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26日，陕县警卫中队的中队长周子涛在柳沟村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陕渑抗日独立大队的大队长史汉三，及其手下的三名中队长，周振标、范明伦和上官汉三。此外，还有河南省军统特务专员史紫忱，日伪黄州建国军司令秦生富，日伪特务马乘龙，蒋军陕县县长张克俊，以及八路军独7旅旅长上官子平。
看到这一系列人物，您可能会感到疑惑，怎么会有我军与日军、伪军以及蒋军同台共事？毕竟，八路军与日军和伪军是死敌，和蒋军的关系也非常复杂。这些人竟然能聚集在一起开会，目的居然是联手攻击八路军？
其实，这些我军的干部并非忠诚的抗日战士，而是一些内奸。他们的背叛为我们后来的遭遇埋下了祸根。
叛徒是如何潜入我军的？
在了解背叛者如何潜伏在我军内部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当时豫西的复杂局势。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接连败退使其陷入了困境。尽管日军战略物资短缺，濒临崩溃，但他们仍在垂死挣扎。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日军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战略（中方称之为“豫湘桂战役”）。这场战斗中，蒋军损失惨重，共计60万军人死伤，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陷落，战局对中国方面极为不利。然而，八路军和新四军依然保持了强劲的抗战势头，反而在战局中展现了非凡的勇气。
随着蒋军在河南的溃败，八路军趁机攻入豫西。1944年11月，豫西抗日第二支队（由太岳军区的18团、59团组成）在司令员韩钧和政委刘聚奎的指挥下，成功渡过黄河，迅速占领了洛阳西部的新安县，并解放了渑池、新安、陕县、洛宁和宜阳等地。
到1945年初，我方已在李村、宫前等地建立了3个抗日区政府，创建了以陕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覆盖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5万。抗日民主政府也于1945年3月15日在李村的王彦村正式成立，由八路军59团政治部主任薛文高兼任县长，蔡迈轮担任书记。
尽管有了这些成绩，但我军的力量依然薄弱，无法与日伪军进行正面抗衡。而且，新建立的地方政府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的领土。为了尽快巩固局面，防止局势恶化，豫西二专署和二分区提出了一个口号：“抗日不分先后，出人出枪都能加入革命队伍。”当时的敌情决定了这种政策的合理性，但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进行严密的审查，导致地方武装人员的质量参差不齐。许多人曾是伪军的军官、旧军人，甚至是地痞流氓、特务和土匪头子。
其中有一位特别值得注意的内奸人物，就是后来担任八路军豫西独7旅旅长的上官子平。上官原是渑池县的土匪头子，但凭借手下的武装力量，他被我方收编，并迅速获得了重要职务。与此同时，像周子涛这样的人物也混入了我军。他曾在“蓝衣社”担任过特务，还在蒋军当过连长，初来时看起来威武雄壮，不像坏人，于是被任命为警卫中队长。
内奸的背叛与暴乱
这些内奸的加入，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看中了“抗日”的名号，实际上他们更渴望的是通过加入我军来谋取个人利益，升职加薪。然而，我们的队伍一直艰苦朴素，士兵和干部都吃苦耐劳，这些投机分子很快就对艰难的生活条件感到失望，开始转向叛变。
1945年5月初，蒋军河南省军统特务专员史紫忱带着一大笔法币和一沓委任状来到豫西。他通过金钱和职务的诱惑，成功策动了不少人倒向蒋军，分裂我军与八路军的阵营。会议上的一番话，更加坚定了叛徒们的决心：“等我们进攻八路军，委员长还会派飞机支援，成功就在眼前！”
叛变的行动计划定在了5月30日，但不料上官子平过于急功近，在5月26日深夜发动了叛乱。上官带领手下突袭渑池军政机关，逮捕了47名我方干部，其中42人被残忍杀害。事变爆发后，陕县的叛徒们立即开始行动，准备进一步向我军发起攻击。
八路军反击
事变发生后，我方迅速向延安发电求援，主席得知情况后高度重视，立即指示豫西二分区司令员韩钧带领八路军主力迅速返回豫西进行平叛。然而，由于地理距离和当时的战争形势，韩钧的部队未能及时赶到。
随着5月30日的到来，叛乱情势愈加严重。周子涛和其他叛匪迅速控制了陕县县府，绑架了警卫中队的指导员，并残忍杀害了数名干部。幸存者包括书记蔡迈轮和县长薛文高在内，幸运地从地道中逃脱。但与此同时，叛匪们开始对无辜的百姓进行暴力行为，抢劫、凌辱、杀戮，陕县一度变成了人间地狱。
随着叛乱形势的加剧，八路军最终从太行山根据地得到援助，并在6月17日展开反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参与事变的内奸和伪军骨干大多数被消灭，八路军成功恢复了陕县和周边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当地人民欢欣鼓舞，敌人横行霸道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