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参照时段理论将史实分为“具体史实”“一般史实”“抽象史实”进行分析不难发现, 陈寅恪运用文学作品对上述三类史实进行的考证与解读, 呈现出的是一个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的过程。就某种层面而言, 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是陈氏史学研究特色最突出的呈现, 它既显示了文学作品史料价值层次性与多样性, 同时也是陈寅恪史学研究从对历史表象的考证还原到历史内蕴的深刻阐发历程的集中呈现。此外, 历史现实层面的史实还原与精神层面的内蕴阐发构成了历史学求真维度的两个基本面相, 陈寅恪的从史实求证到心史阐发的研究工作正是对历史学求真维度的全面观照与把握。
关键词： 陈寅恪；史实考证；心史诠释；诗史互证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此一方法鲜明地体现了陈氏解读与运用材料的卓越能力。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陈寅恪总能“以新眼光看旧史籍, 从常见书中读出了大量别人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 陈寅恪的此种能力在当时就赢得了学术界高度认可, 胡适就此评价道:“寅恪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口号的史坛大将傅斯年更是将陈寅恪引为同道。此举一直影响至今, 以至于有学者径直将陈寅恪归为傅斯年所属的史料学派阵营中加以评述, 并盛称陈寅恪“对新史学的贡献, 首推史料的扩充”。如果把史料学理解为搜集史料、占有史料、解读史料等步骤的话, 也大致能够概括出陈寅恪治史之全貌, 尤其是与他对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的全方位运用相印证似乎更能凸现此中意蕴。
由此我们不能不提到学界对陈寅恪晚年史学研究的关注。海外学者余英时最早将陈氏晚年史学研究风貌以“心史”概括之, 厥为中允。此后陈氏晚年“心史”与“红妆”研究渐次成为学界关注的又一个重要论题。但在众多研究著述中, 对“心史”研究与“诗史互证”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的探讨则不多见, 而我们认为“诗史互证”与“心史”固然是陈氏史学研究著述中的两个坐标, 但将二者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陈氏史学研究不论是其前期还原史实的考证工作还是后期探讨史学内蕴与精神的心史阐释都是在解读运用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 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发挥与运用更是将二者之间的关联整体呈现出来。
此外,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曾提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 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 始可以真了解。”我们根据陈寅恪所谓窥测历史之“全部结构,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一语可以看出, 在他眼中历史的“全部结构”,不但包括通过史实考证与还原所能目击的历史表象,透过历史的表象, 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对历史精神层面的解读似乎应该是历史全部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将现实层面的史实考证与揭示历史内蕴与精神的心史阐释作为历史学求真纬度的两个面向去考察, 不难发现, 陈寅恪从史实考证与心史阐释的研究工作将历史学求真的特质作了整体而又全面的认知与概括。故而, 我们将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与运用视为探究陈氏博大精深学术研究工作最重要的路径, 由此路径不但能将陈寅恪史学研究精髓之“诗史互证”与“心史”的内在理路清晰地勾勒出来, 且经由此一工作亦将陈氏治学风格全方位展现于世人面前。
一、时段理论与史实考证
“历史学家从来不能摆脱历史时间的问题:时间粘着他的思想, 一如泥土粘着园丁的铁铲”, 由此,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性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历史研究中的时段理论, 他认为历史研究可分为长时段 (结构) 、中时段 (局势) 、短时段 (事件) 。
我们借用此一时段理论对史实进行分析, 在短时段呈现出的史实我们称其为“具体史实”, 如陈寅恪对中唐诗人俸禄钱的考证、李德裕归葬年月考, 对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的考辨便是其例。瞬时性、多变性是此一类史实的特征。在中时段呈现出的史实我们称其为“一般史实”, 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对唐代仕宦与婚姻等社会风貌揭示与阐发, 时代性、固定性是此一般史实的代表。在长时段呈现出则是不易发生变动的史实, 可以称其为“抽象史实”,超时空性、超稳定性是此类史实的基本特征,如陈寅恪对中国文化定义之“三纲六纪”说、其自身坚守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他对人类共同的情感如“悲剧”内涵的阐发即是此类。首先就“具体史实”考证而言, 有学者指出, 陈寅恪的考证史学一大特色就是“主要不依靠版本的校勘或章句的训话, 而是着眼于事物的相互联系, 找出事物发展的过程, 使考证立于更为可靠的基础”。