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微风正好，船只缓慢行驶进上海的码头。
泰戈尔站在船头，如一座雕塑，深沉的目光望向前方，浓密发白的胡须随风轻动。
码头上热闹非凡，挤满了前来迎接他的文化界的名流，其中不乏徐志摩、林徽因、梁启超等。
在他们眼中，有着“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光环加持，泰戈尔就如同日出于层峦叠嶂之上，光芒万丈。
泰戈尔
汹涌的热情扑面而来，泰戈尔心潮澎湃，不禁感慨：“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泰戈尔，谩骂和诋毁往往伴随鲜花和掌声而来，陈独秀就叱骂泰戈尔为“人妖”，“是一个什么东西”。
作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的文学造诣毋庸置疑；泰戈尔也是中国抗战的坚定支持者，周恩来总理甚至这样称赞泰戈尔：
“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泰戈尔究竟做了什么竟背负如此骂名，他和陈独秀之间又有何“孽缘”？
陈独秀
01 泰戈尔的中国情结
在印度加尔各答，有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婆罗门”的种姓奠定了其极高的社会地位，英国印度公司的工作地给予其丰厚的经济条件。
1861年，这个家庭中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泰戈尔。家人们对其极尽爱护，可以说，泰戈尔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不像穷苦人家的小孩早当家，从小就为生计发愁，优渥的家庭条件让泰戈尔不用担心面包，而是追求精神上的“玫瑰”。
在宽松和文学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泰戈尔展现出极大的文学天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就如喝茶，一开始因为艰涩难懂而味道“苦涩”，可细细品味却觉回甘，满口留香，让人欲罢不能。
热爱文学的泰戈尔自然被有韵味的中华文化吸引。
小时候泰戈尔趴在祖母的腿上，听着她讲述中国的传奇故事，参观这神秘的东方大国的愿望就在他心中发芽。
长大后饱览群书，在接受东方文化的洗礼后，泰戈尔成为东方文明的支持者和宣传者。
泰戈尔虽然是贵族公子，却并没有沉迷于花花世界，或者成为殖民者的同谋，在残酷压榨同胞中获得荣华富贵。
相反，泰戈尔深入群众当中，对人民的苦难有着切身的感受和同情。
诗人特有的瑰丽浪漫和对自由的向往让泰戈尔对阶级制度和殖民主义深恶痛绝。
他用诗歌作武器，将浓浓的爱国之情化为连天炮弹，“炮轰”当时社会的腐朽与不公。
泰戈尔的这种悲悯情怀并不局限于他的祖国，他深切同情被殖民地，支持全世界的民族解放和独立，当然，其中就包括中国。
当时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中国人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泰戈尔就写过文章控诉英国用鸦片侵蚀中国的强盗行径，也发表过演讲谴责日本对中国山东的侵略行径，甚至捐款支持中国人民抗战。
泰戈尔用其巨大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从帝国主义国家编织的谎言中觉醒，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才会这样称赞泰戈尔：“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02 泰戈尔访华
泰戈尔成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获得者后，名满世界。
时至今日，泰戈尔的名声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其作品读起来仍韵味悠长：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这些句子前几年在网络上大火，即便你对泰戈尔不了解，这些句子你肯定不陌生。
泰戈尔的作品在当今依然有市场，换到当时，泰戈尔的火爆程度可想而知。泰戈尔接受全球各国的邀约，学习当地风土人情，宣扬其文学观点。
中国对这位世界文坛泰斗级的人物自然也翘首以盼。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向他发出邀请，本着文学交流和帮助中国的目的，泰戈尔欣然接受了。
泰戈尔来中国，接受的是VIP的最高规格待遇：几乎全国的文坛名人都来迎接和陪同，徐志摩和林徽因全程招待，并专门举办文学晚宴。
在众星捧月中，泰戈尔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处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
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合照
03 泰戈尔被批为“人妖”
含着金钥匙出生，不愁吃不愁穿的泰戈尔极为看重人的精神世界，追求精神的充盈和自由。他不知道，有了面包后，才能欣赏玫瑰。
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历史任务是救亡图存，精神建设虽然很重要，却也只能先暂时放一边，或者用精神建设辅助救亡图存。
泰戈尔深耕并热爱东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东方文化重精神，西方文化重物质，忽略精神文明的西方文化是不可取的。
为了避免“中华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重建民族自信，中国人应该继承传统，不要乱学西方。
他说：“西方文明单纯偏向于物质，在精神建设上存在巨大缺陷。”
泰戈尔在中国举办的三十多场巡回演讲都在宣扬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泰戈尔的这种观点有其可取之处。
如今的中国摆脱了温饱，实现了小康，人们对精神文化有了更高的追求。
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赋予了中国人民底气，在看透了西方宣扬的普世主义的虚伪后，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感越来越强烈。
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形象成为国际战略，孔子学院在全球遍地开花。
这一切都说明了东方文化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泰戈尔观点的正确性。
然而，在当时，泰戈尔的观点却遭到许多文人的口诛笔伐。
国情不同，同一观点受到的待遇却可以天差地别。
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呢？
在泰戈尔访华前不久，文坛爆发了一场“科玄争论”。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科学是客观的，而人的思想是主观的。客观不能解释主观，所以科学不能解释人生观。
