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一直都有，比如吕泽、卫青、霍去病、霍光等人都是外戚。
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血缘关系来说，他们是皇权的维护者，既可以作为中央集权的棋子，也能作为制衡士族阶级的重要力量。
只是随着王莽篡汉，皇帝开始警觉起来！
原来外戚也不保险，他们同样既可载舟亦可覆舟。
刘秀建立东汉之后，为了避免重蹈王莽的覆辙，对外戚进行了有效制约。
接下来，光武帝把宦官全部换成了刑余之人，在光武帝之前，宦官是由阉人和一部分士人共同担任，到了光武帝“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
这一决策虽然能够杜绝后宫嫔妃给皇帝戴绿帽子的风险，实现中央集权。但是也让士人与皇帝之间的纽带彻底割裂，所以导致后来的皇帝想要重新夺回由外戚掌握的权力时，发现身边根本无人可用，能用的就只有宦官。
有人会说，皇帝为什么不联系士族呢。
其实纵观东汉外戚与宦官的权力之争，会发现士族阶级在外戚与宦官的多次交锋中，好像处于“隐身”状态。他们本该作为第三股势力制衡外戚与宦官的权力，可是他们中仅有少部分清流以“清议”的方式被动参与其中。
这一举措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却也令士族在制度上失去了制衡宦官与外戚的能力。
也由于这一点，让很多士族在外戚专权的时候，依附外戚。在宦官擅权的时候，依附宦官，当然也有外戚联合士族对付宦官的情况，比如窦武跟陈蕃，何进跟袁绍。
皇帝想要借助士族力量，就需要筛选那些跟外戚没有勾连的，万一托付错人，很可能会陷入险境，所以从保密这一方面来讲，以宦官为媒介更安全。
到了东汉后期，皇后跟外戚会有意从其他皇族里边“甄选”出那些年纪小的继位者，除了好控制外，这些小皇帝也无法获得士族的支持，在宫中更没有根基。
明帝时期延续了刘秀的“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的政策。
章帝时期马皇后也在有意的控制外戚对于权力的染指。
到了第四任皇帝汉和帝时期，外戚窦宪开始掌权。
外戚掌权虽然有利于皇后临朝称制，稳固皇权，却也让每一个皇帝联想到曾经篡汉的王莽。
为了避免重蹈王莽的覆辙，同时也为了夺回皇权，长大的皇帝必然会发动夺权的行动，正如前文所说此时的皇帝能倚靠的只有宦官。
而当宦官取得权力后，同样也需要进行权力巩固，阶级固化。这势必会侵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外戚与部分士族阶级再次联合打击宦官，从而会一次又一次的陷入权力争夺的怪圈。
士族在一次次依附与抗争中积蓄着自己的力量。他们以“门生故吏”为纽带，以积累声望引导舆论为方向，扩充着自己的势力，最终在西晋形成了门阀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