所谓着眼于事物之间的联系, 在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探讨中着重体现在对时间、地理环境的求证上。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一文中对此作过精辟的概括:“解释词句,征引故实, 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 于古典甚易, 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 以为解释。否则, 虽似相合, 而实不可能。此一难也。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以前, 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 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难也。”不论是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还是找出事物发展的过程均离不开时间、地理、人事这三个要素。陈寅恪曾反复论及:“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通过对文学作品时间、地理、人事三要素的精确分析进而寻找相关“具体史实”的联系与发展过程, 是陈寅恪运用文学作品以考证“具体史实”的精彩呈现。
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陈寅恪从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出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以元白为代表的中唐诗文:“第一, 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 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陈寅恪正是从文体及文人之关系入手, 从时间、地理、人事三方面对当时诗人及其创作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的解析。陈寅恪在考察白居易《琵琶行》时, 从不同诗人同一类作品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比较分析, 进而考察同类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从时间先后顺序上, 元稹创作的《琵琶歌》在前, 白居易创作《琵琶行》在后, 据此陈先生认为:“乐天所以得见元作, 而就同一性质题目,加以改进也。”此一运用还体现在对具体诗句的解读上, 如在阐释白居易“间关莺语花底滑, 幽咽泉流冰下难”之“难”字, 有的版本作“滩”, 陈寅恪通过翻检元稹诗集中找到“冰泉呜咽流莺涩”一句, 据此陈寅恪认为此句实为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 幽咽泉流冰下难”二句演变扩充之所从来。“微之河满子歌作于元和九年春, 而乐天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秋, 是乐天必已见及微之此诗”。
此外以元稹创作的《连昌宫词》为例,陈寅恪通过对元稹、白居易相关诗作创作时间及其地理环境进行探讨后,认为此诗“若为作者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 则其著作之时日, 用地理行程以相参校”几无可能, 据此他认为《连昌宫词》实乃元稹“作者闭门伏案依题玄想之作”, 创作时间当为元和十三年。 陈寅恪还认为元稹《连昌宫词》创作实受韩愈《和李司勋连昌宫七绝》之影响。韩愈的《和李司勋连昌宫七绝》所谓“夹道疏槐出老根, 高甍巨桷压山原。宫前遣老来相问, 今是开元几叶孙”与《连昌宫词》“托诸宫边遗老问对之言, 以抒开元元和今昔盛衰之感, 与退职绝句用意遣词尤相符会”。 就创作时间而言, 韩愈创作此篇大约是在元和十二年, 元稹作《连昌宫词》在元和十三年, 而元稹在其诗赋中亦有“喜闻韩古调, 兼爱近诗篇”之语句, 所有这些无不与其所谓考释“今典”的“两难”若相符合。在论及白居易《新乐府》之《李夫人》篇时, 陈寅恪认为“此篇融合长恨歌及传为一体, 俾史才诗笔议论俱汇集于一诗之中, 已开无微之连昌宫词新体之先声矣。读者若取长恨歌及传与连昌宫词及此篇参合比较读之, 并注意其作成之时间, 自可于当时文人之关系与文体之关系二端得一确解也”。 陈寅恪在运用时间、地理、人事三要素考证的过程中,抽丝拨茧、环环相扣,精彩绝伦,令人叹服。
当然符合时间、地理、人事三要素者,也并不一定会产生联系。他以白居易《琵琶行》与刘禹锡的《泰娘歌》为例,虽然刘诗之“朱玄已绝为知音, 云鬓未秋私自惜。举目风尘非旧时, 梦寻归路多参差”, 乃以遣妾比逐臣, 其意境尤与白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句近似。且在创作时间上, “刘禹锡创作《泰娘歌》在前, 白居易创作《琵琶行》在后, 固有得见此诗之可能。然则二公之藉题自咏, 止可视为各别发展, 互不相谋者。盖二公以谪吏逐臣, 咏离妇遣妾。其事既相近, 宜乎于造意感慨有所冥会也。是知白之琵琶引与刘之泰娘歌, 其关系殆非如其与元之琵琶歌实有密切联系者可比矣。”
