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误打误撞的“翻译错误”，竟然让“孙中山”这个名字流芳后世……
当年寂寂无名的青年毛泽东登门借款，章士钊一出手就是两万银元，堪称“史上最有眼光的战略投资”……
章士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相识相交的牵线人，而且在二人蒙难时挺身而出，积极营救李大钊、陈独秀……
作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部长），章士钊曾罢免了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鲁迅则撰文痛批章士钊是“落水狗”……
作为“两岸密使”，章士钊拖着老弱之躯，为了祖国统一而奔走、劳碌，出师未捷身先死……
章士钊
今天，小编想与您聊聊民国“顶流大V”章士钊先生的奇闻轶事。
“民国大V”：拥有“天花板级”朋友圈，他在中国政坛挥洒自如
作为学者型民国元老，章士钊的经历极为传奇，他一生横跨满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在国共两党中都有独特地位，“对中国近现代政局与政治领袖的影响极为巨大”，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隐隐都有章士钊的身影。拥有“天花板级”朋友圈的章士钊，在政坛纵横捭阖，挥洒自如。
章士钊（1881年～1973年），字行严，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人。风从虎，云从龙，身处中国革命大时代，章士钊刚一亮相，就拥有了堪称“天花板级”“朋友圈”——
青年章士钊
1901年，章士钊到武昌两湖书院就读，与黄兴是同学；1902年，章士钊考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同年成为上海《苏报》主笔，大力宣传革命，与民国大佬章太炎、《革命军》作者邹容、国民党元老张继结拜为异姓兄弟，“苏报案”爆发后，章太炎入狱，邹容早死，章士钊却提前得到消息，提前逃之夭夭；《苏报》被查封后，章士钊与陈独秀、张继创办《国民日报》，继续宣传反清革命；“拒俄运动”中，章士钊率领南京陆师学堂30多名学生奔赴上海，参加“民国四大元老”之一的蔡元培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担任军事教员；1903年，章士钊与黄兴、宋教仁一起，创办革命组织“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组织长沙起义，章士钊不幸被捕，好友蔡锷多方努力，才将其保释出狱，1905年流亡日本。
黄兴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作为“革命急先锋”的章士钊，却拒绝加入同盟会。他转而信仰“学术报国”，跑到英国阿拉丁大学学习政治、法律和逻辑学，成为一名法律领域的专家，与政治若即若离。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章士钊受到革命派、北洋派的盛情邀请：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邀请他回国主持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他主张解散同盟会遭到革命党抵制，愤然辞职；担任清廷内阁总理的袁世凯邀请章士钊来到北京，赠给他北京豪宅，并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章士钊却婉言谢绝。
袁世凯
中华民国成立后，章士钊仍是政坛风云人物。宋教仁被刺杀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孙中山任命章士钊担任“讨袁军”秘书长，章士钊撰写的《二次革命宣言》，受到全国革命党人的崇拜和追捧；袁世凯称帝，蔡锷发起西南护国军，并在广东肇庆组织中华民国军务院，邀请章士钊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兼任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1918年护法战争，孙中山任命章士钊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并在南北和谈中担任南方代表。
蔡锷
1938年起，章士钊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8年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章士钊当选为国大代表。
“三大战役”后，李宗仁派出张治中、章士钊、邵力子等人组成的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与我党谈判。谈判破裂后留在北京，回归人民阵营。
解放战争后期，章士钊写信给湖南省主席程潜，促成了程潜、陈明仁的和平起义，回到人民阵营。
袁世凯
民国时期，章士钊游离在政界、教育界、新闻界、法律界之间游刃有余，与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大佬也是莫逆之交，在各个江湖上，都混得风生水起，妥妥的“民国奇人”。
歪打正着：“日语二把刀”的他误打误撞，发明了“孙中山”这个名字
每年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都会竖立孙中山的画像，向这位中国革命先行者致敬。
孙中山先生原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不管是签署文件，还是宣布遗嘱，他始终只签“孙文”二字。
孙中山
那么，孙中山这个光耀后世的响亮名字，又是怎么来的？
章士钊误打误撞“发明”出来的！
1903年，只有22岁的章士钊，担任上海《苏报》的主笔，与章太炎、邹容等人一起，宣传反清革命。
此时，大清帝国正在满世界通缉革命党领袖孙文，通缉令上的名字是“孙汶”。汶的意思是昏暗不明，或者说“玷污”，刻意对其进行污名化。
章士钊憋着一口气儿要为孙文正名。恰在此时，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撰写《三十三年落花梦》，向日本人介绍孙文的革命事迹。章士钊把这本书翻译成汉语，命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
宫崎寅藏
身为日语“二把刀”的章士钊，在翻译此书时，把孙文的日语名字“中山樵”的日语姓氏“中山”，与其中国姓氏“孙”，生拉硬套结合在一起，“发明”了“孙中山”这个流芳百世的名字。
《大革命家孙逸仙》发表后，在国内大火，一时洛阳纸贵，“孙中山”这个名字，顿时在华夏大地家喻户晓。
据说，革命者王慕陶曾气势汹汹登门问罪，责问章士钊怎么张冠李戴，咋给人家乱起名字？
