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方公布了一则好消息，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第八届缔约国大会在巴黎召开，而中国成功当选为这届大会的主席国。
1989年开始，中方就批准加入《公约》了，这些年来中方坚定践行《公约》精神，并履行自身义务。而这次当选，是中方首次当选为主席国。
（中国首次当选主席国）
作为主席国，中方主要有四个主要职责。
首先是主持和协调大会工作，确保会议高效有序进行，并推动形成共识，达成预期目标；
其次，制定战略方向和政策指导，包括确定未来几年打击文化财产非法贩运、促进流失文物返还的优先领域，并提出具体行动建议等；
第三是要进行监督公约执行和审议报告，评估各国在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口、完善国内法律体系等方面的进展，并提出改进建议；
最后，则是推动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如促进缔约国之间签署双边协定、共享文物追索信息，以及通过技术手段加强文物溯源管理。
但是作为民众，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能不能解决韩国乱申遗的问题。
近些年来，韩国乱申遗的情况愈发严重。
从2005年的“江陵端午祭”申遗引发争议开始，韩国在传统节日、饮食、工艺等领域频繁发起争议性申遗。比如去年韩国试图将中国朝鲜族石锅拌饭技术污蔑为“文化侵犯”，并宣称其“全州拌饭技术”已申遗；今年韩国企业CJ公司，又在美国注册了饺子外观专利，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将中国饮食文化据为己有。
据统计，中韩文化纠葛20年间，已经爆发了37次大规模的争议，仅2023年就出现了5项“撞车”非遗项目。
（韩国将榫卯技术改名并申遗成功）
更过分的是，韩国不再局限于单一项目申遗，而是通过考古再造，如用3D打印复制中国战国铜镜后制造所谓的“千年锈迹”、活态传承即政府补贴速成班包装传统技艺，再雇佣法国团队制作申遗片渲染“社区参与”进行国际造势，一步步将中国文化元素重新包装。
其中一个真实案例，就是韩国将中国河姆渡遗址发现的7000年榫卯技术，改称“大木匠与木结构建筑艺术”，并申遗成功，在申报视频中，韩国方面还使用了与山西应县木塔相似度超70%的斗拱结构。
对于韩方来讲，申遗成功为其带来了年均23%的相关产业增长，比如说安东河回村就因儒学书院申遗，游客量从年10万激增到了80万人次。韩国政府为此还专程雇佣奥斯卡获奖团队制作申遗影片，在“阿里郎”申遗中加入朝鲜战争离散家属镜头，用所谓的“民族伤痛记忆”打动评审。最后再通过游说其他国家，如联合柬埔寨、菲律宾、越南为拔河申遗等，形成国际支持网络。
所以在申遗这件事情上，切实感受到利益的韩方，始终乐此不疲。
而对中国来说，韩方这种混淆事实的做法，不仅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文化主权，导致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下降，还削弱了中国在国际文化治理中的影响力。
面对韩国这种状况，作为缔约国大会的主席国的中国，其实有三种治理的路径。
首先是强化规则制定权，遏制文化挪用。
作为主席国，中国能够主导公约议程的制定，推动国际社会完善文化遗产保护规则。例如，中国可提议将“文化财产的历史渊源证明”纳入申遗审查的核心标准，要求申报国提供更严谨的历史依据，避免模糊文化起源的行为。
韩国近年多次被质疑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榫卯、燃灯节、泡菜等包装为本国文化遗产申报，若规则中明确要求申报项目需有清晰的历史归属证据，将直接限制此类操作。此外，中国可推动《公约》框架下的“文化财产返还”与“非遗申遗”联动机制，对存在争议的申遗项目启动跨国调查。
（韩国乱申遗情况愈发严重）
其次，是要进行技术赋能和文化主权的保护。
利用主席国身份，中方可推广数字化技术，如区块链存证、文物溯源数据库等，来强化文化遗产的跨国追索能力。比如说，针对韩国将中国自贡彩灯技术改称“燃灯节”申遗的行为，中国可通过技术手段展示其与中国唐代灯会的直接关联性，并提交至教科文组织作为反驳依据。
近年来，韩方提出所谓“K-共享文化”概念，试图通过模糊文化边界扩大国际影响力。中国作为主席国，也可推动《公约》明确区分“文化共享”与“文化挪用”的界限，要求共享需基于历史真实性和原属国同意。
最后，则是提升全世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中国通过主席国身份，展示其在文物保护领域的成熟经验，是可以有效增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方案的信任的。这种示范效应，一方面可间接削弱韩国申遗的“道德合法性”，另一方面，还能提高各国保护自身文化遗产的意识和信心。
总之，文化遗产不是谁家的“私有财产”，但也容不得别人随便“贴牌改造”。中国这次当主席国，既是给咱们自己的文化争口气，也是给全世界守个规矩，未来别想再靠“抢注”“篡改”偷走别国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