运用文学作品对具体史实的考证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剔除其中虚构不实之处从而印证史实, 抑或从夸饰不实之词中解读出准确的历史信息。如果说在对“具体史实”的解读上史家须面对如何平衡和处理好文学作品的虚构性、纪实性与具体史实复杂多变性的挑战的话, 那么在对社会风貌、民情习俗等“一般史实”的考察上, 文学作品其整体的史料价值则能够充分展现。在这一点上, 陈寅恪充分体现了其解析历史资料的“通识”能力。以小说这一文体而论, 陈寅恪对此类文体的运用并非仅仅体现在正史史料的补证上, 他更看重的是小说反映与揭示某一时段的真实的历史的特质。因此他在运用此类文体考释史实时, 往往运用辩证的方式。如他在解读小说的史料价值时认为:“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 未必实有,但此类事,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则诚有之。”以《水浒传》为例, 他认为:“《水浒传》所记梁山泊人物之事迹, 多属民间传说甚至虚构,但这类人在当时环境下, 从事这类活动, 则是真实的。”据此, 他将小说的史料价值凝练的概括为“个性不真实, 通性真实”。 此一结论的得出便充分考虑到了文学作品的虚构性与纪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此“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从而得出了“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如陈寅恪不断指出《红楼梦》在反映具体史实上的诸多不实之处:“石头记中,不合事理者颇多, 如晴雯所补之孔雀毛裘, 乃谓出自俄罗斯国之类”。但从一般史实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据其学生回忆, 陈寅恪认为《红楼梦》“尽管故事纯属虚构, 但也反映了清代前期康雍乾盛世、上层社会之文化水平, 及其日趋腐败、中衰状况”。
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陈寅恪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揭示某一历史时段社会风貌、民情习俗的研究方法体现得最为集中。如他在分析元稹的艳诗及悼亡诗时就首先指出:“欲了解元诗者, 依论世知人之旨,固不可不研究微之之仕宦与婚姻问题, 而欲明当日士大夫阶级之仕宦与婚姻问题, 则不可不知南北朝以来, 至唐高宗武则天时, 所发生之统治及社会风习之变动。”从“以史证诗”的角度来分析, 通过考察唐代文人士大夫仕宦与婚姻问题, 就会对元稹艳诗及悼亡诗的社会内涵做到深刻的把握与了解。而如从“以诗证史”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元稹诗作所展现出的内容则又是唐代社会风习之变动的绝佳例证。此点我们在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的相关章节中不难把握。如白居易《琵琶行》中涉及的礼法问题, 陈寅恪认为此点“实涉及吾国社会风俗古今不同之大限。考吾国社会风俗, 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 唐宋两代实有不同”。具体到唐代, 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长安故倡, “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 以今日之通行语言之, 直同居而已”。故而当时士大夫对此等妇女的态度也相当轻视。陈寅恪还以元稹的莺莺传为例进一步说明, “元微之于莺莺传极夸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 而不以为惭疚。其友朋亦视为当然, 而不非议。此即唐代当时是士大夫风习, 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视其去留离合, 所关至小之证。是知乐天之于此故倡, 茶商之于此外妇, 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轻重, 不必顾忌者也。”此外陈先生还联系当时政治格局进一步发挥, 他认为在唐代中后期政坛上牛李之争, 即是当时两大文化阶层的对立所致。而白居易“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 大抵放荡而不守礼法, 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乐天亦此新兴阶级之一人, 其所为如此, 固不足怪也”。 以文学作品的细节问题论及当时社会风貌, 充分展现出陈寅恪掌握史料的渊博及其对史料运用的精深与独到。
陈寅恪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考察进而揭示出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民俗习性是其以诗证史生动展示。遵循相反的思路, 他也能够通过某一历史时段的社会风貌来解释诗文中的呈现出的相关史实。如在《论再生缘》一文中, 陈寅恪在解读戴佩荃的书法“尚丰硕”的原因时, 他从地理环境及当时书法的基本风气入手认为:“萍南为湖洲人,其地与颜鲁公赵子昴有关涉, 又生值乾隆时代,清高宗书法摹拟右军,而失之肥俗,一变明末清初董子渴笔瘦体之派,上行下效,相习成风,萍南之书法当受此环境薰习者也。”此段论证即通过有对地理环境的把握又涉及到一时书法之风气,其立论皆持之有据且颇富说服力。
此外他还能够结合清代的科举制度的相关史实来解读《红楼梦》中之所以出现试帖诗的原因:“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以后, 八股文与试帖诗同一重要。故应试之举子, 无不殚竭心力,专攻此二体之诗文。今通行本一百二十回之《石头记》,为乾隆嘉庆间人所糅合而成者。书中试帖体之诗颇多,盖由于此。” 其对相关史料的把握与运用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柳如是别传》一书虽然以柳如是一生遭遇及其爱情故事为主题,但在行文过程中, 举凡明清政治社会变迁、晚明士大夫的心态、当时社会习气合文风均有所涉及。如在论及晚明时代之风尘女子“多善吟咏, 工书画, 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 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 记载流传, 今古乐道。