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飞回南京。飞机一落地，戴笠就凑上前说话，蒋介石听完大怒：“把钱大钧也抓起来！”
那年12月26日，南京明故宫机场。美龄号专机螺旋桨停转，舱门打开。
蒋介石穿黑色斗篷，脸色铁青走下悬梯。右肩微颤——华清池翻墙时被荆棘划破的伤口，正透过军装渗出血迹。
宋美龄跟在身后，面色苍白，高跟鞋急促敲打地面。戴笠早已带着军统特务等候，微微弓背，目光在蒋介石紧绷的下颌线停留半秒，凑近耳边低语：“张学良的事办妥了，只是钱主任在西安的所作所为，有些蹊跷。”
寒风卷着枯叶掠过。蒋介石瞳孔骤缩，手指按向腰间空枪套——三天前在西安，他正是从这里掏枪反击，却发现弹匣被卸。听见“钱大钧”三个字，太阳穴青筋直跳：“说清楚！”
戴笠皮鞋跟碾出刺耳声响：“委座记得临潼车站的专列吗？钱大钧听张学良的话调到西安车站，称‘检修’，可车厢根本没毛病。张汉卿这是断您退路，否则事变当天您早该登上专列。”
他凑近半步，声音更低：“钱主任进西安后天天与东北军酗酒，事变当晚侍卫室连枪声都没听见。受伤后，东北军派军医抢救，杨虎城副官还亲自探视……”
蒋介石望向停机坪——钱大钧本该迎接的位置空无一人。想起自己在骊山岩缝冻了整夜，这个侍从室主任却在医院“养伤”，怒意上涌：“立刻抓钱大钧！”
戴笠眼中闪过得意，敬礼转身时，皮鞋跟在地面划出深痕。
与此同时，南京陆军总医院。钱大钧靠在病床上批改文件，绷带下的胸口隐隐作痛。那是12月12日凌晨，流弹穿透胸腔留下的伤。
他记得深夜枪声骤起，抓起手枪冲出门，撞见东北军翻墙。“保护委座！”呼喊被炮火吞没。迫击炮弹在五米外炸开，飞溅的弹片袭来时，他看见侍卫抬着藤椅往山上跑。
鲜血浸透军装，意识模糊前，熟悉的东北口音传来：“是钱参谋长！快救人！”
醒来时，张学良提着他缴获的雕花手枪站在床前：“慕尹兄，委屈你了。我们逼蒋抗日，别无他法。”钱大钧望着枪，想起十年前纵马草原的时光。
此时的戴笠正拿着放大镜审视每一份报告：专列无故调离、东北军“优待”伤兵……在他眼中，这些都是背叛的证据。
戴笠与钱大钧的积怨，始于侍从室的权力划分。钱大钧掌管警卫与军事，深得宋美龄信任；戴笠的军统虽握情报权，却被隔绝在核心圈外。西安事变时，戴笠被扣押，目睹钱大钧与旧友周旋，嫉妒在心底扎根。
他炮制了“专列调令”副本、护理记录，甚至买通副官编造酗酒证词——他太清楚蒋介石的逆鳞：背叛，零容忍。
两天后，钱大钧被带进蒋介石办公室。冬日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苍白的脸上投下斑驳光影。案头的《曾文正公全集》，让他想起黄埔时校长常说的“待人以诚”。
“脱衣服。”蒋介石声音冰冷。衬衫滑落，胸口15厘米长的伤疤触目惊心，新痂泛着血丝。蒋介石呼吸加重——这贯穿胸肺的伤，显然不是苦肉计。
“委座，12日凌晨听见枪声就往外冲……流弹穿胸时，学生只想着护您周全。”钱大钧跪下，膝盖砸在木地板上，“侍卫队伤亡率80%，是东北军念旧情才救了我。”
蒋介石盯着伤疤，想起报告里的细节。抓起卷宗却没翻开：“专列呢？”“张学良说线路有问题，是学生轻信了。”钱大钧苦笑，“他怕您连夜离开西安。”
十分钟沉默，只有挂钟滴答作响。蒋介石亲手扶起钱大钧：“侍卫长职务暂免，一处的差事还接着做。”指尖触到对方单薄的肩，想起北伐时南昌城下的旧伤。
当夜，戴笠捏着手令冷笑——钱大钧没被枪毙，却折了羽翼。他深知，这是蒋介石的平衡术：既不能全信谗言，也不能忽视“失误”。
钱大钧终究未被严惩，1938年还升任航空委员会主任。
多年后，当人们翻动档案，会发现戴笠的密报满是揣测，钱大钧的“失误”不过是轻信旧友，而领袖的暴怒与宽恕，从来都是权衡利弊的权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