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守山阁——金山人文精彩一页

文/李天纲

原刊于《书城》2025年4月号

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金山人文丛书”主编，长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宗教历史和上海地方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文化上海》《人文上海》《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等。他与蒋志明编著的《湖楼校书记：守山阁学案》已于去年底面世，存录有关守山阁学人群体的原始文献，对这一批在学术思想史上淹没人物事迹的重要性加以揭示。

踏勘秦望山

学习中国思想史的时候，看前辈学者的研究方法多有缺陷。大多仅凭着思想家的片段言论，几篇文章，抑或单本著作，就按着自己的立场、观点作判断、出结论，犹如判官。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方法有所进步，就是去查档案、找报纸、检索文献，算是回到了思想文化史的常规做法。即便如此，思想文化、宗教生活，乃至哲学观念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走出书斋，接触实际，下沉到社会，再开出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多种机缘所致，也仍然是对国内文、史、哲、宗研究状况（设题、方法、结论）的失望，我们一群同道、同好，走向田野。

2018年2月23日（正月初八），春节过后和项宇博士以及马相伯五世孙马天若先生一起，驱车到距上海市区五十公里的金山区张堰镇，去探察一座曾经名震江南、现已湮没无闻的藏书楼——“守山阁”。明清江南地区，松江府士人读书著作之精当、雅致、广博，不亚于苏州。徐光启、孙元化、陈子龙以后，“西学”“实学”“经世学”在松江府境内潜伏下来，在“乾嘉之学”中隐约表现，这是江南地区知识运动变迁中没有搞清楚的问题。道光年间，金山富户钱熙祚（1801年-1844年）出了一笔巨款，从常熟藏书家张海鹏（1755年-1816年）的家人处买回一套“墨海金壶丛书”，为其中的算学、天文、地理之学着迷，兴奋不已。丛书过火残缺，乌漆墨黑。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钱氏兄弟决定再出一笔钱修缮这套书，遂把运到张堰的印版补齐，再放进一些历年收集到的珍本奇书，鲁鱼亥豕，均加校雠。钱熙祚和几位同道，如本邑顾观光（1799年-1862年）、南汇张文虎（1808年-1885年）和海宁李善兰（1811年-1882年）去杭州文澜阁誊录、校勘。同时，钱氏在家乡秦望山下，建造一座四层书楼，刻书、藏书，组织发行，供人刷印。这部丛书的名字，就是隐藏在近代思想史深处，对江南士大夫知识转型起了重要作用的“守山阁丛书”。

"守山阁丛书"

清刊本

张堰钱氏，居镇西秦望山南乡，又称秦山钱氏。张堰镇巨族称王氏，王鸿绪（1645年-1723年）为康熙年间殿试榜眼，《明史》总纂，父子、弟兄“一门三进士”。按“南社纪念馆”统计，明清间本镇共有进士二十三人。钱氏虽科举不彰，但富甲一方。调研镇上各家后裔，告知“钱氏十三堂”（青寿、横溪、振古、敦素、敦伦、同志、敬业、爱古、大众、友素、世德、古训等），“有田三万六千亩，有房三千间”。这个说法和学者认定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黄宗智）不符。一时不能验证这个说法，但我们在文献中了解到张堰镇巨富高氏（据说也有田25000亩，高平子[1888年-1970年，现代天文学家]保存大量地契，今在台后裔藏）、姚氏、钱氏，都在招商局、轮船局、织布局、商务印书馆等新式事业中投股，可证财力雄厚。他们还都曾给输财力，援助辛亥革命。高吹万（1878年-1958年）、姚光（1891年-1945年）被推为南社主盟，出资难以统计，饶财可想而知。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解释长三角尖部地区大土地制度的原因，即崇明、宝山、川沙、南汇、奉贤、金山官府卓有海滩招垦，大垦殖户的垄断，以及围垦之后的代耕、转租，容易形成土地集聚，不同于江南其他地区。当然，这些都只是在调研中遇到的问题，向学术界提出，需要做更新的研究。

