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翰明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诈骗犯罪案件律师
当事人、家属、辩护人，在面临一起具体的刑事案件时，到底应该选择做无罪辩护，还是做罪轻辩护，很多时候会成为一个纠结的问题。
尤其是当事人、家属，由于对刑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规定、实务情况不熟悉，加之周围一些亲朋好友或懂、或不懂的吹风，有人说“认了罪，就是十年以上，没法改了”；也有人说“无罪辩护，就是与司法机关打擂台，会判的很重”。
很多时候，我们还会听到一些更为具体、生动的案例。例如哪个案子做的无罪辩护，判的很重，哪个案子认罪认罚，一点用也没有，还是很重。
司法实务中，各种奇葩的判例都有，但归根到底，还是辩方判断与沟通的问题。换言之，相对精准的案件研判、辩护策略的选择，以及与办案机关有效沟通，能最大限度避免这种辩护预期与判罚结果天南海北的情况。
回归问题，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再具体到诈骗犯罪案件，到底应当选择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取决于我们对案件可以争取到的有利结果的预判，以及预判何种途径实现的可能性最大。
一个可能重判，尤其是可能判处十年以上的案件，如果认罪认罚，量刑区别只在一年、半年之间，案件定性上又有一定的争议，那么我们应当避免这种没有实际量刑价值的罪轻辩护所对应的轻判。个人更加建议通过强有力的无罪辩护争取无罪，或是通过无罪辩护争取折中处理等轻判结果。
如果一个案件有较为清晰的迹象，罪轻辩护或者认罪认罚，能够在特定情形下，实现明显的轻判结果，例如从8-9年的量刑，能够往缓刑等轻判结果上靠。此时，不排除在有效沟通的基础上，选择此类认罪认罚的辩护。
这里有人会问，罪轻辩护、认罪认罚怎么可能在量刑上产生这么大区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做深入探讨，实务中并不少见。
归根到底，这也是一个概率学的问题。即一个刑事案件，在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家属充分沟通利弊、风险的情况下，通过哪种方式，争取哪种结果的概率大、风险小，更易接受。
以亲办案件举例探讨：
一、我们办理的黄某涉嫌骗取政府补贴类诈骗罪不起诉一案。
本案涉案金额300万元，黄某为涉案公司负责人，在《起诉意见书》中位列第一被告人。
本案的定性争议巨大，当事人虽主动投案，但自始至终坚持无罪辩解，侦查机关并不认可其成立自首，案件到检察院后，经过两次退侦，并经区检报市检请示。
我们与当事人、家属再三沟通并确认诉讼策略，本案虽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一直面临重刑指控的被动局面，但由于事实、证据、定性争议巨大，案件存在无罪空间。如果选择认罪认罚，其区别仅在于十年以上适当轻判，因此认罪认罚并无实质意义，必须坚持做彻底的无罪辩护。
本案自侦查阶段至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始终坚持彻底的无罪辩护策略，通过多份书面无罪辩护意见，以及与司法机关多次沟通，顶住一年多时间的无罪辩护压力，最终案件获检察院不起诉。
二、柯某某涉嫌（套路贷）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案件一案。
套路贷案件、两个重罪名指控的辩护难度不用多说，检察机关一审开庭时，对当事人的建议量刑在十年以上。
本案涉案人员众多，针对套路贷定性、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三个定性而言，认罪认罚的效果，在量刑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当事人被指控为首要分子，想要从共同犯罪、犯罪集团中单独抽离出来并不现实。因此本案的整体辩护方向必须坚持无罪辩护，力争打掉上述套路贷、诈骗罪的定性，才可能实现有效辩护的结果。
辩护历程不再详述，本案我们在一审阶段打掉套路贷、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三个定性。
三、孙某涉嫌（社保代理）诈骗罪一案。
本案《起诉意见书》指控当事人的涉案金额700多万，当事人系公司老板，在共同犯罪中被指控为第一被告人。
本案的核心争议问题，是公司性质社保代理行为的定性。此部分指控金额达到680万元。换言之，能改变公司整体经营层面社保代理行为的定性，当事人才有无罪或轻判的可能性。
本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坚持全案无罪辩护的策略，坚持打掉680万元社保代理行为的诈骗罪定性。
最终检察机关在两次退侦后，与当事人、辩护人进行沟通，探讨改变定性、认罪认罚，争取缓刑的可能性。
本案最终通过强有力的无罪辩护，在审查起诉阶段，打掉全案680万元社保代理行为的诈骗罪指控。
一审阶段，我们被指控个人诈骗金额30万元，但在定性争议的前提下，办案机关给了无法拒绝的选项，认罪认罚缓刑，无罪辩护7年。
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了认罪认罚，当事人获缓刑判决。没有完全抗争，争取一线的无罪可能性，稍有遗憾。但本案如果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前期主动认罪认罚，个人认为，必然十年以上。
四、陈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本案《起诉意见书》指控的涉案金额80万元，非共同犯罪的案件，当事人不存在从犯可能性，公安机关移交检察机关时，我们面临十年以上重刑指控。
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沟通的第一件事，都是是否认罪认罚的问题，在当前指控情形下，又由于案件本身的争议，当事人、辩护人没有选择，无罪辩护已是必然。
审查起诉阶段，通过无罪辩护等方式，我们成功将涉案金额从80万元降到30万元，争取轻判前提，通过与检察机关几轮沟通，亦确认本案存在“模糊的”自首情节可以争取。
几轮沟通之下，确认检察官的正向反馈，因此选择走谅解、自首、降低涉案金额等方向，成功为当事人取保，并最终争取到缓刑判决。
此案我们最初接手时，当事人面临十年以上。检察院阶段前期，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亦有可能按照公安机关的指控、照单全收，在无罪辩护的同时，特定情形下，亦要审时度势，为当事人争取实际效果，才是刑事辩护的核心问题。
本案通过有效辩护、沟通，将案件从十年以上降为十年以下。法院阶段，面临的是一个认罪认罚判缓，不认罪认罚就不给自首，判4-5年实刑的辩护局面。
从律师的角度而言，我们更愿抗争到底，为争取彻底的“无罪结果”，但从当事人的角度，此时无罪辩护反而是高风险、低概率产出，我们与当事人充分沟通，最终确认罪轻辩护的方案。
刑事案件，尤其是诈骗犯罪案件，很多时候争议巨大，但众所周知，无罪判决的难度和概率。因而无罪辩护也好，罪轻辩护、认罪认罚也罢，都应是特定案件、特定场合下，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选择。
精准研判、坦诚沟通，维护当事人可争取的合法权益，才是正确的解题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