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桩谋杀案重新被揭开。
20年前的死，20年后的控诉。
一个人死了，一些人活着，谁在惧怕真相？
——《壹》——
时间过了，仇还在
案子已经过了20年，但徐道邻不准备放过它。
1945年11月，他递出了一张状纸，控告冯玉祥及其部下张之江，罪名，谋杀他父亲徐树铮，案子发生在1925年冬天，北平西山碧云寺前，一枪爆头。
凶手骑马而去，没有留下名字，但徐道邻知道是谁，他等了整整二十年。
问题在于，法律说他“等太久了”，当时《中华民国刑法》规定，谋杀罪追诉时效为15年，他起诉的那年，已经是第20个年头。
法院的答复很简短：“不予受理，时效逾期。”没有公审，没有传唤，没有判决。
一张纸，挡住了一条命的真相，但徐道邻不信这个，他是留美法学博士，是前行政院政务次长，是蒋经国的老师，他对法律熟得很。
他指出，1937年抗战爆发，法律时效中断，战争结束那年，是1945年。
追诉时效应当顺延到12月30日，他的起诉在法律时效的边缘线上，卡得刚刚好，可法院还是驳回了，不是判冯玉祥无罪，也不是宣告事实不清。
只是，没人愿意接这个案子，所有人都绕开它，好像案子本身有毒。
他在北平、南京、重庆各地奔走。不是没人认识他，但没人帮他，律师说没时间，法官说不熟案情，秘书长说再研究研究，最后连状纸都没人收了。
一个人的父亲被枪杀，二十年后提告，没人肯听他说一句话。
为什么？不是法律的问题，是权力的问题。
——《贰》——
审判开始前，政治已经结束了它
冯玉祥不是普通人，他不是一个逃亡多年的凶手，他是北洋军阀出身的将军，是“基督将军”，是抗战名将，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
在徐道邻起诉他的那一年，冯玉祥还在重庆，和蒋介石一起出席抗战胜利大会。
如果审这个案子，就不是在审冯玉祥一个人，是在碰一根线，会拉出一张旧时代的网，那张网里有北洋的余党，有西北军的残部。
蒋介石知道这点，他早和冯玉祥闹翻了。
冯当年在华北抗战失利，被蒋调回重庆，不再统兵，但蒋没动他，不是因为怕冯，而是怕冯背后的那堆人，冯在军中还有影响。
他的人分布在各地，西北、华北、四川，甚至教育系统也有人。
要是真有人抓他，不光是冯玉祥，要牵动的是民国整个军政结构的神经，蒋介石不能让这个案子公开。
他不需要徐树铮，不需要徐道邻，也不需要一个“复仇”的正义，他需要的是稳定。
所以，这案子不能立，不能查，不能提，哪怕他和冯玉祥私下互看不顺眼，哪怕他也知道冯做过脏事。
他更知道：有些脏事，最好别洗，洗出来，不干净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徐道邻是他的人，不是冯的人，也不是别人的人，他是蒋经国在庐山时的老师，是蒋家培养的青年官僚，是“黄埔系”外的新派文人。
这个人起诉冯玉祥，很容易被解读成“受蒋介石指使”。
蒋介石不想被看作是“杀老战友的人”，冯玉祥曾参加北伐，曾主持抗战军政，曾代表国民政府出访苏联，他的“功劳簿”比他的“黑历史”更容易写进报纸。
抗战刚胜利，政府急需英雄，不需要争议。
一旦审这个案子，冯玉祥就成了被清算对象，蒋介石成了“背后主谋”，老部下们会想，他是不是下一个？所以蒋介石没有表态。
他不说“不许审”，他只是让法院“冷处理”。
法院不驳回，也不立案，文件传来传去，最后一纸“无人受理”，送走了这个案子，杀人有罪，但政治不能坐牢。
——《叁》——
法律是武器，还是祭品？
不是没机会下手，1926年春，冯玉祥在北伐战败后，从郑州退居太原，西北军分崩离析，此时，一封私信送到徐道邻手上，是韩复榘托人转达的。
信里意思很简单：“冯孤立无援。若要复仇，时机正好。”
并承诺提供武装支援，只求“为陆公正名”，陆公，陆建章，冯玉祥的姑父。死在徐树铮手里，冯杀徐，是“以命还命”。
韩复榘要杀冯，是“替命复命”，杀来杀去，全是旧账。