《金山钱氏家刻书目十卷》

〔清〕钱培荪汇录清刻本

1844年，钱熙祚因为捐纳了巨款，被朝廷授为通判，到北京述职，不料因染微疾，猝然去世。此后，刻书事业由哥哥钱熙辅（1790年-1861年）、弟弟钱熙泰（1812年-1860年）接续，钱氏十三堂的刻书进一步转向算学、重学、天文、地理；一八六一年，太平军兵祸金山，守山阁毁于一旦。据镇人姚光编《金山艺文志》：“兵丁用书（守山阁丛书）裹物，焚版伐薪，天雨泥泞，取书版铺路，延亘数里。”江南民众对于“长毛”的惨痛记忆，至今仍会被唤醒，是田野调研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战争期间，学人星散，多名骨干，包括李善兰、张文虎、韩应陛等都流落到了上海，加入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如今，五六代人过去后，阡陌沧桑，我们再要寻找守山阁，十分不易。下车伊始，勘探守山阁遗迹的事，定当请教当地老耆，遂有金山朋友蒋志明教授前来引路。蒋教授是数学博士，他深研本地文史，加之是本区亭林镇人，对区内各镇非常熟悉，他带来了秦望村的老书记，一起去踏勘秦望山、守山阁。

初春，阳光和煦，万物萌生，江南的田野里充满生机。秦望山，金山人又称秦山、秦驻山，与附近的查山、甸山一起，与杭州湾海面上的大、小金山和浮山遥相对应。新修《金山县志》称秦望山为“剥蚀残丘”，乾隆《金山县志》则言之凿凿，说秦始皇东巡蓬莱，曾在此“登山望海”，故称秦山。第一次到张堰，车到山下，平视即可见花岗岩石山体，有浅土覆盖。山上灌木、乔木参差，还算茂密。山仅一丘，径不足百米，高仅十数米。面对这一片残山剩水，不成风景，难以登临，望之不免有些失望。按地方上的传说，因为历次修建海塘，秦望山、查山、甸山都是采石场，这几座小山差不多都被挖空了。松江那一座小横山，不单被采光了山峰，还下挖八十八米，如今建了深坑酒店。1835年6月14日，一场暴雨把海堤冲毁，官府再修海塘，又要就近开山采石。钱熙祚说动了知县老爷到湖州吴兴山里采石，运输费由他来负担，如此才守住了这座秦望山。“守山”，就是固守这座差不多已经被挖空了的秦望山，原来如此！张鉴（1768年-1850年）《冬青馆乙集·金山钱氏守山阁藏书记》和《张堰镇志》中的这段“钱氏守山”故事，坐实了“守山阁丛书”的命名由来。这些掌故，藏在乡里，只有来到张堰，从乡镇志书记载、钱氏后裔口述以及田野踏勘中，才能清晰显现。

1949年5月以来，秦望山一直被纳为海防前线，山有驻军，非经申请不得入内。2020年秋天，金山区博物馆以秦望山上新石器时期考古遗址的名义，为我们申请了一次入山考察。果然，我们在山顶挖掘处发现了一些汉瓦残片，说明在六千年前的古海岸线冈身附近的高地上，有上海地区最早的原住民文化。站在十几米的山顶，因为周边没有建筑，举目四处的田野，可以望到很远，真有点“秦望”的意味。在山顶，我们试图以此为坐标参照，测定守山阁的地点。按钱氏后裔口述，太平天国平定以后，大部分钱氏后裔从北钱村迁居张堰镇，在镇上兴建祠堂。此后，又陆续离开张堰，到上海求学、经商、定居。现在已经不知道老祠堂和守山阁的确切位置，要靠文献资料来考证了。