……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 风流放诞, 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 遂发遐思, 聊托云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 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 且为篱壁间物, 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求之也。若河东君者, 工吟善谑, 往来飘忽, 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 虽可发笑, 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通过对明代历史史实与清代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风气作对比, 进而得出时空移位下的社会风气之不同, 再一次为我们展示了其注重史料内在关联的解读与阐释能力。此外,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述及柳如是的化妆美容技术时, 以《红楼梦》中薛宝钗所服冷香丸对比进而对我国古代妇女的化妆美容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 如脂粉及香熏之类, 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 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 及薛宝钗服冷香丸 (石头记第柒及第捌两回) , 即是其例。” 从柳如是、薛宝钗之服药概括出古代妇女化妆之术一般风貌, 从中也体现了陈寅恪治学以小见大及注重史料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基本特征。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对“具体史实”与“一般史实”之考证虽然同属于对历史现实层面的史实还原与史迹探索, 但二者之间亦有差别。在对“具体史实”的考证上, 对文学作品史料的精准性有着较高的要求, 因为历史上的人与事均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空, 作为史料的文学作品就必须做到与考证对象一一对应, 方可运用。虽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时间、地理、人物诸要素使其在该类史实的考证上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但由于文学作品自身的虚构性与具体史实的瞬时与多变性, 运用文学作品在对该类史实的考证便面临着时空错位的严峻问题, 如何在文学作品的虚构性与纪实性之间做到巧妙的平衡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陈寅恪运用文学作品对此类史实的考证就显得格外谨慎与细微, 在对文学作品审慎的取舍中, 彰显出其掌握与运用史料的能力。而在对“一般史实”的解读与考证上, 由于时空限制相对较小, 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便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与发挥, 陈寅恪治史讲求“通识”之特质在对此一类史实考证中得到了全方位展现。
二、心史阐释
如果说陈寅恪对“特殊史实”及“一般史实”的考察严守史学畛域, 从史料的一般真实性对文学作品进行考察, 即从一般意义上来讲, 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与其他史料并无实质性区别, 那么陈寅恪对历史内蕴的即“心史”的阐释则明显超越了一般文史的界限。在此阶段, 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仅仅是考证史实的史料, 就某种程度而言, 文学作品就是史实本身。因为文学所反映的是历史真实的另外一种面相, 即对历史精神及思想意识与某一类历史人物精神内涵的深层次把握与体现。余英时在读了陈寅恪晚年相关诗文资料后曾感慨:“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 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 在已凝固的文字中, 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 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余英时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深得陈氏晚年治学之精髓。在陈寅恪晚年著述中, 他已经超越了通过考证探寻历史真相的阶段, 进入到“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的历史内蕴的境界。而文学作品则是通往历史内蕴的最好通道, 通过对文学的解读可以从中提炼超越之思想, 也可对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悲剧意识予以深刻的阐发, 与此同时, 著述者的情感世界与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高度的共鸣, 创造出了文史汇合、古今交融的浑然境界。
