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烟火气里打捞川江文化密码——品读陶灵
文/陈泰湧
读陶灵的散文，必须得在旁边摆上一碗盖碗茶。
古人总结出的“文如其人”一定是有道理的，善读者一定能从文章的风格、内容里读出作者的个性、品德或思想，有时虽可掩饰，但字里行间里的或油腻或清雅却似墙角的小蘑菇，总能被善读者发现，收获几分惊喜——哈哈，作者竟然是这样一种人？！
陶灵的散文三分油滑里裹着七分认真，像是茶馆里说书人端着盖碗茶，既给你摆《本草纲目》的掌故，也不忘抖搂街坊邻里的糗事。
可证可考的是陶灵属于早慧却又“大器晚成”的作家，17岁时在《万县日报》副刊发表首篇文学作品，到2021年出版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散文集《川江词典》，他脚下的长江江水又流淌了几十年。而此时的川江因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不能说天翻地覆，但自然地貌和人文景观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用沧海桑田毫不夸张。我捧读《川江词典》，感慨连连，因我也是在长江边上长大，这本书从小处说记录了我的童年回忆，从大处说，这本书系统梳理了川江人文地理，是记录了川江的“童年”回忆。
正是因为读了这本书，我也开始关注这位作者，当然，此时，书的分量比人的分量更重，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川江题材，而作者的名字比较陌生，或许是一个撞了大运的人而已，按日常经验判断，“这本书可能就已掏空了他”。
2023年《川江博物》出版，以“水志、航录、岸闻”三辑重构川江时空记忆，《辞海》里说，博物是指“能辨识许多事物”，此书与常见的博物书籍相比较，甚“薄”，但内容担当得了“广博”二字，装帧设计也融合了博物学的气质。“川江”这个题材从时间到空间本就足够宏大，陶灵却巧妙地将川江文化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考据”，让人读得进去，读得有兴趣。通过对书的关注，我已经在寻找这个可以驾驭历史和人文双重书写的陶灵这个人了。
2024年《川江广记》出版，我觉得这个“广”字甚妙，从“船”和“船工”延展到“我的本草”“江河故人”“埼岸叙话”“时间片段”。细读全书，作者并不是因肚子里的川江故事已讲完而开始“凑篇篇”，而是在以“川江”为根，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延展，进一步强化了历史和人文双重书写。同一时期，《散文》杂志也以《川江本草》为题相继刊发了“我的本草”中的部分文章。
《散文》是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核心期刊之一，被誉为“散文界的风向标”。在《散文》发表的作品，须同时具备语言的精致性、思想的穿透力与艺术的独创性，三者缺一不可。这种严苛的筛选机制，使其成为中国散文品质的重要标尺。
有的作家是社会活动家，个人名字的知晓度远高于其作品，陶灵相反，作品的知名度远高于他本人，这是好事。2024年底在重庆市作协散文创委会的一次活动上，我和陶灵第一次见面。这时还出现了一个小笑话，主持人在介绍参会人员时，“陶灵女士”一出口，我一下就笑出声来。陶灵站起来向大家致意，此时满堂掌声，这些掌声既是为这一意外插曲解窘，也是大家对他的文章的赞许。很多人也还是第一次见到陶灵，但几乎都读过了他的这一系列文章。因其他事情，活动现场我俩没有多交谈，故而在2025年元旦这天，我们专门约了一场酒。有酒助兴，就敞开了谈写作，谈我们共同所熟悉的川江。
简单形容一下近距离观察之后我对陶灵的印象，即充满着市井智慧的黑色幽默——只要是与川江相关的事件、物件，都可以信手拈来，文化考据的庄重与乡野逸文互相交织，历史的雅与俗，就在他上下牙的一咬一吐间撞出了火星子。似川菜里的怪味胡豆，甜咸麻辣在舌尖打架，偏又和谐得叫人拍案。
还是说回到陶灵的文本本身，文如其人，既耿直幽默又不过度修饰。我个人认为，从其所著的几本书及发表的文章，如果用传统散文的定义来评判，其文学性不强，只是一种“说书”的文字化表达，是典型的民间叙事。只不过，此说书不是说的“七侠五义”类的传奇故事，而是“川江博物”，是陶灵个人的田野调查后重新构织出的川江流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谱系。如此一来，中国传统的表达方式和西方博物的内容传播方式竟然在他的笔下发生了一次融合，产生了新的文学价值——使得散文写作超越了风物志的书写范畴，成为解码文化基因的文学棱镜，也为当代非虚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叙事范式。
跨学科叙事的融合，或许就是陶灵作品的精妙之处，是《散文》杂志所推崇的形式实验与叙事突破的艺术创新标准。
读书读到如此即可，无需再拔高。也希望能读到陶灵更多的作品，他的川江系列散文是渐行渐远的川江文化的一种现代解码器，希望他的作品能为那些即将消逝的经验形态多建造几本文字的方舟。
作者简介：陈泰湧，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秘书长，重庆文学院创作员，上游新闻文化频道负责人。出版有长篇小说《白色救赎》《小乾坤》，长篇报告文学《向天开路——当代“愚公”毛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