作者和同事在秦望山顶凉亭

左起：项宇、王启元、章可、

陈引驰、金光耀、作者。

摄于2021年2月22日

关于守山阁的确切位置，金山朋友还有不同说法。蒋志明教授认为是在秦望山西五百米处，山塘河港边上孔家阙的月亮湾，最后的钱氏后裔在二十世纪80年代迁出，守山阁应该在那里。区博物馆王斌、陈吉馆员根据刘承干《守山阁丛书序》中的一句话：钱熙祚“构宗祠于其麓，并建阁以贮藏书，称之为守山者”，认为当年的钱氏宗祠和守山阁，都在秦望山下，按风水观念应该是建在南麓。这几年，守山阁的确切位置显得越来越重要。张堰镇“守山阁丛书”被发掘出来以后，金山区的文旅人士想到要开掘资源，用“守山阁”作为文化标识。前几年，区图书馆复制“守山阁丛书”已经完成；最近搞文旅结合，投资主体欲重建守山阁的议论也有发声。秦望山下再现一座新守山阁，不是没有可能。

知识的丕变与转型

具有民族性特征的知识，都是传统知识；近代科学兴起以后，各民族的传统知识都转化为普世性的现代知识。在传统人文向近代学术的转型过程中，“守山阁丛书”有范式意义。在张堰参观、调研、访谈后，我们发现中国近代第一批科技人才就是守山阁学人群体。李善兰得到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年-1916年）认可，去北京主持京师同文馆算学馆；张文虎受张之洞首肯，留在江南，在南菁书院传授乾嘉算学。他们都是1835五年参与钱熙祚“湖楼校书”的学术骨干。“守山阁学人群体”是临到张堰镇才感受得到的真切存在。以前的学术研究并无提及，因为没有想到他们因刊刻丛书而结成密切关系。金山钱熙祚和顾观光、南汇张文虎、海宁李善兰，一般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县籍，以为散在各处，其实他们聚在张堰镇守山阁，结成了一个知识群体。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地区算学、重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兴趣兴起；至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张堰镇科学人才更是脱颖而出。钱、顾、张、李之后，高氏家族的高平子、高锟（1933年-2018年，诺贝尔奖得主）是现代科学家。高平子是高吹万的侄子，他自备学资，于1904年进入上海震旦学院，跟随马相伯学习法文、数学、天文学。毕业以后，他不取工资，为佘山天文台义务工作，只为学习科学。后来，他参与筹建青岛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到台湾后更担任天文台长。高锟是高吹万的孙子，高平子的侄子，光纤之父，因获诺奖而著名。高家受了张堰镇守山阁“算学”传统的熏陶，跳出八股文，占了科技时代的先机，连出两代杰出科学家并不偶然。

如果只是像林则徐、魏源那样受了“鸦片战争”的刺激，猛然“开眼”，便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守山阁学人群体也没有多大了不起。张堰人的突出之处，在于他们在1835年前就在静静地研读《几何原本》和牛顿（奈端）力学。守山阁的建造，以及“守山阁丛书”的校勘、刊刻，都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开始的。当时，张堰人并没有感受到“坚船利炮”的冲击，就喜欢上了“算学”，是出于一种纯粹的知识兴趣，更加可贵。钱氏兄弟熙祚、熙辅、熙泰合力，做制艺而厌弃八股，留在家乡刻书、藏书，大笔投入，一众学人干得如火如荼。1843年，上海开埠，英租界伦敦会“墨海书馆”里来了一批有学问的传教士。接谈一过，守山阁学人立刻觉得路子走对了，利玛窦“西学”又回来了。他们和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年-185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年-1887年）建立联系，商议要重续明末译事。从明清儒家内部的“实学”，到近代科学之“西学”，守山阁学人做得非常丝滑，几乎是无缝对接。我们把这种中西学的合作翻译、普及应用，归为从传统到现代的“知识转型”。

