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被同学起绰号，父亲却没生气，反而郑重其事地，将绰号改成了正式名字。
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响彻天下。
究竟这个父亲是怎样的人？这个绰号背后，藏着怎样的命运转折？
被同学笑着叫的“绰号”
夏天的杭州，闷热，孔德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扎堆踢球，围观的叫喊声此起彼伏。
一个皮肤黝黑、个头高出同龄人的小男孩，追着球满场飞奔，腿脚快、冲劲足，一场球下来衣服湿透，浑身热气腾腾。
这个孩子，排行老三，体格强健，没过几天，大家都开始管他叫“三强”。
没人知道这名字会流传一辈子。
那时候他还叫“钱秉穹”，名字是父亲取的，笔墨气重，寄托不少理想主义。
“秉”是拿在手里，“穹”是天空，合在一起，寓意胸怀天下，听着文雅，写起来端庄。
可在操场上，没人喊那三个字，喊起来太拗口，三强更顺嘴，也更贴实，学生们的世界里，名字不过是个记号。
班上还有个孩子叫李志中，身板瘦小，常咳嗽。
有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弱”，于是，“大弱致三强”成了两人书信的署名方式。
这事传到钱玄同耳朵里，全家饭桌上他把信摊开，说了句，“三强这名字不错，比秉穹更有劲。”
钱玄同不是寻常的父亲，新文化运动那一拨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北大教授，革传统命名那一套的急先锋。
取“秉穹”，算是当年一时文气使然。
但这一年，他换了主意，他觉得，“三强”三个字贴合儿子的秉性，没什么文人的酸气，却有力，有劲，有根。
他说得干脆：“以后你就叫钱三强。”
没人反对，家里谁都知道，这名字改得突然，却也是必然。
这不是简单地换个字那么轻松，一个绰号，变成了名字，一个玩笑，成了命运的起点。
从“名字”到“人名”
钱玄同不是个保守的人，他教书写文章，最看不得“程门立雪”的那一套。
翻书翻得多，讲课讲得新，学生们听他说《说文解字》，往往听到一半，突然来一句“这玩意儿全得改。”
他写文章、改教材、斗传统，但对儿子，他的改法不在书里，在名字上。
钱玄同
“三强”三个字，听上去简单，但在父亲眼里，它不是随便叫着玩的外号，而是提前写下的一纸期许：德强、智强、体强。
钱玄同不只要儿子念书，更想儿子顶天立地，他反感空谈，也不爱孩子只考分数。
孔德学校用的教材，是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倡的“实证主义”，不教八股，不搞满分教育。
钱三强在那儿，能接触到实用数学和初步科学，还读到一些翻译得，磕磕绊绊的欧洲物理教材。
放学后在院子里拆闹钟、修收音机。
父亲从不干涉，只提醒一句：“拆的时候记得拍下来，别忘了怎么装。”
钱三强动手的本事，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上中学后，家里经济紧张，北洋政府换届频繁，父亲教学收入减少，稿费也不稳定。
钱三强经常在油灯下啃物理题，白天去印刷厂干校刊排版，穿旧衣服，省饭钱买课本，他学的是物理，却活得像个工人。
父亲不阻止他去跑腿、干粗活，理由很直接：“真正搞学问的，得自己动过手。”
他上大学那年，考进北大，可没多久，国内局势动荡，他不得不辍学，转投上海交大，原本打算念工程。
可一次公开讲座上，听到一位物理系教授，讲居里夫人的故事，整个人像是被点了火。
那天回宿舍，他没吃晚饭，连夜把自己换系的申请写好，贴在寝室门口墙上。
从那一刻起，“三强”这名字才真正，与核物理结下了缘分。
几年后，机会来了。
法国方面在招收东方留学生，钱三强凭着在物理系，发表的几篇小论文，和师长的推荐，顺利获得奖学金，奔赴巴黎。
巴黎地下实验室，“三强”爆出一声雷
巴黎大学，1937年秋，地底的实验室阴冷、潮湿，墙壁泛霉，空气里全是混合过的金属味。
