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的民生，可还安稳？”1952年2月17日傍晚，从徐州开往北京的专列上，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济南市工作报告》，抬眼望向对面略显局促的年轻人。这位刚满38岁的济南市委书记谷牧，或许没想到主席会在晚饭前的闲谈中，突然抛出这个看似寻常却暗含深意的问题。
这场发生在列车餐车里的对话，从民生治理谈到历史典故，从地理变迁论及革命路线，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主席手中那支未点燃的香烟在指间转了几转，最终被轻轻搁在桌角。他显然对这位年轻干部的学识储备产生了兴趣——当话题转到济水故道时，谷牧能说出这条消失的河流曾是“四渎”之一，却说不清它为何被黄河吞没。
“你看这济南城，就像本摊开的史书。”毛泽东夹起一筷子清蒸鲈鱼，鱼汤顺着筷子滴落在桌布上，洇开的水渍倒像幅中原水系图，“济水当年能独流入海，靠的是地下伏流。可黄河改道，硬是夺了它的河道。”说到这里，他忽然话锋一转：“就像革命路上，总有人想改我们的道。”谷牧夹菜的手顿了顿，他听出主席话里有话，这分明是在敲打某些偏离正确路线的人。
餐桌上的鲈鱼渐渐凉了，两人的话题却愈发火热。当主席突然问起诸葛亮姓氏的由来，谷牧的额头沁出了细汗。他虽知孔明祖籍琅琊，却答不上“诸葛”二字的渊源。毛泽东用筷子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下“葛”字：“湖北葛姓是大族，外来户要改复姓才能立足。这和咱们搞土改一个道理——不了解地方实情，政策就落不了地。”
窗外夜色渐浓，列车员第三次来添茶时，两人的争论已从淡水鱼与海鱼孰美，延伸到了王明路线的历史教训。“你说海水鱼种类多，我看未必。”主席夹起块武昌鱼，“就像某些理论听着花哨，真能解馋的还是家常菜。”谷牧这时才恍然大悟，先前关于鱼鲜的争论，原是在为后面的路线讨论做铺垫。
这场持续到深夜的谈话，让谷牧记了整整三本笔记。最令他震撼的，是主席将历史掌故与现实工作如此自然地勾连。当谈到诸葛亮家族被迫改姓时，毛泽东特意提醒：“济南城头挂着'四面荷花三面柳'，可别忘了地底下还埋着条济水。”这话分明在告诫地方干部，既要看见眼前的建设成绩，也要摸清埋藏的历史脉络。
有意思的是，关于诸葛姓氏的这段考据，后来成了谷牧开展工作的法宝。他在整顿济南老城区时，特意组织干部研读《三国志》，从历史沿革中寻找城市改造的依据。当遇到拆迁纠纷，他就用“诸葛改姓”的故事打比方：“咱们共产党人连千年的姓氏之谜都能解开，还怕理不清这些家长里短？”
列车抵达德州站时，东方已泛起鱼肚白。毛泽东披着大衣站在月台上，忽然回头对谷牧笑道：“小谷啊，下次请你吃正宗的武昌鱼。”这话让在场众人都笑了，却不知主席话中有话——两个月后的武汉会议上，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争论，恰似那晚关于鱼鲜的辩论，只不过换了更大的舞台。
谷牧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总爱摩挲那本1952年的工作笔记。泛黄的纸页上，除了工整的会议记录，还歪歪扭扭画着条河流，旁边标注着“济水故道”。他说主席那晚教会他最重要的，不是某个历史典故，而是一种思考方法：把现实问题放进历史的长镜里照一照，答案往往就藏在时光的褶皱中。
这场发生在列车上的“超长辩论”，看似天马行空，实则处处紧扣治国理政的要义。从消失的济水到诸葛姓氏，从鱼鲜之争到路线之辩，毛泽东用他特有的方式，给年轻干部上了堂生动的实践课。当谷牧终于读懂主席让他研读《诸葛瑾传》的深意时，已是三十年后主持沿海开放工作之际——历史总是这般奇妙，某个冬夜的闲谈，竟为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