在江南做田野考察，每每看到中西知识和新旧制度之间的转型现象，比如朱家角镇的大清邮局，以前就是运河驿站；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夜航船码头，被马建忠家族投资的轮船招商局使用；还有些镇上的“火龙会”（消防局），从善会转移到了镇公所，参加城乡自治运动。文教机构也是如此。1905年废科举之前，上海附近的江南各地早已经得了风气之先，开始了知识转型运动。苏州紫阳书院（1728年-1804年）在钱大昕任山长的时候，兼着讲了一些天文、历算，在吴门学术中容纳了一些“利徐之学”（明末徐光启、利玛窦发展起来的数学、天文、历法等学问），这还是在守山阁学人群体时期。上海开埠后，新教差会伦敦会继明末耶稣会译事之后，发动了第二波“西学”，其影响更大。上海和江南地区的士大夫因为有了《几何原本》旧译作内应，反应及时，动作熟练，开始转型。

1862年，苏州榜眼冯桂芬（1809年-1874年）倡议兴办的“上海同文馆”开学，因为办学经费是由苏松太道（沪道）出资，招生范围就在苏州、松江、太仓三府，正是江南核心地区。1867年，上海道台应宝时（1821年-1890年）新办龙门书院，教授算学、天文、地理和“声光化电重”之学，循例也在“苏松太”范围内招生。加上张文虎出任南菁书院（1882年）山长，办在上海的徐汇公学（1851年）、格致书院（1874年）、中西书院（1881年）等改良书院也在江南地区招收学生。这些学校都在1905年之前突破了八股制艺，它们的早期毕业生都成为当地举办新式书院和中西学堂的主导人物，稍后又成为留学运动的先驱。如今，我们在江南古镇同里、黎里、周庄、甪直、南浔、练塘、泗泾、金泽、朱家角……都可以发现一些先贤人物，在“戊戌变法”和“废科举”之前就开始了知识转型，而在随后的高等教育建设，即现代大学学科中有积极表现。

张堰镇：一个标本

走出书斋，到江南的乡镇寻找被遮蔽着的思想、文化、宗教历史，摸索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之进程，理解华夏文明之特征，金山张堰镇守山阁是一个难得的标本。纸上得来终觉浅，走向田野，知识可以得到补充、矫正和检验，近似理工科人做实验。多年前第一次去张堰，只是好奇近代思想史上的“守山阁丛书”案例，知道这套丛书被曾国藩、曾纪泽父子喜欢，他们为此召了张文虎入幕。在张堰发现和查明了一个“守山阁学人群体”后，再回去翻检近年来的学术史，发现同治光绪年间江南士大夫评价甚高的一套丛书，仍然不见其应有的地位。根据我们考察的张堰镇守山阁学人群体，他们与传教士伟烈亚力、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年-1905年）有学术上的密切关系。我甚至怀疑伦敦会麦都思的尊号“墨海老人”、该会出版部中文译名“墨海书馆”与“守山阁丛书”的前身“墨海金壶丛书”有一段“墨海”之缘。这个怀疑作为新题目，是江南文化向上海转移和转型大趋势的另一案例。

缺失了守山阁学人群体，江南学者从徐光启到李善兰精研《几何原本》的全过程就少了关键的篇章。江南制造局的外国专家傅兰雅（John Fryer，1839年-1928年）和李善兰同事，他知道金山有一群学者，并没有欧洲人辅导，早就在研究自然科学，“金山人顾尚之，与李君不分高下”（《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梁启超耳闻梅文鼎、钱大昕之后的江南算学，有顾观光、张文虎、李善兰坐镇（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他对张堰镇，以及“守山阁丛书”在知识转型中的贡献全然无知。事实上，丛书收录一百一十种著作，其中十一种关系到“利徐之学”，如艾儒略《职方外纪》、穆尼各《天步真元》、邓玉函《奇器图说》。正是这个群体，在嘉庆道光年间绝意仕进，不入科场。他们钻研算学、实学，苦心孤诣，无怨无悔，于是才有李善兰在鸦片战争以后续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好一个张堰镇学术群体！

