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古楳 黄质夫乡村教育研究，对原平台表示感谢!
◆免责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章内容如有侵权请您告知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处理或删除
“我从乡村来，应回乡村去。”回乡村去干什么？我却未曾深深的想过。自从1923年研究乡村教育发生兴趣后，我才想到回乡村去的时机、方策、目的等等。1925年回到东大，选习功课不多，我尤有余暇注意这个问题，记得有一天早饭后，和晓晚、益棠、沛成诸同学谈到乡村教育问题，大家都很高兴的想下乡考察实际状况，于是大家相约，自动组织乡村教育考察团，赴江苏境内各乡村考察。所有旅费，由各人自筹。
在1925年春，江苏境内的乡村教育机关，徐公桥还没有产生，晓庄师范也没有萌芽，无锡教育学院更没有胚胎，我们容易去考察参观的，只有燕子矶小学、栖霞山四师分校、洛社三师分校、吴江一师分校、黄渡二师分校和界首五师分校（界首乡村师范学校，编者注），因此，我们考察团也就以这几处为目的地。
建于界首乡师原校址上的春秋亭
在五师分校参观所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学生的做工，简直和劳动工人一样的努力、勤奋。当时我很赞赏他们，而主任黄君（黄质夫，编者注）即约我到这里来一起干。
考察回来，大家都觉得领略了许多见识……这一次下乡考察，虽没有写出报告，却也是一种准备，暑假后到乡村工作，实有很多的帮助。在未出发之前，还有一段值得回忆的事，就是我怎样会到界首五师农村分校去的呢？原来我在南高东大的时候，对于乡村教育颇有兴趣，同学都知道的；暑假前下乡考察，更引起界首五师分校主任黄君的注意。暑假将届，他果然实践前言，要聘我到界首去和他一齐干乡村教育的工作。同时他以为他是学农业的，我是学乡村教育的，乡村教育如能与农业携手共进，那不是更好，所以他一定要我去帮忙。恰好济南山东一师也办农村分校，托同学代聘，两方面都有同学关系，所不同地分南北，五师分校的薪俸不及山东一师的高，何去何从，颇难裁决。和同学商量结果，我终于到界首五师分校去了。
界首乡村师范学校附小校舍
我到界首五师分校是担任学行指导，实际是教务主任兼训育，此外还要担任教育功课，所以弄得很忙，往往到十一二点钟才睡觉，幸得主任黄君精明强干，诸事均能亲身参与，故未曾遇着极大困难。校舍是新建筑的，在运河之旁，学生三班，人数不多，刚好够用，校中有相当农田菜地，足供学生实习耕种之用。学生工作，极为认真，举凡耕作、肩挑、洒扫、洗涤、炊事、抬水、运砖……无不切实的做，所谓劳动教育，确能名副其实。课程没有标新立异，但能切实施行，也有相当成效。学校所在的环境，除界首镇的商店外，周围都是农田农户，不过很有点贫穷的样子。
学校教育宗旨是“养成适于农村生活之小学教师，指导农村教育，改进农村社会。”我们训练学生的方法，除了“身教”外，更无其他。我们觉得“以身教者从”，是一个很好的训育原则，再加以真挚的同情，青年学生更如影随身，没有不顺利进行的。我们与学生同甘苦，大家都在同一个饭堂里吃饭，先生可以添菜，学生也可以添菜，要学生洒扫，大家都要拿笤帚、畚箕、抹布，学生扫不干净，先生再扫一次，要学生到农家做推广工作，先生尤要率领他们同行……这一切一切试行下来，觉得很有成效。
1925年的时候，实行“纪念周”的办法，还没有在江苏各地推行，却是在界首五师分校已经实行了。作为团体训练的一个机会，这“周会”是每星期一早晨六时举行，若冬季天尚未大亮，我们就集合在操场上，先唱校歌，后向国旗行礼，师生互行一鞠躬相见礼，礼毕，由主任报告，由我们训话。我的训话不讲为圣为贤高深莫测的道理，只就日常生活所见的事物，说明其意义，分解其关系，教学生晓得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去处置，营谋合理的生活，互助合作和斗争的道理。
中国的师范学校向来都设在城里，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不适合于乡村生活，指导乡村教育，改进乡村社会，更无论矣。1922、1923年，江苏几个省立师范创设农村分校，要算中国师范教育的转机，不过当时事属草创，一切办法均无成例可援，到1925年还是各行其是，没有共同标准。分校同人有见于此，乃组织江苏省立师范农村分校联合会，想来议定设施标准。当时我在界首五师分校服务，也曾参与其事，记得我还拟有农村师范教育方针草案、课程纲要、设备标准等草案，提交联合会大会讨论。当时陶行知先生看见联合会如此努力，认为于中国师范教育颇有关系，且在《新教育评论》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一篇《师范教育下乡运动》赞美联合会的工作。唯我读了陶先生的文章，觉得他没有说出师范教育如何下乡，心犹不满，随即写成一篇《师范教育应如何下乡运动？》，借《国家与教育》第二十一期发表。此事现隔八九年，中国乡村师范已有新的途径，且进展甚速，从前所见所想，当然成了陈迹，没有什么保存的价值了。
学校开放，让社会人士都得自由来观赏、领教，原是很合理的。推广教育，必须先把学校的竹篱围墙拆散，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然后才是真正的教育。
教育的对象，原不限于校内的学生，也不限于校外的工人和农夫，这才是尽了我们教育的能事。想到这层，我们在界首五师分校，也曾在膳堂内办过平民夜校，由同学担任教学，困难问题虽多，成绩虽不见佳，到底他们也能认识若干字，会写简单的便条、账簿……记得毕业照相的时候，我们还叫六十多岁的校工孙贵坐在正中间，表示敬老的意思哩！
我们不仅在校内施教，并且常到农家去观察、访问、讲演、宣传、劝学，所涉及的问题，或是卫生，或是农事，或是教育，或是时事政治，深入浅出的方法，尤为主任黄君的特长，因此，农民极乐意和他谈话。
五师分校有特殊的精神，就是脚踏实地，不务虚名。因为大家都保持着这种精神，所以凡超越空间时间性的活，超越人力财力范围的事业，都不肯轻易去干，而只就个人本务上努力。我在这样环境中，自然不是例外。
待至暑假考试完毕，我引退之心已决，而学校仍再三劝挽，挽留无效，我离开了界首五师分校。
本文摘自东南大学出版社《黄质夫乡村教育文集》，作者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经济学家古楳。原文摘自古楳《三十五年的回忆——下乡运动》。古楳1925年夏从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毕业，应黄质夫先生之聘，到江苏省立第五师范界首分校工作，一年后离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