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举出一所影响近代中国最大的外国学校的话，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莫属了。自清末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陆军留学生除少数派赴欧美外，多数选送日本，而且绝大多数进入陆军士官学校。
当时，留日陆军学生按其程度大致可分为四级：第一级，成城学校和振武学校，专门从事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教育；第二级，联队，为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前的实习阶段；第三级，陆军士官学校，联队实习结束后，才能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四级，陆军大学。
这四级陆军教育，并非每一个中国陆军留学生都自始至终完成。实际上，在每一个阶段结束后，都有归国的。一般情况下，多数中国留学生经过联队实习后，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绝大多数回国，只有极少数升入陆军大学。因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中国近代陆军留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培养目标为中下级军官。论学业水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甚至稍差一些，比保定军校毕业生则更差。但在崇洋抑土的近代中国，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以下简称“士官留日学生”)因为是“洋货”，其身份比黄埔、保定的“土货”就显得要“高贵”得多。
1927年，日本教育家松本龟次郎指出：“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二分之二曾经留学过我国。”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舒新城更明确地说：“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八九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中求得姓名。”
在民国军事舞台上，不少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吴禄贞、蓝天蔚、蒋方震、许崇智、蔡锷、蒋作宾、杨杰、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赵恒惕、李烈钧、程潜、徐树铮、张群、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祖、何柱国、汤恩伯、郭汝瑰等，均是士官留日学生出身。这些著名人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时间，大多在30年代以前。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始于1900年，自1900年首届入学，到1938年末届离校，士官留日学生前后共29届，总计1535人。
很多人都觉得，近代军事留学生待遇优，许多人以留日学习军事当作个人发财升官的捷径。事实上，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日深，留日学习军事成为不少青年学子抵抗外侮、复兴民族的重要途径。
现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中，1929年第22期士官留日学生填写的登记表。表内“投考军事留学的动机”一栏，多数填着：
“愤五三惨案，终日沿途呼号难有裨益乃投入军事学校，以期来日对英日帝国主义作战”；“愿加大军事团体与日本拼命，雪此大耻”；“感觉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军事之发展故决心矢志从戎。”
不难看出，不少青年学子是在目睹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的“五三”惨案之后，怀着“师夷制夷”和“深入敌穴”之志前往日本留学的。
在士官留日学子中不乏怀个人前途之计者，但是，在国家命运和个人目标的抉择上，绝大多数人义无反顾地倾注于前者。1926年第18期陆军士官留日学生因不堪日本教官在教学上的歧视和无端凌辱，全体愤然退学归国。1928年第19期陆军士官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出兵山东济南，再度集体退学归国。在当时，考上军事留学生十分不易，但他们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前途。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一再训令他们“冷静以待”，而他们以军人的天职自励。他们在退学救国宣言中称：
“民犹是也，决不容异族之无端凌辱。同人等分属军人，为国死难，乃其天职，区区退学，离死尚远，固毫无容于心也。”
“九一八”事变再次引发了留日士官生的退学风潮，当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共有中国留学生近300名。其中第24期学生尚以候补生身份在日本各地陆军联队中见习受训。事变发生后，日本陆军省企图笼络，想稳住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提早回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入学。但他们一回东京，便和毕业在即的第23期留日士官生一起，组成一个“退学救国团”召开两期士官留日同学全体大会，一致议决：
如日本军队不撤出沈阳，全体同学就拒绝入校，并退学归国。
学校当局软硬兼施，要求中国士官生返还学校给他们的“受纳金”和借出物品，并将退学代表苟吉堂（后曾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职务参加日本投降仪式）投入东京宪兵监狱。全体士官留日生集会，表示不服从学校的命令，其后两度赴日本陆军省和留日陆军学生管理处举行示威、请愿和抗议。10月上旬，士官留学生全体退学归国。
归国后，他们以“退学救国团”的名义通电全国，向国人报告退学的经过和动因。他们在退学宣言中称：
“同人等留学敌邦，仰教他人，深知谋我者不惠我，制人者常骄人，已觉留非其地，学难有成……窃念吾辈武学生职在捍国，当此国家濒危之时，正吾辈拚弃生命杀敌救亡之日，何能缄默笔砚间与敌人讲武纸上乎？”
回国之后他们立即在上海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工作。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军人参加民众运动，但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置政府禁令于不顾，一面成立国防研究会，开展国防战略研究；一面组织抗日宣传队，向全国各界民众阐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阴谋。
为了利用、拉拢这些士官留学生，日本军阀无所不用其极，据退学归国的留日士官生揭露，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每期留学生中收买利诱三五名亲日分子，将其作为粉饰“中日亲善”的工具，“以帝国主义之掩护，予以升官发财之机会，一旦培养功成，则卖国工作即随安富尊荣而倍增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收买拉拢中国留学生不择手段，甚至以女色相引诱，或怂恿日本女子和中国士官留学生结婚等。
陆军士官学校的日本教官和学生队长通过日常与中国学生频繁接触，从中了解中国的国情民俗，刺探中国的军政内情。据留日士官生退学救国团宣称：“该校上自学生队长，下至区队长，皆素谙中国地理、军事、语言”,“彼辈侦探之资，得自吾人等实多。”每届中国学生队的日籍队长都成了“中国通”，其中不少成为日军对华侵略时的向导。
“九一八”事变前，每期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均在百人以上。“九一八”事变后，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锐减。每期由上百人减至20余人。
军事留学生较普通留学生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感觉更敏锐，反日情绪更激昂。他们深知“谋我者不惠我”，仰教敌人，无异于与虎谋皮。至“七七"事变爆发时，第28期留日士官生刚刚毕业，第29期尚未毕业，均于事变爆发后不久束装归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