守山阁，若论藏书楼之卷帙众多，宋元秘本汇聚，不及湖州皕宋楼、聊城海源阁、宁波天一阁、常熟铁琴铜剑楼那么丰富。守山阁藏书，以丛书的精校精刻著名，更以收录了后来为人珍视的“西学”书，被称赞为眼光独到。守山阁主人不单饶财，而且博学。江南一般藏家只是搜罗善本，珍藏在高阁，向四方学者炫耀。钱氏父子、兄弟，乃至姻亲，都是做学问的，自己都是算学家。我们在钱氏后裔于二十世纪50年代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丛书原著中，看到钱熙祚《〈晓庵新法〉跋》，发现这位士绅对天文历算十分了解。王晓庵（锡阐，字寅旭，1628年-1682年）是顾炎武佩服的学者，所谓“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说的就是他。钱氏守山阁虽不在“四大名楼”之列，但靠着丛书的影响，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则远远过之。

若不是太平天国和日军登陆两次战祸，钱氏守山阁本来是有机会成为江南藏书的著名楼阁的。钱氏刻书、藏书，不止钱熙祚一家，是大家族的事业。大哥熙辅，弟弟熙泰，堂兄弟熙载、熙经都参与刻书。熙辅的丈人吴省兰（？-1810年，南汇人）及其兄吴省钦（1729年-1803年）都为乾隆朝进士，均入值翰林。吴省兰曾是和珅的老师，还参与修订《四库全书》。熙辅在家乡和女婿一起辑刊《艺海珠尘》，钱氏兄弟受了两位翁丈的影响，以家族雄财资助刻书。钱熙祚辑录《珠尘别录》，承续了《艺海珠尘》。另外，他除了购买“墨海金壶丛书”，刊刻“守山阁丛书”之外，还编辑了《指海》《式古居汇抄》《守山阁剩稿》等，这种既著且刻，外加收藏的书家，江南少有。钱熙祚早逝，太平军既灭，钱氏儿女培字辈的刻书、藏书事业仍在延续。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过后，重振文献，江浙以金陵、苏州、杭州等官局刻书为主。不能忽视的是守山阁后人与租界墨海书馆往来，续译新刻《几何原本》，江南士绅、商人和传教士的私家刻书比重不低，而且明显是已经从“四书五经”转向“数理化重”。

钱熙祚无子，继子培荪继续编辑《指海》；从子培名则与张文虎一起刊刻“小万卷楼丛书”。钱氏的编书、印书、藏书事业，一直坚持到“八一三”战事爆发。那一年，重新积累了近八十年的文献，再一次遭遇浩劫，仅有少数转移到上海市区租界里的珍贵古籍得以幸存。即便经历这两次劫难，时至二十世纪50年代，上海图书馆从金山钱氏处入藏的烬余图书数量还是最多，编号列在最前；族人将散落在家乡的图籍收集起来，入藏金山区图书馆，该馆古籍数量在全市各馆仅次于上海图书馆，列各区县第一。多次踏访张堰、钱圩、金山卫和金山新城，遇到了从市区回张堰研究家族历史的钱基敏女士、钱大川先生。他们把家族的传说、资料和文献给我们分享，邀请我们共同研究，还坚持不懈地撰写家史，推动区图书馆的丛书影印和展示，勉力在镇上激活古建，建立场馆，分明是有一股鲜活的“守山”精神。

张堰镇的“守山”精神，先是由钱氏家族发起和坚守。经历了两百年的沧桑，四五代人之间的动荡与传扬，钱氏家族事迹的价值已经社会化了，成为金山、上海和江南文化中被认可的精神财富。我们发掘守山阁知识群体，找到了它在近代思想史上的突出意义。“守山”，从守土石自然之山，到守书籍知识之山，再到坚守江南文化根脉之大山，金山人愿意付出更多实干。新编“金山文库”，其中的古籍整理项目便以“新守山阁丛书”命名。“新守山阁丛书”首批四种已经在去年底面世，第一种就是以钱氏刻书为主题的《湖楼校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