年轻人一头扎进仪器里，眉头紧锁，眼神死死盯着表盘，丝毫没被身后的脚步声打断。
居里夫妇站在他身后，看了五分钟，没说一句话。
这个刚从中国来的年轻人，叫“钱三强”，名不见经传。
可是只用了三周，就把实验室里，老旧的一套链式反应装置拆了重装，还没通过正式考核，已经开始协助数据记录。
别人用两个月入门，他用三周上手，直接接实验。
居里夫人最初半信半疑，专门挑了个项目试他——研究铀核裂变时，罕见的“三分裂”现象。
没人愿意接这个活，难、累、没成果，但钱三强答应得干脆。
连续21天，他没错过一次实验记录，就算数据毫无变化，也一样蹲守、抄写、复验。
1940年，研究正式发表，署名里有他。
那是他在世界核物理界的第一次亮相，名字写在《法国科学院公报》里，跟着居里夫妇排在第二行。
这份成果，后来被称为“三分裂现象首次发现”。
那年，欧洲战火正盛，德国入侵巴黎，居里实验室被迫关停。
科学家们大多选择离开，钱三强留下来，把所有资料打包藏进地下室，整整埋了两米深。
法国解放后，别人回来找不到实验材料，他带他们找回一箱箱封好的记录。
他不是看家护院的人，他是把实验数据当生命看待的人。
1945年，二战结束。全世界都在谈核能。
钱三强却拒绝了法国政府留任建议，表示要“回到自己国家去做事”。
那时候，谁都知道回国意味着什么——没有设备，没有资金，连实验台都得自己敲木头钉铁皮。
可他一句话没说，船票自己买，实验资料自己背，一箱箱都带回来了。
“三强”三个字，再也不是校园外号了，回国时，它已经成了西方学界熟记的一个名字。
枪响那天，所有人记住了“三强”
1949年，他回国第二年，中国第一代原子能研究团队，在北京悄悄组建。
这支队伍，没经费、没成型设备，连实验服都要缝补。
手里的数据，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那一批。
那些别人不要的、觉得“没用”的早期研究，成了早期那批，国内物理研究员的教材。
1950年，东北某实验室内，一根铀棒爆裂起火，事故原因未明，工作人员紧急撤离，只有钱三强带着一张旧示意图冲进去，把正在运转的电源切断。
这不是一场意外，是那一代科研人员每天都在经历的“搏命”。
苏联专家撤出中国后，很多研究团队陷入停滞，
别人撤人、撤设备，连图纸都拿走。钱三强却说：“我们没的抄了，正好可以自己干了。”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所有媒体都在问，背后的科学家是谁？一串名单里，那个从“绰号”开始的人排在首位：钱三强。
没有人再问“三强”是什么意思，因为那天起，它代表了一种能力：扛得住压力、忍得住寂寞、撑得起希望。
后来，有年轻研究员问：“您的名字改得真巧，是不是预感自己会成才？”
钱三强笑了，声音不大，只说一句话：“小时候是笑名，后来就得配得上。”
他没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用行动把这三个字，写进了民族科技的档案馆。
晚年，他依然不离实验室，每天定时查资料、整理图纸。
一次肠胃病发作，家人劝他休息。他坚持回到办公室，说：“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别的，就靠这点资料。”
“三强”这名字，从一开始就带着原始力量，也埋下了倔强的种子。
这个故事是实打实走出来的路。
钱玄同给儿子改名字，是一次教育理念的提前下注，不是迷信、不是赌运气，是相信“人配名，名配人”。
钱三强用一辈子的科研，把这个名字活成了传说。
- 参考资料：
- 1. 张藜，《钱三强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 2. 《钱三强年谱》，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编，中国科技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