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征特区，创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上世纪80年代初

沐浴着时代的春光

中建三局率先出征深圳特区

作为最早一批来到鹏城的建筑“国家队”

在国贸大厦施工中

推动我国超高层建筑工艺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创造的“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代名词

出征特区，创造“深圳速度”

1980年３月末，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研究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并同意把原拟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1980年８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日。这也是中国全面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是这个伟大国家的重大抉择。

1981年10月的一天，岳洪林在办公室接到国家建工总局的来电，希望三局派人到深圳特区承揽任务，以支援国家对深圳特区的建设。

岳洪林、楚福和召集局领导班子成员开会讨论，时任副局长明子善、杨锦江、刘玉龙，副书记熊凤舞、张荣、王亚平等均一致同意派一公司赴深圳开拓的决议。

不久，一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张恩沛带着夏祖根（一公司合同预算科科长）、刘敏智（局经营部工作人员）两人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就在张恩沛率队出征深圳之际，1982年6月26日，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北京成立，原国家建工总局下辖的六个工程局和四个设计院全部划归中建总公司。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个基建工程支队集体转业，组建成中建七局、中建八局。从这一天起，国家建工总局第三工程局正式更名为“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简称“中建三局”。

按国家行政机构改革部署，原建工总局行政职能部分划归新成立的建设部，而企业经营部分改立“中建总公司”。变“建工总局”为中建总公司，不只是更名那么简单，这意味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给饭吃”转变为必须自己主动向市场“找饭吃”。谁能敏锐地看到这一点，谁就能先行一步。在这一重大转型期，以岳洪林、楚福和与张恩沛为代表的中建三局建设者，是名副其实的先行者。

先行者往往也意味着更多艰辛与更高风险。

1981年的深圳，还是个偏僻的小渔村，同时是一个大工地，到处尘土飞扬，别说宾馆很少，就算有，张恩沛也舍不得住。他和夏祖根、刘敏智住进了一间板房中。

他们白天奔波在各个部门之间，找工程、要任务；晚上就在活动板房中下点面条凑合一下，碰头通报情况，相互鼓励打气。其时，深圳建设刚刚起步，任务量不算太重，更何况深圳曾一次性接收了两万名的兵转工基建部队，任务一般要优先安排给他们。与张恩沛同来的其他单位的同志看机会似乎不大，先后回去了，但是张恩沛却下了“不接任务誓不回家”的决心。他们苦苦煎熬了多日，不停地给自己鼓劲。

“再坚持一下！”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可能你坚持了很久，觉得再撑下去也是徒劳，但只要你咬咬牙，再坚持一下，便可能柳暗花明。张恩沛的“再坚持一下”为他们赢得了进入深圳的第一个任务——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工程。

这个工程并不大，张恩沛的原则是“任务不分大小、条件不分好坏、路途不分远近”，只要有利可图就上。更何况这是三局进驻深圳特区的第一个工程，不仅要做，而且必须做好、做精，即使是杀鸡也要用牛刀。

1982年大年初四，正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氛围中的时候，一公司一支13人的先遣队在张恩沛的命令下再次进驻深圳，领队为一公司副经理王亲民和二处主任王毓刚。

张恩沛指示要不计成本，用绣花般的功夫做好这项工程。为了做到文明施工，他们在马路边砌了围墙，还刷了白灰，自己掏钱主动将工地与马路完全隔开，尽量减少对市容市貌的影响。这一举动在今天看来太过平常，但是在当时全国都不多见。

工程优质高效地推进，特别是装修真正做到了精雕细刻的程度。在贴山墙马赛克的过程中，第一次业主发现一些小问题，他们二话不说，指挥工人打掉重新做。再请业主来看，业主认为差不多了，他们心知肯定还是不够满意，又主动打掉重新再贴。业主又看，认为不错了，但是张恩沛又发现了一些小问题，再一次主动砸掉重做。业主十分惊讶，张恩沛说，必须精益求精才行。直到第五次，贴上去的马赛克可用精美绝伦来形容，这一次业主无论如何也不让砸了，拦着他们说：“这些都是艺术品啊，再打掉我们就不依了。”

