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爸爸、妈妈结婚到我出生，这段时间，天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爸爸、妈妈结婚后的四个月，德国宣布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再过三个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这些大事，在上海闹得天翻地覆，但乡下却不知道。没有报纸，没有公路，没有学校，无从知道外面的消息。四乡村民都过着最原始的日子，种稻，养蚕，捕鱼，自给自足，又总是不足。真正统治这些村落的，是土匪和恶霸。
祖母回乡后面对这种情况，立即明白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到吴山庙去念佛。这位在上海叱咤风云的社会活动家，丧失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便在佛堂里为一个个死去的亲人超度。
这天佛堂里一起念佛的有七八个中老年妇女。闭着眼睛的祖母突然听到有轻轻的脚步声在自己跟前停下了，连忙睁开眼睛，只见这所小庙的住持醒禅和尚站在面前。祖母赶紧站起身来，醒禅和尚便目光炯炯地说：“刚才金仙寺的大和尚派徒弟来通报，日本人已经在昨天宣布无条件投降！”
“无条件投降？”祖母低声重复了一句，大颗的眼泪立即夺眶而出。那几个中老年妇女惊讶地问她怎么回事，她只向醒禅和尚深深鞠了一躬，便立即转身回家，她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告诉我妈妈。
身后，醒禅和尚正在向那些妇女兴奋地解释。
祖母回家给我妈妈一说，妈妈说“这事必须马上告诉我爸”，便匆匆出门，去了朱家村。外公听到这个消息后，站在天井里抬头看了一会儿天，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到墙角，弯腰旋出一坛酒，拿一个小头轻轻敲开坛口的封泥。
外婆说：“厨房里那半坛还没有喝完呢，又开？”
外公说：“这事太大，半坛不够。”
他用长柄竹勺从酒坛里取出酒，倒在一个很大的青边瓷碗里，端起来，走到大厅前面的前庭中央。他把酒碗举到额头，躬身向南，然后直起身子，把酒碗向南方泼洒。做完这个动作，他又拿着那个青边瓷碗返身回里间，仍然用长柄竹勺向酒坛取酒，再端到前庭中央，向东泼洒。接着，再重复两次，一次向西，一次向北。
四个方向都泼洒完了，他向我妈妈挥一挥手，说：“阿秀，今天你要陪我喝酒！”
妈妈说：“爸，我陪你喝几口。现在那边家里只有婆婆一个人，我要早点回去。”
妈妈回到余家，祖母仔细问了外公听到消息之后的反应，然后说：“阿秀，今天晚上多点一盏灯吧。”
妈妈说：“好，把那盏玻璃罩灯点上！”
当时余家村点的灯，都是在一个灰色的煤油碟上横一根灯草。那盏玻璃罩灯是妈妈的嫁妆，在余家村算是奢侈品了。妈妈点亮那盏灯后，又说：“我把它移到窗口吧。”
祖母说：“对，移到窗口。”
窗外，一片黑暗。妈妈知道，如果在上海，今天晚上一定是通宵游行，祖母会带领着难民收容所的大批职员出来参加全民欢庆。
“我去炒点花生吧。”祖母说着站了起来。
“好，我来帮你。”妈妈跟着向厨房走去。
过了七天，妈妈特地上街，去看看挂邮箱的南货店有没有上海来的快信。
一问，刚到。妈妈站在街角赶快拆开，果然是爸爸来通报日本投降消息的。但信后有一段话，使妈妈紧张起来。
爸爸在信里说，我的姑妈余志杏，已经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个晚上，当街向民众宣布，与她的那个革命战友正式结婚。当时像他们一样宣布结婚的，有十几对。到第二天，姑妈才突然醒悟，这事祖母知道了一定会生气，但已经来不及了，她决定过些天带着丈夫一起到乡下向祖母请罪。爸爸在信中要妈妈先对祖母作一点试探。
那天吃过晚饭后，妈妈对祖母讲述爸爸的来信。她绘声绘色地称赞上海青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夜的狂欢场面，又故作轻松地说到很多恋人当场宣布结婚，祖母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