章士钊把两手一摊，笑着说：“已经这样了，没法改了。”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孙中山”这个名字，颇有点歪打正着的味道。比起孙文、孙逸仙，孙中山听起来既光明正大，又朗朗上口，很快成为妇孺皆知的名字。相形之下，孙文这个本名，反而少为人知。
莫名其妙成了“孙中山”，就连孙中山本人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孙中山也无可奈何，半推半就地默认了自己这个新名字。
目光如炬：慷慨解囊资助毛泽东2万大洋，重庆谈判时提醒毛泽东“走为上计”
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新民学会。当时，既要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国勤工俭学，又要领导湖南的革命活动，毛泽东非常缺钱。
青年毛泽东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1919年，毛泽东来到北京，向恩师杨昌济求助。
当时，重病卧床的杨昌济，给好友章士钊写信，向他郑重举荐了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拿着杨昌济的亲笔信，毛泽东、蔡和森南下上海，找到湖南老乡章士钊。
章士钊目光如炬，当即看出毛泽东身上蕴含的巨大能量。
蔡和森
利用自身崇高的社会威望，章士钊发动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募捐，共募集2万元大洋，相当于现在的600万元至1000万元人民币，全部交给毛泽东。
这2万大洋，被历史学家誉为“最有眼光的一次战略投资”，也是毛泽东接到的第一笔“天使投资”。毛泽东拿出一大部分，资助徐特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进步人士赴法勤工俭学，这些人之后都成长为中共的早期精英；另外一部分，毛泽东则作为革命经费，湖南革命运动做得风生水起。
1963年，毛泽东旧事重提，对自己的英文老师、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行老是尊称)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从1963年起，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每年拿出2000元向章士钊“还债”，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一连还了10年。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币购买力极高，当时的1元人民币，能顶现在好几百块。
重庆谈判蒋介石与毛泽东合影
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以弥天大勇，冒险来到重庆，与蒋介石展开和平谈判。章士钊深知蒋介石毫无诚意，非常担心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双十协定”签订后一次酒宴上，章士钊在大庭广众之下，利用握手之际，悄悄用手指在毛泽东手心写下一个“走”字，并对毛泽东小声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章士钊两次“雪中送炭”，让毛泽东非常感动。终其一生，毛泽东都非常尊重章士钊，尊称他为“行老”。
仗义执言：“南陈北李”的牵线人，挺身营救陈独秀、李大钊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
鲜为人知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相识，则由章士钊穿针引线。
南陈北李
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政论刊物——《甲寅》杂志，特地邀请好友陈独秀赴日协助办刊。在此期间，章士钊收到一位中国留日学生的政论文章，章士钊顿感眼前一亮，认为此文“温文醇懿，神似欧公（欧阳修）”，文章署名是“李守常”（李大钊字守常）。章士钊写信邀请李大钊到《甲寅》编辑部见面。在《甲寅》编辑部，李大钊第一次与陈独秀见面，两人一见如故，成为相交一生的“同志加战友”。
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共的精神领袖，正是“南陈北李”。
1927年，李大钊遭遇北洋政府通缉，杨度最先得到消息，赶紧通知章士钊。章士钊让夫人吴弱男跑到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理签证的名义，安排李大钊逃到天津租界内的章士钊私宅避避风头。李大钊坚持工作，不肯逃避，很快被捕。
章士钊慌了，赶紧找到奉军参谋长杨宇霆，请他给北洋政府元首、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带一句话：“切不可为一时意气，而杀戮国士（指李大钊）！”
李大钊蒙难前照片
张作霖犹豫几日，但仍然绞杀了李大钊。
章士钊闻讯后心如刀绞，与杨度等人凑了2000块大洋，让李大钊的夫人料理后事。当时的一块大洋，相当于人民币300元至500元，2000块大洋，相当于今天的60万元到100万元人民币。
1932年，陈独秀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此时，陈独秀已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国民党又想致他于死地，命运岌岌可危。
危急关头，章士钊挺身而出，主动担当陈独秀律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侃侃而谈，力主政府应容忍不同政见，力争为陈独秀脱罪。此案受到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外报纸竞相刊载，迫于各方压力，法庭判处陈独秀13年有期徒刑，1937年就予以提前释放。
陈独秀
褒贬不一：章士钊曾罢免鲁迅教育部职务，鲁迅撰文骂他是“落水狗”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在新文化运动中，章士钊逆“科学民主”时代潮流而动，提倡尊孔读经，主张“捍卫国粹”，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不断与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干将”展开论战，双方由此结怨。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校长杨荫榆做事武断，要求开除三位国文系（中文系）女生，进步学生非常不满，要求杨校长收回成命。轰轰烈烈的“女师大学潮”由此展开，越闹越大。
