾中央领导人继续排挤毛泽东。虽保留了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位，但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职务被张闻天取代。
张闻天主持中央苏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似乎也得到了一定的重用。但这个工作的变动，对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漩涡中的张闻天，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排挤”。
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张闻天和博古的关系逐渐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冲突最严重的时候，是在广昌战役前后。
广昌当时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1934年3月，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兵力，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推进。考虑到敌强我弱的态势，毛泽东、张闻天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博古、李德则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进行“决战”。他们调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从4月10日起，中央红军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坚守广昌的红军虽然英勇奋战，但由于战争指导思想的根本错误，红军部队伤亡5000余人，最终不得不放弃广昌。
广昌战役失利后，张闻天对博古、李德提出严厉批评，但是，博古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给张闻天扣上右倾帽子，说张闻天是机会主义思想。面对博古的指责，张闻天当即予以批驳。他还在发言中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
事后不久，李德通过博古向张闻天传达意见：你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你们之间还是应该消除前嫌，很好地合作。
但此时的张闻天无意与莫斯科回来的人员抱成一团，对博古的这种提示也不予理睬。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博古、李德等人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仍然坚持全线防御，使得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也使得博古和张闻天的分歧更加难以弥合。
与此同时，博古等人继续在组织上排挤张闻天，在1934年夏成立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时，仍然把张闻天排除在外。这种情况也使张闻天和博古的关系更加疏远乃至尖锐对立。
终于走向公开决裂
在博古和张闻天的矛盾日益加深，关系渐行渐远以至发生尖锐对立的同时，毛泽东和张闻天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信增强，亲密合作起来。
从1934年2月开始，张闻天将自己的办公地点和住所，从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观音山迁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沙洲坝，住在与毛泽东相邻的院子里，办公也在一起。随着他们在一起共事，相互了解增多，思想认识也越来越接近。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迁至云石山，两人都搬到山上的云石山古寺。在云石山古寺，他们朝夕相处。
眼看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这块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浇灌的红色苏区，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感到十分抑郁与无比愤懑。10月初，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前一天，两人在云石山古寺前的一棵黄槲树下聊天。在谈心中，张闻天敞开心扉，把对博古等人的诸多不满统统向毛泽东倾吐。通过这次坦诚交流，使他们之间的共识进一步增加，感情进一步亲近。
对张闻天来说，在广昌战役后已同博古发生严重冲突，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仓促长征，他对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完全失去信心。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虽已近两年，且作为中革军委委员，经常参加中革军委会议，但他毕竟长于理论，对具体的打仗问题并不熟悉。在军事方面，他十分佩服毛泽东。
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张闻天以及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三人被编入军委第一纵队随军行动。他们三人在行军途中经常交流意见。
长征途中，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争论也越来越尖锐。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等一起展开了对博古、李德的斗争，进而萌发改组中共领导层的念头。
1934年12月20日，张闻天和王稼祥因病被红军战士用担架抬至到黄平县旧州古镇的行军路上，他们到古镇东门外一个茂密的橘树林中休息时，忧心忡忡地议论着红军的前进方向。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答：“咳，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要毛泽东出来!”
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转告给了毛泽东。经几个人一传，一些将领也都知道了张闻天推举毛泽东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于是就有了后来著名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根据议程，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作“反报告”。“反报告”是毛泽东、张闻天以及王稼祥三人共同讨论形成的共识。张闻天在“反报告”中，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遵义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
遵义会议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在中共领导层，形成了张闻天主党、毛泽东主军的格局，他们俩密切配合，迎来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