三局在深圳市人民医院门诊楼项目的“牛刀小试”，让医院领导十分满意。市基建办马上决定又给了深圳电讯大楼和金城大厦两项工程。为三局在深圳特区站稳脚跟打下了良好基础，由此也为三局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深圳国贸大厦的承接埋下了伏笔。

1982年８月，电讯大楼工程正上主体。此时，深圳已开始以招标的方式发包工程，逐渐形成了公开竞争的建筑市场。三局边干电讯大楼边追踪新项目，准备利用已有的信誉和竞争的机会接一个大工程。他们承接到港资工程“金城大厦”，但就在这时他们得知，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即将招标。

△建成后的国贸大厦

深圳国贸大厦，53层（其中地下三层），设计高度160.5米，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成后是当时中国第一高楼。比30层高、6万平方米的金城大厦，多出了4万平方米。如果能够承接深圳国贸大厦工程，其深远的意义不言而喻。他们暗暗下定了全力争取国贸的决心。

在深圳国贸大厦与金城大厦“二选一”的艰难抉择中，在局领导大力支持下，张恩沛综合考量后决定：放弃金城，全力投标国贸！

凭借着可行的技术方案和对施工进度与质量的保证，一公司成功中标深圳国贸地下室部分。

1983年2月，深圳国贸地下室工程完工，比合同工期提前了13天。建设单位按合同支付了15万元工期奖和5万元质量奖，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不久，主体工程招标，张恩沛在投标书中明确提出，要使用滑模技术高速度完成此项工程，这在所有参与投标的七家公司中是最有技术特点的方案，因而受到建设方的青睐得以中标。

滑模技术三局早在渡口时期就开始应用，又经过贵州水城电厂、湖北青山热电厂、荆门热电厂等项目的发展，逐步成熟，这也是张恩沛敢以滑模工艺投标的重要原因。中标的消息传回荆门，一片欢腾，许多人喜极而泣。一公司发布紧急动员令，首批500名精兵强将在一周之内挺进深圳。

此前，张恩沛已被任命为三局局长，楚福和任局党委书记，岳洪林因年龄原因光荣退居二线，担任企业顾问；在此前数月明子善也已经离休。同时，中建总公司党组对三局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较大调整，王亚平任党委副书记，刘玉龙任副局长、党委常委，陈昭禧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鲍定祥任副局长，王培生任工会主席。

3月1日，主体结构开始施工。当上局长的张恩沛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国贸工程的建设上。尽管当时三局的滑模工艺比较成熟，但是他们仍然遇到了问题。

深圳国贸大厦每层面积达到1530平方米，在如此巨大的单层面积上使用滑模技术，国际上都尚无先例。

但问题来了！

很快，时任深圳国贸项目现场总指挥的李传芳接到报告，滑模失败了。1983年4月，当年的“铁姑娘”已经成长为三局副局长，正是因为她的“铁”，所以被张恩沛派到深圳驻点，全权负责三局在深圳的业务工作。

滑模技术其实已经有些年头了，但一直在建筑业内没有普遍推行，原因就是：技术要求太高，太难把握了。此前三局的滑模技术多数运用在烟囱、冷却塔等工程上，高是够高，但一次性浇灌的混凝土量较少，而且单层面积都较小，容易把控。

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前在国际上，曾因滑模失败，丹麦一次性死伤了30多人，在美洲的一个工程则损失过几百万美元。没有人愿意这样的厄运出现在深圳国贸项目上，但是这样的阴影却时刻缠绕着他们。

工地当时有四个年轻人，工地主任、施工指挥王毓刚，支部书记、副指挥厉复兴，总工程师俞飞熊，滑模主管罗君东。这四人都风华正茂，是张恩沛、李传芳最可信赖的骨干力量。由于这四人总戴着红色的安全帽出现在施工现场的各个角落，他们这个管理团队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四顶红帽子”。

△“四顶红帽子”

第一次试滑，因为滑模起提速度太慢，正在凝固成型的墙体被严重拉裂，里面的钢筋暴露出来，操作工们只得48小时不下“火线”忙着处理“废墟”。

深圳市主管基建的罗昌仁副市长亲临工地为他们打气：“失败乃成功之母，千万别气馁，把拉裂的墙体打掉重来！”

