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战役的伤员救治所，那地方啊，就跟棺材差不多宽，一股子硝烟味、血腥味，再加上消毒水味儿，啥味儿都往一块儿凑，全在这几平米的地儿凝固着，熏得人直犯恶心。里头没有一丝阳光，就靠那手电光，在伤员们的伤口上晃悠。
就在这么个地儿，有个排长，浑身是伤，因为尿不出来，脸憋得通红，一直哼哼唧唧的。这时啊，出现了个小姑娘，叫王清珍，才16岁。你瞧她，手指冻得裂口子了，嘴唇也干得起皮，可眼里却没掉一滴泪。
战斗打到第五天，担架抬进来一个腹部中弹的排长，脸都发青了，嘴唇咬得惨白惨白的。有个老卫生员着急忙慌地说：“不排尿，膀胱就得爆啊！”说完，转身又去救别的伤员了。
王清珍就这么留了下来，没人叫她留，是她自己“扑通”一声跪下了。小号导尿管插进去了，可尿液却没流出来，得抽负压才行，可这时候上哪找注射器去？她把药包翻了个底儿朝天，就找着一个破塑料瓶和一根洗胃管。
把管子剪短接上，这时候，坑道角落里传来个声音：“用嘴吸一下。”是个老班长，声音不大，可就跟锤子砸脑门儿似的。她一下子愣住了，周围的人也都停下手里的活儿，就这么愣了几秒钟，然后又都低下头处理伤口，谁也没说话。
管子一端插进伤员身体，另一端就进了她嘴里。吸第一口，啥都没有；再吸第二口，一股又腥又臭的热流“呼”地一下冲到嘴里，她忍不住直干呕，可还是接着吸。第三次，她憋足了劲儿，嘿，尿液就跟泄洪似的，从管子里流出来了。那伤员终于松了口气，闭上眼睛喃喃地说：“不疼了……”
坑道里静悄悄的，没人鼓掌，也没人说话，这地儿太小了，那沉默啊，比掌声可沉重多了。
战后没几天，卫生连开会，有人说：“她才16岁呢。”另一个人马上接话：“管用，比你我都管用。”说完，大家又都不吭声了。从那以后，她就被调到坑道最里头，专门处理最重的伤员。
那段日子，她每天平均得照料20多个重伤员。没有手套，手指上全是脓血，有时候一双袜子三天都顾不上换。伤员吐在她怀里，她就用袖子一抹，转身又去给另一个伤员剪开裤腿。有个年纪稍大点儿的士兵看着她，眼眶都红了，说：“你比我妹妹还小两岁呢。”她却咧嘴一笑：“我比你会打针。”
也没人在意她为啥剪短头发，反正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拦着她进坑道。有人用血在地上的砖头上写着她的名字：“王清珍，给我换过绷带。”
有一天，炮弹把坑道都炸塌了，三个担架压在一块儿。她从石块底下爬出来，背起伤员就往外拖。那一晚，冻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她脸上，她咬着嘴唇，一声都没吭。
有人看不顺眼，说她是“野孩子”，没个规矩。她呢，三根指头夹着止血钳，对着满脸通红的中士就说：“会缝伤口你来，不会就别废话。”
1960年代的时候，有记者想写她的事儿，被她拒绝了。她就简简单单说了句：“救命又不是拍电影。”再多一个字都没有。
不过，上甘岭战役过去几年后，那个被她救的排长，带着新婚妻子，大老远地跑来找她。排长说：“你救了我一命，我媳妇知道。”她就笑着回：“排长活着就好。”
当年的战友偷偷告诉她，电影《上甘岭》里的王兰，原型就是她。她压根儿没看过这电影，还说电影有啥用，真到死人的时候，电影可帮不上忙。
几十年过去了，王清珍头发都白了。在县医院门口，就一张破桌子，她给村民义诊。天儿一热，桌底下就放着她坐的矮凳。有个孕妇说没钱挂号，她二话不说，直接就掏出自己的药箱。
2023 年 10 月，她走了。殡仪馆门口站着三千多人，好多人其实都不认识她，甚至说不出她的名字，就只记得那个“战场上吸过尿的女卫生员”。
有人把这个称呼告诉她的时候，她回得特干脆：“你们讲道德，我救命。”她可不是啥标语，也不是喊出来的口号，她就是战场上那个把尿吸进嘴里，都不吭一声的 16 岁小姑娘啊。
这世上好多英雄都不咋爱说话，王清珍嘴里含过血、脓，还有别人的命。她做的事儿，没人成天在那吹嘘，可就这么默默的，她撑起了志愿军医护防线的最后一道底线。
有些医生总说，救人得消毒，得有设备，得有条件。可她却觉得：“在坑道里，救命哪有那么多条件。”后来有人想还原那次救人的过程，字斟句酌地写稿子。她看了看，没说话，第二天自己拿起一支笔，在纸上写道：“我救人，吸尿，活了。”
在那死人堆里，能救活一个人，那就是胜利。王清珍没有宣传口号，也没留下啥自传，她留下的，是一个老兵在讲起她时，突然沉默的眼神。那眼神里啊，没有啥褒奖，满满当当的，全是敬畏。她的故事，就像一首无声的歌，在岁月里，在人们心间，轻轻传唱，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什么是无私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