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共动用了五十万部队，由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1934年4月28日，广昌城头残阳如血。遭受重大伤亡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黯然撤离城池,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失守。七个多月过去了，尽管红军主力的总兵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万余人，尽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但始终无法打破国民党军的铁壁合围。
浴血广昌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依依惜别之情笼罩着苏区的每一块土地。10月17日黄昏，夕阳西下，秋风萧瑟，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部队从雩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咀）、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10个渡口，踏着突击架设的浮桥，渡过雩都河，开始了突出重围的行动。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实力统计
全军总人数：86859人
军委第一纵队：4693人
军委第二纵队：9853人
红1军团：19880人
红3军团：17805人
红5军团：12168人
红8军团：10922人
红9军团：11538
持枪炮者：35703人，占总人数的41.7%
非持枪炮者（包括挑夫、机关工作人员、后勤人员、杂务人员、伤病员等，以及仅装备大刀、长矛等的大多数新兵）：51156人，占总人数的58.3%。
红军战士与乡亲们依依惜别
国民党“围剿”军虽然兵力占绝对优势且部署严密，防线重重，但内部的矛盾冲突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署上的漏洞。在国民党军四路大军中，北路军和东路军均为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部队，且力量集中，装备精良，红军要想从其中间撕开缺口，殊非易事。
然而，西路军的湘军主力正忙于“围剿”西进的红6军团与活动于湖南各地的红色武装，力量分散；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则与蒋介石同床异梦，拥兵自保，既惧怕红军进入广东，又唯恐蒋介石以“剿共”之名，驱兵入粤，动摇自身的统治。
还是在1934年10月初，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忽然接到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通知，令其立即赴瑞金接受任务。周恩来与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向何长工交代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作为红军代表，前往寻乌与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军事谈判。此次谈判将直接关系到中央红军能否顺利打开西进通道，顺利突出重围，通过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周围精心部署的封锁线。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通知陈，陈部后退四十华里。为防泄露消息，双方没有签订正式协议，只由双方代表将内容各自记在自己的记事本上。这次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意义重大。
雩都河长征渡口
中革军委将中央红军突围行动的突破点选定在了陈济棠防区，决定迅速穿越粤军、湘军的防区，抢在蒋介石调整部署、形成新的包围圈之前，与活动于湘鄂西的红2、红6军团会合。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雩都河之后，向指定的进攻发起地域多路秘密开进。
对于红军主力部队的集结，蒋介石最初认为只是实施小规模战术性部署调整，至多不过是对南线的粤军实施反击，因而并没放在心上。蒋介石对“围剿”中央苏区，消灭中央红军已是成竹在胸，认为胜利已经指日可待，遂于10月上旬偕夫人宋美龄周游全国，接见军政要员，大谈“围剿”红军的战绩，风光异常。然而，蒋介石因为自己的得意忘形，错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
10月3日，投降国民党的前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5局局长兼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向国民党透露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据此情报，国民党南昌行营作战厅厅长贺国光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明，红军面对目前不利的形势，做了上中下三种准备：
第一，为保存中央苏区和政府而聚集力量在瑞金、石城之间或在瑞汀附近与国民党军决战。第二，如果决战失败，则以一部散布闽赣地区牵制国民党军，红军主力将向南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前往四川或滇黔边，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这也是斯大林的主张，他认为四川最适合割据，该地区不畏经济封锁，也可向新疆、外蒙发展，取得苏俄直接帮助。第三，如果陈济棠南路军堵住南去的道路，“则将兵力分成数股窜扰闽南闽北闽中及粤之东原等处，牵制国军，以保存赣南之零星匪区及伪中央后方，为将来根据地。此为下策。”
1934年中华民国形势图
北上视察途中的蒋介石并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直到10月18日，忽接东路军报告，称在占领瑞金后发现的资料中发现红军主力有西进的意图，才如梦方醒，明白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调整，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反击，而是西进突围。他立即飞回南昌，主持军事会议，确定追堵中央红军的计划：