干部和工人们憋着一股劲，调整了滑模的提升时间，即在水泥初凝之前开始提升。但是，第二次试滑仍然失败了。

市基建办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黎克强来到工地。他把滑模试验视为己任，虽然63岁高龄，但三顿饭都吃在工地，与大家共同攻关，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

滑模究竟能否成功？有一种乌云压顶的感觉。那时，王毓刚36岁、厉复兴39岁、俞飞熊40岁、罗君东才26岁，大家在一起日夜加班，人人眼含血丝。

梁湘、周鼎等深圳市领导再次来到工地视察，他们面色凝重，作为“华夏第一高楼”，又在香港对岸，这不仅是深圳市的窗口工程，甚至将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容失败啊。

再滑一次吧，市领导给予了支持。

这一次还是失败了！有的墙体被提升时的力量拉裂，还有的直接坍塌。气氛仿佛如那些作废的混凝土一般凝重，沮丧写在了每一个人脸上。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指责。

有人说风凉话，滑模滑模，要是从顶层往下滑，滑不成只影响一层；现在从下往上滑，滑不成，得影响几十层。还是别再搞了。

业主方有代表说，不是不允许失败，但是拿中国第一高楼做试验风险太大！

国贸大厦耗资1.2亿元，弄糟了你们赔得起吗？

也有人好心地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按老办法搞吧，翻模虽然慢，但保险。

各种各样的指责和劝阻如同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李传芳作为现场总指挥，她这段时间经受的压力可能是这辈子最大的。多年后她回忆说，她当时之所以没有崩溃，是因为她看到了1600多名参战员工支持的眼神，她不能放弃。

“四顶红帽子”甚至都没有时间去叹息，他们一头扎进工地，做实验、测数据，他们终于找到了原因：一是混凝土应当达到一个最佳的强度系数，这个系数他们已经掌握了；二是混凝土在浇灌时的速度问题，这个速度必须有一个最佳值才行。

四个人一起去找李传芳，要求再滑一次。

而这时，李传芳犹豫了，她不得不犹豫啊。尽管她相信她的团队，可是再次试滑，恐怕需要市领导以及三局领导的支持才行。

张恩沛再一次来到现场，在简易的会议室中，“四顶红帽子”齐刷刷地站在他的面前，以慷慨赴死的决心望向这个他们敬爱的领导，这个三局的“带头大哥”。

张恩沛听取他们的汇报，心潮澎湃。

听毕，张恩沛问：“你们确定要再试一次？”

“四顶红帽子”齐声回答：“我们要！”

“四顶红帽子”之一，同时也是李传芳的丈夫俞飞熊说：“我是技术负责人，如果再次失败，我愿去坐牢。”

张恩沛再一次狠狠地拍了下桌子，震得桌子上的茶杯、图纸都跳了起来：“好，就再试一次！”

张恩沛和李传芳以及“四顶红帽子”所经受的压力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也是常人所难以承受的。张恩沛的这一掌拍出了三局建设者的气势和豪情——他拍得如此有力，因为他知道，在他的背后，有局领导集体的充分信任，有项目技术团队的艰辛努力，有全体员工的无私付出。

张恩沛去找深圳市的领导，要求再次试滑。张恩沛对犹豫不决的深圳市领导说：“若再不成功，我们加倍赔偿损失；其二，组织上怎么处理我都可以，甚至法办，我也毫无怨言。”

罗昌仁副市长见张恩沛态度如此坚决，经多方论证后，他表态说：“国内首次把滑模技术运用到高层建筑中，失败在所难免，如果又回到过去的老路上，我们还有什么进步可言？这与中央设立特区的精神是相悖的。因此，我建议再给三局一次机会！”

有了深圳市的支持，大家又鼓足勇气开始准备。然而，1530平方米一层的平台，需要2400多立方米的混凝土从多个方位同时浇灌。因为设备不足，施工现场混凝土供给量跟不上。

这就要求必须引进先进的设备，可是三局当时并没有这么多的资金积累。退一步讲，就是有钱，根据规定购置5万元以上的设备还需要打报告给上级批准。张恩沛等不到“公文旅行”的时间，他求得业主协助，向银行贷款300万港币，一次性购进两架爬塔、三台混凝土输送泵和一台混凝土搅拌站，他本人为此承担了极大的政治与经济风险。