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科学可以解释一切。其背后的根本之争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到底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学习西方文化。
梁启超
这场争论波及整个文化界，最终以胡适为代表的“左派”获胜而告终。争论虽然结束，可平静的湖面却暗流涌动。
适逢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泰戈尔访华，泰戈尔当然不是孤身一人访华，而是有众多人陪同，但北大当时并没有条件接待这个访问团。
泰戈尔的助手联系到徐志摩，事关重大，徐志摩找到恩师梁启超一起商议。最终，梁启超的“讲学社”担负起接待泰戈尔的访问团这一重任。
泰戈尔的重精神的观点与梁启超等“玄”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左派”文人便以为梁启超到国外搬救兵去了。
早在泰戈尔到华之前，国内就进行了一番“预热”。一些报纸特地推出“泰戈尔专号”，专门刊登泰戈尔的文章和诗集。
同时，“左派”也早就准备好“板凳”，随时挥向泰戈尔的“榆木脑袋”，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翻译了泰戈尔的诺贝尔得奖作品《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是泰戈尔作品的第一位中文译者。
当时，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泰戈尔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
可有时命运就是这么奇妙，短短几年后，陈独秀就成为泰戈尔的坚定反对者之一。
泰戈尔前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陈独秀后脚便“热烈欢迎”，发表了一篇名为《欢迎泰戈尔》的文章。当然这里的“欢迎”是反语，文章洋洋洒洒，全是骂人的话语。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从这开始，陈独秀便跟泰戈尔“杠”上了，泰戈尔在中国举办巡回演讲，陈独秀便一路跟着骂。
如果仅是文学观点不同，陈独秀大可不必对泰戈尔如临大敌。但关键是，泰戈尔的观念牵涉到政治格局，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的历史走向。
自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华以来，有关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谁为“尊”的争论一直不休：
从林则徐等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维新派的托古改制，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科学”。
不管新旧观念斗争有多激烈，总的趋势是学习西方文化，无论是学习民主共和，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鸦片战争后，清廷在一系列战争中惨败，这得出的深刻教训就是当时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小修小补已经无法维持下去，必须“下猛药”。
当时学习西方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是学习先进技术，然后是政治体制，再然后是思想文化，最后是社会制度。
而泰戈尔访华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提倡新文化，改造国民思想，在文化上“拉国人向康庄大道走”。
改革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倒戈阻碍往往无法避免。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的运动。
陈独秀敏锐地察觉到：“文学的复辟如果实现，政治的复辟也会跟着来。”因此，必须打倒孔家店，必须严厉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而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与袁世凯一唱一和。
泰戈尔虽然不了解中国政治情况，但其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被保守派利用，无疑会助推尊孔复古的逆流。
当时束缚人民精神的思想枷锁刚被打开一点，极有可能被一只更有力的大手重新锁住。
如此，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付出的巨大的努力很可能功亏一篑。陈独秀又气又着急，乃至口不择言，痛骂泰戈尔为“人妖”。
他在《泰戈尔是个什么东西》一文中直言：“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呵。”
事关国家存亡，也难怪陈独秀会据理力争，如此激动。面对这样猛烈的攻击和恶意，泰戈尔虽然不懂中文，却也多多少少感受得到。
在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后，这位文坛泰斗并没有摆架子发火，而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上，年近古稀的泰戈尔却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公开向众人道歉：“我年纪大了，倦了，言论确实有些不当。”
这番闹剧随着泰戈尔稍后去日本而告一段落。
04 总结
泰戈尔事件是当时中国东西方文化之争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复杂的思想政治文化关系。
泰戈尔的“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观点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却不符合当时的国情。
泰戈尔抱着帮助中国、复兴东方文化的友好目的而来，却因对中国实际情况不了解，无意中成为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木偶，被陈独秀等人口诛笔伐。
有种好心办坏事的感觉，这场访华之旅也变得异常尴尬。不过，最后泰戈尔及时道了歉，后人也了解了他这样做的原因。
这场误会并没有，也不会抹除泰戈尔对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战争所作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泰戈尔。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陆文媛《还原泰戈尔的中国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