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小说”忽略人物生平和社会关系,与其人物功能有别于传奇小说等文类密切有关。盖在传奇小说、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中,人物自身的悲欢离合常是读者关注的中心,提到《莺莺传》《错斩崔宁》《红楼梦》,如果忽略了崔莺莺、崔宁、贾宝玉、林黛玉,那就绝不是一个合格的读者;而在“子部小说”中,人物只是为了引出思想或知识,人物本身的悲欢离合并不是读者的关注焦点。
《中国笔记小说史》(增订本)
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对于《世说新语》《酉阳杂俎》《阅微草堂笔记》等作品,学者们通常不会关注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分析,原因在此。
可以举《阅微草堂笔记》一则写鬼的小说为例来谈谈这个区别。
魏晋南北朝的干宝、刘义庆等人对鬼都有过精彩的描绘。在他们笔下,鬼有几桩引人注目的能耐,比如能前知(事先知道);可移动重物,等等。写鬼能前知的如《幽明录·王彪之》:王彪之母预先知道未来几年的事情,帮助儿子躲过了“奇厄”;写鬼可移动重物的如《幽明录·新鬼》:新鬼为了得到食物,把人家的石磨推得飞转。
纪昀认为,这一类故事颇有不合情理之处。《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记窦光鼐(曾任浙江学政)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为了说明这个看法:
前任浙江学政时,署中一小儿,恒往来供给使。以为役夫之子弟,不为怪也。后遣移一物,对曰:“不能。”异而询之,始自言为前学使之僮,殁而魂留于是也。[1]
有益书局刊本《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写这个故事,当然不是伤感于这个小孩的早逝,也不是要让这个脆弱的生命在人世间多走几趟,这些都与纪昀无关。他关心的不是这个小孩的命运,而是由这个小孩引出的一个学术见解。
纪昀以为,窦光鼐讲的这个鬼故事“于事理为近”,“盖有形无质,故能传语而不能举物”。而使纪昀疑惑不解的是:“古书所载,鬼所能为,与生人无异者,又何说欤?”这其实是对六朝志怪提出质疑。
纪昀的结论是:鬼是不能干体力活的;六朝志怪关于鬼干体力活的描写,在虚构逻辑上不够严谨。可以看出,纪昀所关注的是一个小说史上的事实,他讨论的是一个学术问题。其学术见解由小儿鬼的故事引出,小儿鬼的故事服务于其学术见解的表达。
盛时彦《姑妄听之·跋》云:“时彦尝谓先生诸书,虽托诸小说,而义存劝戒,无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至于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亦见焉。读者或未必尽知也。”[2]
盛氏刊本《阅微草堂笔记》
所谓“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所指的正是其丰富多彩的学术见解;而“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指其传达学术见解的方式。善于用不同人物、不同方式引出学术见解,并让读者进入兴趣盎然的阅读状态,这是纪昀作为“子部小说”家的不同凡响之处。
《阅微草堂笔记》卷九的一则或许更具比较价值:
故城刁非万言:其乡有与狐女生子者,其父母怒谇之。狐女泣涕曰:“舅姑见逐,义难抗拒。但子未离乳,当且携去耳。”越两岁余,忽抱子诣其夫曰:“儿已长,今还汝。”
其夫遵父母戒,掉首不与语。狐女太息抱之去。此狐殊有人理,但抱去之儿,不知作何究竟。将人所生者仍为人,庐居火食,混迹闾阎欤?抑妖所生者即为妖,幻化通灵,潜踪墟墓欤?或虽为妖而犹承父姓,长育子孙,在非妖非人之界欤?虽为人而犹依母党,往来窟穴,在亦人亦妖之间欤?惜见首不见尾,竟莫得而质之。[3]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刁非万所讲的故事,读过《聊斋志异》等传奇体小说的读者,不难有种似曾相识之感。狐女与人恋爱而被遗弃,以致子女无家可归,这种类型的故事所在多有。
几乎没有例外,在传奇小说中,这样的狐女及其子女,无不以其深哀剧痛的悲剧命运,令读者唏嘘感叹,恨不能化身侠客,碎负心郎或公婆之骨以平心头之愤。无论具体的写法有多少差别,在诉诸读者的感情方面,这些传奇小说通常是一致的。
与传奇小说的处理迥然有别,纪昀没有让这个故事进入读者的感情世界,而是引导读者作理性的思考。
《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
他一连串地提出了四个问题:狐与人结合,是不是人所生的依旧是人,继续保持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不是狐所生的依旧是狐,依然具有幻化的神通,往来于废墟丛冢之间?或者虽是狐妖,但仍承父姓,养育子孙,既不是人也不是妖?
或者虽然是人,但仍与狐母一起生活在窟穴之中,界于亦人亦妖之间?这些提问,其功能有两个方面:
一是诉诸读者的理性,确立“子部小说”聚焦于智慧和知识的品格;一是由这种带有诙谐意味的质疑,引发读者对传奇小说的调侃:传奇小说中那些缠绵悱恻的人狐情爱故事,其情节逻辑原来是禁不住推敲的。
《中国文化中的小说传统》
纪昀对传奇小说的解构,时常采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方式。这种与文化身份密切相关的优越感,在20世纪招致了许多读者的不满。
注释:
[1]〔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3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4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185—1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