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大潮下
那些因福得祸的家庭
江同志被选中入京继承大统那日，根本不知是福是祸，只能与妻子约了平安暗号。
1990年前，大学毕业生是国家资源，统一分配，根本没有择业自由。上海人也有可能被分配到江西等地，从此山高路远，成了上海人看不起的乡下人。
随着迁徙自由从宪法上消失，连带着他们的子女，再也回不了上海，得从内地重新奋斗起步，争取回到第一线。
时代在一代人身上打下了沉重的烙印，摆弄了他们的命运。
85岁老太后悔念了大学
这几天，一段爆火视频里，85岁的上海奶奶说她就后悔读了同济大学。
能在上世纪60年代读上大学并且还是著名的同济大学的，想必都曾是才华横溢的青葱少年。
1966年开始高校停止招生，而她正好在之前一年即196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
这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面向全国分配，于是她一个上海小姑娘，被分配到江西南昌工作。
那个时候，接收单位和所在单位要双双同意，然后取得两地人事部门的批准，才能调动。哪怕在今日，体制内跨省调动，除非有中组部的调令，否则难于上青天，更何况那时。
念去去，千里烟波；这一去，便是天涯路远。
1958年1月，《户口登记条例》开始施行，中国人的户籍被分为农业和非农两类，奠定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
从此，不但农民进城即盲流，写在宪法上的迁徙自由，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直到1975版宪法，彻底删除了「迁徙自由」。
由此被改变命运的不只有她，她的儿女后代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拐了一个大弯，成了南昌人。
虽然2014年后户口制度开始松动，但在南昌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太太，直到1997年退休后，才回到从小生活的上海。
她在镜头里笑意盈盈，可一提到退休待遇，笑意渐渐褪去，「我的退休工资只有5000元不到，比上海足足差了一倍」。
据她所知，那些昔日与她同窗苦读、能够留在上海工作的同学们都能拿到从八千到一万多不等的退休工资，她却只能享受江西的退休工资，到手的钱不及同学的一半。
从装束看，她与同龄的上海老太太没什么差别，她也说「这么点钱，我还是够用的，我的衣服都是十几年前的」。
但她一扯身上的衣服，就显得松松垮垮，似乎早在多年之前便已失去织物面料本该拥有的弹性。
就像她失去了弹性的这辈子。
一户上海人，从此遗留在太行山深处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哪怕是为新中国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员，也同样要面对从大都市移居落后地区的窘境。
我曾经写过一位太原老干部的家传。1945年，父亲留学日本学习化学的高老，考上了上海交大化工系，并加入了地下党。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接到命令，撤退到华北解放区，在辗转奔赴天津、河北泊头、石家庄等多个城市后，最终在山西太原停下了脚步，并负责一家军工企业非常重要的技术工作。
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艰苦的太行山，曾经衣食无忧的他每日饮食变成了一日两餐，而且每两天才能吃上一顿细粮。
从1949年到1988年的40年间，高老做过技术员、车间主任，曾出国考察技术，也住过牛棚和地下室，最终成为了国防骨干企业的总工程师，家最终留在了太原。
年岁更迭，他不后悔将一生奉献给热爱的事业，唯独妻子在被关牛棚后患上了精神疾病，孩子们的学业也一度受到了影响，只能留在太原。
当他看着患病的妻子职业生涯被迫中断、昔日承欢膝下的稚儿长大成人，不知道是否会后悔当年选择离开上海。
海上生明月。坐在上海开往天津的船上，高老曾感慨于海上日出日落的绮丽壮观。此时的他并未能预见到海上这一行之后，未来他与他的一家从此便扎根于太行山的深处，不再回归上海。
一户1920年代就留学日本的书香门第，就这样沉寂于太行山深处。
太原与上海的城市量级、发展机会不可以道里计，我曾与高老的子女聊过人生，但不敢提起这个话头，怕引他难过。
凭心而论，如果他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只是一个普通人，可能反而能留在繁华的上海，子女的人生完全会是另一个模样。
他不曾想过一朝分配，回家难于登天
上海老太太的故事可以讲一大堆。在消灭了资本家，建立起计划经济后，个人除了服从，再无选择机会。
除非家里有靠山。
知名文史作家十年砍柴最近写了一本书《归来徐家良》，这是上海徐氏家族史的第三部，主书名用了「归来」二字，副题为「贵州到上海有多远」，从题可知义。