首先就超越而言, 思想在诸多的历史面相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对“超越之思想”的追求是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终极关怀。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一文论及文化定义时, 曾提及“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对文学作品解读的最高层面就是阐释其中的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如在《论再生缘》一文中对陈端生的一再叹赏的最重要原因便是其“思想之超越”:“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 遂取再生缘之书, 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 勾索乾隆朝史事之沈隐, 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 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 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 (63) 《柳如是别传》体现了此种对超越思想探寻的历程:“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 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 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 九章哀郢之辞, 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 犹应珍惜引申, 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 绸缪鼓瑟之小妇, 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 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不但是陈端生、柳如是等历史人物精神境界的体现, 而且, 陈寅恪本人对此一超越思想终生秉持如一。如其晚年在给门人的信中表示:“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 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其二, 对历史人物悲剧意识的共鸣。在对文学作品阐释的过程中, 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及其悲剧意识深深地感染了陈寅恪, 使其一再吟咏叹惜。如在分析柳如是“春日酿成秋日雨”时, 他首先结合西方理论对悲剧意识予以阐释:“酿成”者, 事理所必致之意, 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古代希腊亚力斯多德论悲剧, 近年海宁王国维论红楼梦, 皆略同此旨。然自河东君本人言之, 一为前不知之古人, 一为后不见之来者, 竟相符会, 可谓奇矣! 在陈寅恪看来, 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是“事理所必致”的悲剧集中表现:“吾人今日追思崔张杨陈悲欢离合之往事, 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 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矣。”此外以陈子龙与柳如是的爱情悲剧为例, 陈寅恪作进一步发挥:“卧子用‘明知’二字者,可见其早已深悉河东君之性情如此, 己身家庭之状况又若是, 则南楼及南园之会合绝无长久之理。虽已明知之, 而复故犯之, 致有如是结局, 此意与希腊亚力斯多德论悲剧之旨相符。可哀也已!”在分析柳如是最后被钱氏宗人逼迫自杀的悲剧原因时, 陈寅恪认为“夫河东君以旷代难逢之奇女子得适牧斋, 受其宠遇, 同于嫡配, 然卒为钱氏宗人如遵王之流逼迫自杀, 其主因实由出身寒贱一端, 有以致之” 。《红楼梦》中有所谓“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一说, 这与陈寅恪指出的个人情感与社会制度的冲突的最佳例证。且此一悲剧实乃旧社会广大妇女共同写照。如在《论再生缘》一文, 陈寅恪一方面对陈端生的超越之思想击节叹赏不已, 另一方面又对社会制度对广大女性的束缚流露出深深的无奈:“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然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郁而死, 身名湮没,百余年后, 其事迹几不可考见。江都汪中者, 有清中叶极负盛之文士, 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 (汪中生于乾隆九年,卒于乾隆五十九年。) 作吊马守真文, 以寓自伤之意, 谓‘荣期二乐,幸而为男’ (见述学别录)。今观端生之遭遇, 容甫之言其在当日, 信有徵矣。”
陈寅恪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诠释,深入到主人公丰富的精神世界, 将历史人物的生平遭遇与己身之情况作对比, 将历史书写的视野由古代拉回到当下, 将叙述的对象由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转回到己身及家国命运之喟叹, 均为陈寅恪“心史”阐释的突出表现。如在感慨陈端生创作《再生缘》的坎坷历程时, 情不自已地叹惜道:“呜呼!端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辍写再生缘时, 年仅二十岁。以端生之才思敏捷, 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 绝无疑义。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 遂不得不中辍。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 而卒非全璧, 遗憾无穷。至若‘禅机早悟’, 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 如寅恪今日者, 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 而此种感慨凝聚在其晚年的诗篇中核心情感便是“伤感”, 翻检陈氏晚年诗作, “泪”“哀”“哭”等颇具伤感特质的词汇频繁出现。如“高楼秋夜灯前泪, 异代春闺梦里词”, “论诗我亦弹词体, 怅望千秋泪湿巾”。