但徐道邻不肯，他回信：“此冤当由法理雪之，非以刀笔血报也。”他选择了法律，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他认定，冤有头，债有主。
冯该杀父，就得在法庭上认，他也不是不懂人情。
他知道，枪可以解决仇，但枪解决不了历史，他不想在另一个黑夜里杀一个骑马路过的男人，然后再等别人来杀自己。
他等了十年，又等了十年，第二次机会出现在1940年。
那年，冯玉祥因卷入“萧振瀛案”被蒋介石“开除军籍”，徐道邻当时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专员，正掌管司法建议大权。
旁人说，现在可以告了，冯玉祥刚被撤职，正是“没靠山”的时候。
徐道邻还是没有动，这次，他说得更直白：“今日之大局，不容私仇横流。”他说的是抗战，日本人打到武汉，国共合作，国军四面皆危。
冯玉祥虽被撤，但他在西北依旧有号召力。
这个时候，若追旧案，军心动荡，他怕因为自己一个人，坏了国家的局，他又一次让出机会，等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终于再提此案。
但那时，已经没人听他了。
他以为，战争结束后，正义会回来，可没想到，战争只是换了一张面孔，权力没有死，法院的冷漠比子弹更重，他不是没准备。
他调出徐树铮案卷，整理出行凶细节，列出张之江、胡景翼、宋哲元等证人。
还写信给蒋介石，附上诉状副本，请求“依法准审”，他不是要冯玉祥死，他要一句话：承认你杀了我父亲，但法院、政府、媒体，都沉默了。
连蒋经国也回避了他，那年，经国刚回国，在三青团任职。
他是徐道邻的学生，以前尊他如父，可这回，信也不回，话也不说，徐道邻明白了：他不是输了案子，他是输了一个时代。
他坚持法律，他敬仰理性，他以为制度可以伸冤。
可现实告诉他，法律是讲给强者听的，弱者只能选择相信。
——《肆》——
死人背后的真相：谁杀了徐树铮？
1925年12月30日，北平西山碧云寺外，雪刚化，土还冻，徐树铮从寺中走出，上了马车，他刚刚祭拜完康有为的灵位，准备回京过年。
半路，一队骑兵从后方疾驰而来，领头一人戴皮帽，背大枪，未曾通报，直冲车前。
一声枪响，马惊人散，徐树铮头部中弹，当场身亡，尸体被运回京城，停在西单家宅，三日内无人问责，政府没有发讣告，警察没有立案。
只是，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冯玉祥到了北平。
当时的冯，是“国民军总司令”，刚刚夺下北京，挟民意以令政府，他驻扎香山，号令各路旧军，徐树铮，是段祺瑞旧部，是北洋实权者，曾任国务总理、东三省巡阅使、西北筹边使。
两人早有仇。
当年陆建章任陕西督军，得罪中央，被免职，传为徐树铮幕后授意，陆愤恨离京，后死于非命，冯玉祥自称是陆之义侄，一直恨徐。
更重要的是，冯不容许徐东山再起。
徐在西北有深厚根基，若回政坛，将是另一种军政势力，冯玉祥不怕对手多，怕对手旧，他要杀徐，不是复仇，是清除隐患。
张之江是执行者，冯的亲信。
当时担任卫队旅长，行刺后立功受奖，三年后，任军政部长，杀人无名，升官有名，这个案子没审，但真相在官职上。
没有哪一级政府问过案情，没有哪一张军令被审过源头。
后来冯玉祥辩解：“我未下令行刺，乃部下擅作主张。”又说：“彼时乱局，事不由己。”可没人信，张之江是他的心腹，不可能擅自行动。
行刺后未被惩处，还受嘉奖，整个过程，没有反问，只有默许。
这是军阀的规矩：你干得漂亮，就不是犯法，是立功，而徐树铮的死，不只是个人的终结，他的死，是北洋遗产被“新势力”吞并的标志。
冯玉祥借这场“杀”，宣布西北归他，没有法律，没有政令，只有一颗子弹。
后来冯出使苏联、抗战东线、指挥西北，他从未被问责，就连1945年徐道邻的起诉，也被轻描淡写地盖过，这个案子，根本不是一个谋杀案。
它是一次清算，是一次政变，是一次权力接棒，只是死的人，不该死得这么安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