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生孩子，到底是谁的问题？
伴随着出生率逐年下降，各个国家也陷入了恐慌之中。
然而，对此现状，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却表示：生不出孩子的原因都在男性身上。
这究竟又是什么说法呢？
出生率持续降低的表现
如今，全球生育率持续走低已成为了一场悄无声息的“人口革命”，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总和生育率已从1950年的4.7降至2021年的2.3，接近维持人口稳定的2.1警戒线。
这场“无声的浪潮”正在重塑当今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各个国家的出生率也实在让人堪忧。
在韩国首尔江南区月子中心，门可罗雀的景象折射出韩国生育率（0.78%）全球垫底的现实，日本幼儿园不断传出闭园的消息，适龄儿童数量已经连续42年持续下降了。
中国2023年出生人口跌破800万，但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却仅占0.7%，独生子女政策形成的“421”家庭结构正在倒转。
这些地区，都呈现出“三高”的特征，也就是职场竞争高压、教育投入高额、住房价格高企。
韩国首尔新婚夫妇平均需要攒够11年才能买得起房，北京学区房的价格甚至要超过家庭年收入的30倍……这些无形中都为家庭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而就其他国家而言，德国生育率长期徘徊在1.5%左右，美国的生育率跌至1.66%的历史新低，加州硅谷的精英们宁愿把钱花在加密货币上，也不愿意拿来养育孩子。
法国作为欧洲生育率“高地”，虽然出生率达到1.83，但却面临着郊区移民与本土居民生育率的两极分化。
除此之外，人们婚姻观念的根本转变也是造成出生率低的关键因素之一，日本“终生未婚率”突破30%，中国的“懒婚族”群体也在逐步扩大，年轻人似乎非常抵抗“婚姻”。
同时，生育决策也从“家庭义务”转向了“个人选择”，现在的年轻人谁管你要不要传宗接代，只想着及时行乐，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
而这一些，都要归结于城市化进程所催生出的新型的生活方式，在科技感十足的深圳，人们平均初育年龄推迟到31.6岁，与上世纪相比，延后了至少近10年的时间。
目前，全球大城市正在演变为“儿童稀缺型”社会，这场全球性的生育衰退也正在改写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
而这不单单只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变化，更是人类对生存意义、家庭价值、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重构。
当生育率曲线持续下行，我们正在见证的或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一，对此，著名诺贝尔奖得主归结出了原因……
诺奖得主提出：多国生育率暴跌，原因都在男性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提出的“生育率暴跌，其实原因都出在男性”的结论。
这一结论的提出，无疑颠覆了人们传统认知中，将生育压力归咎于女性的思维固化。
根据她的研究显示，现代职场结构与男性对家庭责任的逃避，构成了阻碍生育的核心矛盾，这个看似反常识的结论，其实才是基于对半个世纪劳动力市场变迁的真正深层次的剖析。
戈尔丁研究发现，高薪职业就像一个“时间黑洞”，以美国为例，收入前10%的男性每周工作时长要比1979年增加8.2小时，而陪伴子女时间仅增长半个小时。
在东京某单位，35岁男性的平均工作日睡眠时间压缩到4.5小时，这种随时待命的工作文化，无疑将男性锁定在“缺席的父亲”角色之中。
而更严峻的是职场晋升的隐性规则，企业倾向于奖励“随时待命”的员工。
硅谷科技公司中，放弃育儿假的男性获得晋升的概率高出27%，这种制度性的压迫，使得部分男性陷入“赚钱养家”与“参与育儿”的二律背反。
戈尔丁指出，男性对家务的消极态度形成负向循环，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65%的丈夫认为“挣钱就是尽责”。
但现实却是东京普通家庭仅靠单收入就已经难以维持生计，这样的结局只能迫使妻子在“职场和育儿”的双重压力下选择少生。
如今，各国政府推出的育儿支持政策频频失灵，戈尔丁揭示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中的性别盲视。
瑞典虽提供480天共享产假，但男性平均仅使用28%，导致雇主潜意识歧视育龄女性，伦敦金融城推行“灵活办公”后，选择弹性工作的女性晋升率下降41%，但男性却不受影响。
这种系统性的偏差，使得当代女性面临残酷抉择，要么放弃职业发展，要么就压缩生育计划。
结语
传统的性别角色认知成为了隐形的额“枷锁”，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使得北上广深30%的男性拒绝分担育儿的压力，育儿压力全部压到了女人身上。
而戈尔丁的解决方案直指要害——重构“成功男性”的定义标准，毕竟，生育从来不是女性单方面的责任，而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共同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