以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率嫡系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组成“追剿”部队，对红军主力实施追击；
令何键将西路军总部移至衡阳，除以一部继续“清剿”赣西红军外，湘军主力悉数调往湘南布防，并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
令南路军陈济棠将总部推至韶关，除以一部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构筑防线进行截击；
令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将总部转至桂林，主力集中桂北，准备参加堵击作战。
蒋介石的基本意图是：以粤军、湘军正面封堵，桂军侧击，中央军跟踪追击，从而对中央红军形成围追堵截的作战态势。
然而，蒋介石的部署终究慢了半拍。各路国民党军尚未开始行动，红军的突围行动已经开始。10月19日至20日，红军部队主力到达仁风圩（街）、双芫（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进抵陈济棠的南路军沿桃江（信丰河）构筑的碉堡群防线，并完成突围前的作战准备。
陈济棠的粤军沿桃江构筑的防线，位于赣州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转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共部署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这道防线后来被称作国民党军堵击中央红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陈济棠只以部分兵力分驻各地，“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枪炮如临大敌”，以示其执行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而将主力集结于纵深，以便机动。
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军团在左，红3军团在右，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段突破粤军防线；红9军团在红1军团后跟进，红8军团在红3军团后跟进，分别掩护左翼和右翼安全；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红5军团殿后。突破粤军防线后，全军向湘南前进。突围时间确定在21日夜至22日晨。
国民党军堵击中央红军的三道封锁线
部队行动前，中革军委曾派人将红军需要经过的地点通知了陈济棠，并声明只是借道西进，保证不入广东腹地。但陈济棠接到通知时，红军的行动已经开始，没有来得及使陈的前沿部队了解红军意图，因而战斗一度非常激烈。
战斗首先在江西安远与信丰间打响，红1师第1团向新田攻击前进，粤军守军一个团认为是“土共”、“游击队”骚扰，以两个营出击，遭到红1团迎头痛击，仓皇逃跑，红1团乘胜追击，进占新田。与此同时，红2师第6团袭占金鸡，红3军团也攻占百室、韩坊、固陂。红军旗开得胜。
激战一夜，粤军终于明白自己不是遭受小股游击队的骚扰，而是面对红军主力的大规模行动，遂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稍加抵抗，主力即全线后撤，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红军部队也遵守协议，对后撤的粤军未作深远追击，主力按照原定计划向信丰东南地域推进。
22日，左路红1军团部队与从重石、版石退往安西的粤军第1师两个团遭遇，双方激战数小时，粤军不支，向安西逃跑。红1军团部队发起追击，共歼灭其约一个团，并乘势向安西发展。右路红3军团在向白石圩前进时，前卫红4师第11团突遭粤军截击。
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
师长洪超(1909-1934年)指挥红11团奋力反击，很快将粤军击退，但洪超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粤军第1师退守安西后，惊恐不定，数次向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求援。余汉谋也搞不清红军真实意图，不敢轻举妄动，只派了一个团前往增援，另以两个团向北佯攻，接应和掩护第1师南撤。但红军的目的并非攻占安西，而是震慑粤军，保障主力西渡桃江。
23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继续监视安西、信丰、安远三处之敌，主力转兵西进。红1军团绕过安西，与红3军团并肩疾速西进，直向桃江。24日，红1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3军团主力占领大塘埔等地，两军团的前锋部队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
当晚，各路红军先头部队渡江，抢占西岸要点，掩护主力过江。红3军团第5师占领江口等地，前锋进至梅岭关、中站；红1军团第2师向广东乌径方向推进，严密屏蔽着渡江通道。25日，军委第1、第2纵队和其他红军部队从信丰南北全部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未完待续）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曲爱国 张从田 著
长征，并非离你我远去！不了解长征的真相，就无法理解蕴藏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巨大能量和当前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变。
《长征记》改变了之前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的叙事套路，全面系统地描摹了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与红6军团、红25军的相互配合与各自奋战的艰难征程。另一方面对一些重要人物的特殊经历也进行了描摹，如毛泽东遇险、贺子珍负伤、朱德总司令与格达活佛的情谊、党中央对张国焘的教育挽救等，疏密有致，呈现出一幕幕威武雄壮、苦难辉煌的伟大历史图景，让读者对长征有了更开阔的视野与整体的认识与把握。
《长征记》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出版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2016年10月18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