根据新的施工方案，第四次试滑于1983年9月18日晚9点开始。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时刻，罗昌仁也赶到工地，鼓舞军心。

夜深静谧，海风轻拂，灯光通明，1600人的工地静得针落可闻。

张恩沛缓慢而沉稳地走向指挥台，他目光如炬，人们只听得他浑厚而沉稳的声音传来，“同志们，4个月的努力和煎熬，今晚就要见分晓！深圳市委市政府和三局的全体员工都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技术上的难点和障碍都已被我们克服了，现在就看我们的临场发挥，看人的因素了。所有的岗位、所有的工序、所有的作业都不能有任何的疏忽与差错。今晚，我们一定要把滑模拿下来。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工地上各个岗位的1600名员工，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

张恩沛发令：“开始！”

一声令下，静静的工地突然声音大作，搅拌机和输送泵开始轰鸣。大地微微颤动，混凝土像汹涌的河水涌进平台上各个进料口，也如同壮士胸中压抑了太久的豪气，在这一刻喷薄而出。如果说张恩沛是主帅，“四顶红帽子”就是屡败屡战的将军，那1600多名员工则是万难不屈的勇士，而这喷薄而出的混凝土就是他们射出的利箭!

那场面无比壮观。

晚11点，是预定的第一次滑模提升时间。工地上一片肃静。分布在1530平方米操作面各个关节点位置的576个油压千斤顶同时启动，“哒、哒、哒、哒”，576个马达的声响清晰而惊心。

罗昌仁、张恩沛、李传芳、黎克强和工程指挥部的成员们蹲在滑模平台的下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拉模的过程和效果。

那滑模上升的声音就如同有人在张恩沛、李传芳的心坎上踢踏，又仿佛有人拿刀在他们的心尖上磨砺，每一秒都如此漫长。自重280吨、结构庞大的滑模，慢慢地被同步顶升起来，一厘米又一厘米。混凝土墙脱离了模板，像长城，稳稳地矗立在眼前！青灰色的墙体在夜灯的照射下，像婴儿的皮肤柔和光滑……脱离模板怀抱的墙体，那已经不是混凝土，那是破蛹而出的蝴蝶，那是丹青妙手笔下的骏马。沉默的墙体有了生命，是大楼的精灵，是先贤鲁班的英灵，它们在说话，在欢歌，在向这些建设者们微笑。

继续浇灌，继续提升，滑模整体提升后，宣布一层大楼完成。经过激光检测，楼层的水平度和垂直度完全符合标准（工程竣工时，大厦倾斜度只有3毫米，远远低于国际标准误差）。

张恩沛命令工程师再仔细检查一遍。“四顶红帽子”受命奔赴各点检查，一一回报：“我们成功了！”

成功了！

巨大的喜悦代替了巨大的压力。

△滑模施工表彰大会

张恩沛再也忍不住泪水，任其肆意流下，“四顶红帽子”也哭了，罗昌仁副市长也哭了。这是喜极而泣的泪水，这是生命的华丽乐章，这是一群真汉子们的铮铮誓言。

罗昌仁副市长擦着眼角的泪花，与张恩沛和李传芳一一握手，感叹地说：“太不容易了！祝贺你们！祝贺中建三局！”

李传芳按捺住猛烈的心跳，拿起麦克风对着工地周围沉默着等待已久的1600名员工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滑模成功了，我们胜利了！”

工人们听罢，先是瞬间的寂静，接着就欢呼起来。工人们把安全帽从头上摘下，使劲地挥舞着，喊叫着，拥抱着，泪水与汗水交织在一起！

滑模的成功，无论在三局发展史乃至中国建筑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最初7天一个结构层，又提升到6天一层、5天一层、4天一层，到了19层之后，达到3天一层，最快时是2天半一层，而且质量完全合格。为了消除人们对混凝土强度的担心，也为了给以后的投标留有余地，从第31层开始，把速度控制在3天一层。“深圳速度”诞生了！

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一条消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主体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这是中国高层建筑历史上的奇迹，标志着我国超高层建筑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从此，“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享誉中外，成为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代名词，载入了特区建设、中国建设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