“高楼冥想独徘徊, 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 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 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 人间遗恨终难裁。” 由对历史人物生平遭遇与己身之离乱浮沉相结合, 进而创作出一种亦文亦史、亦古亦今的崭新的历史叙述方式, 突破了以往“诗文互证”的史料学束缚, 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境界, 塑造了一种新的著史典范。文学作品的价值在此一阶段就不仅是史料那么简单, 而是成为进入研究对象精神世界的一扇通道。陈寅恪呈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番人文景象:文学与史学打成一片,历史与现实相互纠缠,个人感怀与历史人物精神世界息息相通。
如果我们对陈寅恪史学表征与成就进行归纳的话,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其解读及运用史料的卓越能力;其二是能够穿透史料的表象探寻史迹演变规律的通识能力;其三是超越所谓一般史料与学科之藩篱, 径直将文学文本视为历史精神及心声。陈寅恪运用文学作品对三种史实的考释即分别是上述三种能力的集中显现。此三种能力既显示了文学作品史料价值层次性与多样性, 同时也是陈寅恪史学研究从对历史表象的考证还原到历史内蕴的深刻阐发历程的集中呈现。
三、价值与影响
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陈寅恪对文学作品的关注, 不论是用以考证史实, 还是对文学文本的阐释, 均对文学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 文学史研究大致遵循两个维度展开:其一, 从历史的观点来考订文学史实, 其二, 从美学的观点分析阐释文学文本。就考订文学史实而言陈寅恪尤其注重对文学作品中涉及的古今人事, 也就是陈寅恪所言的“古典”与“今典”的考察, 不论是对古代诗文片言只语的“具体史实”的考证上, 还是对文学“一般史实”所反映、揭示的社会面貌、风俗习气的阐发上, 陈寅恪的此类研究均作到了“示来者以轨则”, 为后人全面了解诗歌打开了广阔的历史视野, 其方法对文学研究而言亦不乏示范意义。就文学文本阐释上而言, 陈寅恪以探寻超越之思想、激起情感之共鸣为旨趣, 开创所谓“心史”这种亦文亦史的全新叙述范式, 为后人此类研究开启了无数法门。因此, 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文学史学科的生成与发展, 奠定了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述在史学上的影响自不待言, 然其在文学史研究上亦分别成为当今弹词研究、唐诗研究、明代文学研究领域必读的经典。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考察及运用固然极大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深入, 但其消极层面的影响亦不容忽视。文学研究除了具备史学的一些要素之外, 它自身还有更重要的领域值得研究与挖掘, 如情感、审美等文学本质的东西。“学科严格分化后, 史学家如何面对那些文学性的文本——不仅仅将其作为透明的史料,而是保持神游冥想、体贴入微以及足够的想象力。”如何处理好文学与史学的张力平衡, 这也是当今文学史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 陈寅恪在这方面的实践与探索不乏示范与启迪作用。
其二, 对当今跨学科研究的启示。
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对历史研究的跨学科取向有着精辟的阐释:“历史学家希望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所有的人文学科上。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的专业有了陌生的边界和偏好。所以不能设想在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与昨天一样的屏障和差别。所有的人文科学, 包括历史学在内, 都彼此受到影响。它们说同样的语言或者说可以说同样的语言。”考察中外史学, 历史学科自其诞生之日起, 自身便具有极强的开放性, 正是在借鉴、引进其他学科的资源的过程中, 现代史学不断完善发展。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 诸如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都是历史学在与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交叉互动下的兴起的。陈寅恪游学海外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 他几乎涉猎了西方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 掌握了十几种语言, 明确表明他跨学科治学的意识非常强。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论题, 在这个论题之下, 他充分调动自己丰富的学术资源在不同的历史领域分别作出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尤其是其晚年心史研究更是其历史著作具备了多视角解读的可能。近年来学界纷纷从后现代史学、心态史、妇女史等视角出发对陈氏晚年颂红妆之作予以新的阐释与解读, 便是陈氏晚年文史研究这一文本开放性所展示出来的独特的魅力的体现。我们应该在借鉴前辈史家治学经验与方法的基础上, 不断推陈出新、自我完善, 俾使史学研究走向更宽广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