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
司汤达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代表作《红与黑》《阿尔芒斯》《拉辛与莎士比亚》。
《红与黑》
《红与黑》是司汤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发表于1830年。在波旁王朝复辟的灰暗帷幕下，司汤达用《红与黑》构建了一个充满精神张力的剧场。这里上演的不仅是平民青年于连的上升与坠落，更是一曲关于现代性人格诞生的精神史诗。当革命浪潮褪去后的法国社会陷入价值观的真空状态，每个灵魂都在寻找新的精神坐标，这种集体性焦虑在主人公身上呈现出撕裂般的痛楚。
故事的主角于连出生于家境贫穷、生活困苦的小锯木厂主家庭。而且于连从小就体弱多病，不能干活，又喜欢看书。这样的于连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就是没用，所以他遭到了父亲和两个哥哥的百般冷眼和虐待。
踏入社会后，于连再次接二连三的遭到打击，尤其是他崇拜的拿破仑遭到了覆灭，这个对他打击最大。拿破仑帝国的崩塌如同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砖石，整个法兰西陷入价值体系的剧烈震荡。
于连卧室里藏匿的拿破仑肖像，是具象化的精神图腾。每当指尖抚过肖像冰凉的鎏金边框，都能触摸到那个允许才能战胜血统的时代余温。这种隐秘的崇拜不是对军事征服的向往，而是对价值评判体系崩塌前夜的深切缅怀。
神学院的石墙内，年轻修士们练习着“将真理含在口中却不吞咽”的生存技艺。于连在拉丁文试卷上完美复刻《新约》章节的行为，恰似整个时代精神困境的隐喻——当真诚沦为危险的奢侈品，精湛的表演便成为生存的铠甲。
在这个精神价值剧烈重构的时代，《红与黑》犹如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19世纪法兰西社会的精神病灶。司汤达创造的不仅是文学典型，更是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早期预言。当今天的读者凝视于连的悲剧时，依然能看见自己在社会角色与本真自我之间的永恒挣扎，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是经典作品不朽的生命力所在。
很多人把于连的悲剧性命运归结于连的个人性格，诚然个人性格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甚至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是真的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吗？不一定，更多的是时代和社会。时代和社会导致的命运会绝对不同。所以于连悲剧性命运的根本原因在于时代和社会。问题是，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和社会？专制社会。
专制社会的轮回与个体命运的悲剧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政权更迭频繁，法国一直在自由和专制的命运中轮回。而拿破仑帝国和复辟的波旁王朝，更是权力的绝对垄断和专制。腐朽透顶的贵族、专横跋扈的保皇党徒、阴险伪善的僧侣教士，以及卑鄙庸俗的资产阶级市侩、政客之流。专制统治者残酷压迫第三等级广大人民。整个社会充满了王权、专制、暴政、等级、压迫、剥削、官僚政治。
在那个专制社会中，像于连这样平民出身的人，想要跻身到上流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下层青年，无论才华多么出众，其向上爬的野心决不会得逞，等待他们的只有毁灭。社会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造成了社会的不公。
于连是一个乡下人，他属于底层人民，一直受到上层社会的歧视。例如，在于连刚当上家庭教师的时候，于连的着装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他也一直没有被这个家庭所接受，他对这个家庭是充满仇恨的，因为“这个上流社会实际上只是在餐桌的末端接纳了他”，可以说，上流社会对底层人的轻蔑和侮辱是无处不在的，这巨大的反差加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暗示了于连的悲剧结局。
而这个等级正是专制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君主专制社会中，君主拥有至高无上、超越制度的权力。君主终身制和王权世袭制，则使王权具有私有性、垄断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君主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各级官员都是君主的奴仆，绝对服从君主，一切法律制度都要服从权力意志。
伴随君主专制的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下官吏的考课和监察都取决于上司和监察官之手，他们决定着官吏的政治命运，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都采取欺上瞒下和贿赂等手段“媚上”，官吏行使权力只对君主和上司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只要对上级有个好的“交代”，就仕途成功。因而报喜不报忧，阿谀奉迎，上下级之间形成一种层层交易关系，官官相护，谋取私利，造成制约机制在现实政治中无法完全实施。整个官僚等级延伸到了社会上面，社会上面分为三六九等和官民的阶级分明。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除了君主之外，一切人都只不过是奴隶而已。只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是连奴隶都无法做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