1956年，作为计划经济制度建立后开始调配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出生于上海的徐家良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进入贵阳市人民医院成为儿科医生，后又在1970年被调到「三线」城市凯里。
仅仅过了一年，1957年春节，他不辞辛劳、历时三天三夜回到上海，希望能够通过运作调回家乡。他走访了上海的多家医院的人事部门，也有不少医院愿意松口答应接收。
但事不遂人愿，上海市卫生局无权决定他的去留，关键在于贵阳市卫生局是否愿意放人。但可想而知，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贵阳必然不愿意放走这么一个业务精湛的年轻医生。
南昌老太太不会成功，徐家良当然也不可能。
直到1981年，徐家良一家才得以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
从贵州到上海，徐家良走了整整25年！
人的一生，有多少25年？他的孩子，同样生在贵州。他可以「回」到上海，他的子女，与其他进上海打拼的外地青年有何不同？
据粗略估计，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间，大约有二百万在外地「支内」上海人，包括知青子女、顶替子女、回乡工人、退休人员、病退职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到上海。
夫妻分居23年
我给嘉兴电力局老局长金老写过家传。1965年从浙大最著名的学系之一电机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江西工作。
这一去，回浙江就成了老金一生的奋斗目标。
1968年，正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口号传出的那一年，干部下放劳动声势浩大，2000万知青和干部再次出城入乡。老金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妻子临盆之际再次被安排下放。
「分飞万里隔千山，心声托付鸿与雁」。妻子还在浙江，两夫妻被迫两地分居，日常只能靠书信来往。每年只有14天的探亲假，只能如同牛郎织女般一年短暂相聚一次。
13年后，眼看调回浙江无望，金老将妻子接到了江西一个小城。
1991年，浙江家中老人需要照顾，在一位老干部的帮助下，金老夫妇终于得以回到浙江。但落后地区来的干部能力不被认可，他作为一个正处级干部，不得不到基层线路队里去当支部书记。
他本以为此时能安定下来，结果工作需要又调到另一个地市，原定两年的任期也变成了四年，夫妻再次分居两地。
等他回到嘉兴落户定居时，职业生涯已所剩无几。
若不是被下放和被分配，老金本应在专业范畴发挥才干、投身建设，本应与妻儿共聚一堂，在高堂前尽孝。
但在那样的时代里，正如人们无法轻易改变河流的走向，他们也无法抵抗时代洪流的席卷，无法抗拒那双冥冥之中的命运推手。
甚至是幸运地考上知名高校，偏偏成为被远徒的理由。
时代造成的家庭悲剧何其之多！
我写过的另一位上海地下党高级干部，其子女一个被派到北京山沟里的一家兵工厂工作；另一位被安排到贵州金沙县农村工作，从此与整个家族拉开了距离。哪怕他最后折腾回来，也是在江苏南通退休。
咫尺之遥，再难跨越。
多少奔波在城乡之间的半边户，孩子一出生只能随母亲成为农村户口，从此过着留守儿童的生活。
我们不能埋怨父母，将我们生在哪个角落。但从父母的视角，多少人夜里难安，愧对后人。
时代之痛，加诸每一个人头上。命运的齿轮，从此滞涩。
但愿那样的时代，不再。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册，发现旺族多出自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少数平民子弟则通过读书、从军、创业改变命运。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汲取智慧、经验、教训，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如果没有记忆，家就是个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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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家庭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这个任务，只能我们自己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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