杨荫榆
此次学潮中，在该校执教的鲁迅，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学生，要求罢免校长杨荫榆；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部长）的章士钊，则力挺杨荫榆。
“女师大学潮”中，北京一千多名进步学生冲进东四魏家胡同的章士钊住宅，不但与军警发生冲突，愤怒的学生还捣毁了章宅。
章士钊非常愤怒，认为鲁迅身为教育部佥事（副厅级干部），却煽动学生闹事。他向段祺瑞执政府建议：罢免鲁迅在教育部佥事职务，很快获得批准。
作为民国“顶流大V”，鲁迅也不是好惹的，他立马向北洋政府平政院（行政诉讼机关）递交起诉书，状告教育总长章士钊违反法律程序。
鲁迅
经过一番司法交锋，1926年，平政院判定章士钊罢免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违法，鲁迅“民告官”大获全胜，还补发了薪水。
鲁迅并没有“见好就收”，进而写下《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两篇檄文，指斥章士钊是一只必须穷追猛打的“落水狗”。
新中国成立后，这两篇文章被选入语文教材，章士钊成了人人痛骂的“落水狗”，养女章含之也受到波及，被同学们都骂成“小落水狗”。
章含之非常生气，气势汹汹怒问父亲为何要迫害鲁迅、当“落水狗”，这让章士钊哭笑不得，处境非常尴尬。
章含之
关键时刻，毛泽东仗义执言，对章含之说：“行老（对章士钊的尊称）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毛泽东一锤定音，这才平息了章含之的“冲天怒火”。
“两岸密使”：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呼吁，出师未捷身先死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先后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在新中国，章士钊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
为了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章士钊不顾老迈之躯，主动担当“两岸密使”，反对台独，为祖国统一大业鞠躬尽瘁。
1961年，第一代台独分子廖文毅跑到日本，密谋刺杀蒋介石。“中央对台小组”得知情报，立即通过地下渠道通知蒋介石。
晚年蒋介石
收到中共示警，蒋介石火冒三丈，说：“廖文毅胆大妄为！他搞‘台湾独立’，我搞他的脑袋！”
利用这个机会，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支持你蒋先生的就是毛先生（毛泽东）。”
章士钊的这句话，让蒋介石唏嘘不已。通过这件事，国共双方达成政治默契——联手对付台独。
为了促成祖国和平统一，章士钊先后四次担当“两岸密使”——
1955年，章士钊第一次主动请缨来到香港，充当两岸秘密沟通的使者。1956年3月，章士钊通过国民党驻香港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许孝炎，把中共中央专门的密信，转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委派宋宜山来到大陆，与中共进行国共合作谈判。周恩来向宋宜山提出我党和平解决台湾的4条具体政策：“1.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3.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4.美国必须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对于我党开出的条件，蒋介石一度比较心动，却没有下定决心。
周恩来
1958年9月，章士钊第二次赶到香港，通过国民党方面的朋友，转告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允许台湾拥有自己的军队，前提是必须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蒋介石没有回应。
1961年7月，章士钊第三次来到香港为两岸牵线搭桥。行前，周恩来总理对章士钊“交底”：“蒋介石无非要名利，只要台湾回归祖国。会让他既有台湾之实（利），又有全国之名。”章士钊个人关系，把周恩来的话带给蒋介石等高层，但台湾当局没有答复。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再次提出“促蒋和谈”，考虑到章士钊年事已高，中央正在物色新的“两岸密使”人选。
章士钊不顾年老体衰，第四次向中央请缨：“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我一大遗憾。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台湾的回归。”
1973年5月，新中国派出专机，大张旗鼓地派章士钊飞到香港。按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制造轰动”，一方面让美国人看到我们的决心，另一方面也给蒋介石方面一些压力。
为了呼应中共和谈诚意，蒋介石也派出国民党大佬陈立夫来到香港，准备与章士钊进行秘密谈判。
晚年陈立夫
5月的香港，天气闷热，章士钊每天都非常忙碌，他托人向中央汇报：“你告诉总理（周恩来），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遗憾的是，积劳成疾的章士钊很快感染肺炎，病情迅速恶化。临终前，章士钊让人拿来纸笔，写下最后遗言：“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回北京。”
周恩来得知消息，火速组成医疗队，准备展开抢救。可惜，医疗队尚未出发，章士钊于1973年7月1日在香港病逝，享年92岁。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朱德
1973年7月12日，中央为章士钊举行追悼大会。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出席大会，毛泽东主席送来花圈。在香港，各界也为章士钊举行公祭仪式，他的众多台湾好友、旧部1000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
小编认为，章士钊作为学者型政治人物，学贯东西，目光敏锐，一生波澜壮阔，大开大合；在每一个历史关头，他都挺身担当、有所作为；为了国家统一，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文人榜样、政治家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