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记者张兴军驻印三年期间，印度大选牵动全球，中印关系经历了从洞朗对峙到加勒万河谷冲突，世界范围内则发生了中美贸易摩擦、新冠大流行等诸多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大事件。
在历史与政治的宏大叙事之外，他还造访了印度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路边小贩、出租车司机、工厂老板，到教师、学者、电影明星。
也通过在印华人的视角，提供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真实的印度，见证了古老的大国在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下的断裂与新生。
奔赴印度：探索未知与寻求互鉴
2017- 2021年，张兴军担任新华社驻印度记者。他表示，选择印度，一是得益于新华社提供的海外轮换机会，二是受全球化浪潮驱使，渴望探索这个信息相对匮乏的庞大邻国。
中印同为十亿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彼此存在诸多误解，他希望通过观察印度，更好地理解中国。 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认识还远远不够，且存在不少误读和误解。
比如张兴军带回国的书签，女儿分给同学时，同学竟难以置信这是印度制造；在孟买，印度朋友常问他中国人是否都会功夫、中国为何支持巴基斯坦与印度作对，以及中国人是否什么都吃等问题。
甚至有印度人看到YouTube上韩国人吃狗肉的视频，误以为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这些误解反映出中印之间在文化认知上的巨大差异。
态度分化：民众与媒体的不同视角
在印度，民众与媒体对中国态度迥异。日常接触中，印度普通人友好平和，张兴军结交了不少朋友。
但印度媒体多由私人、家族或财团掌控，主流英文媒体受西方影响，加之历史因素，对中国报道常带偏见。
在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篇幅较大，经常出现在重要版面和时段，而在中国，对印度的关注相对较少，大多停留在刻板印象和段子层面，严肃话题的讨论也不够丰富。
在一次线下活动中，一位印度中年大叔得知张兴军是中国人后，突然大声质问中国为什么支持巴基斯坦，场面十分尴尬，这让张兴军深刻感受到两国之间认知的 “温差”。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印度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相关消息，让身处印度的中国人时刻被这样的信息包围。
印度也存在 “龙象之争” 的观点，这一观点源于历史纠葛和新的竞争因素。
1962年的边境冲突始终是印度的一个心结，而在全球化上半场，中国顺利融入全球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印度却未能抓住机会，部分印度人将此归咎于中国，产生了“酸葡萄心理”。
如今，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又与印度相邻，给印度带来了一定的压迫感。
华人与中企的困境
印度华人社区发展受限，新德里无唐人街。张兴军分析，印度传统文化排外、劳动力成本低削弱华人优势，而不稳定的双边关系是主因。1962年后，华人处境恶化，被迫移民，如今留下的多为老人，局势紧张时会隐藏身份。
中印签证问题突出。印度对中国记者签证严苛，期限不定、续签繁琐，还与银行卡、通讯绑定，过期即停机，严重阻碍交流，相比之下西方记者待遇更好。
印度手机市场，中国品牌包揽前五中的四席
中资企业对印度市场态度复杂。疫情前，虽不适应环境，但因市场庞大保持乐观；疫情后变得谨慎保守。自媒体称的 “逃离” 虽不准确，但反映发展趋势变化，如印度对小米等企业罚款、对 TikTok 诉讼等。
不过，比亚迪、富士康等仍积极布局。在中资企业全球规划中，印度因体量、市场等因素难以绕过。
经济社会：独特结构与深层矛盾
印度经济结构特殊，服务业占GDP60%左右，制造业仅15%，与多数新兴经济体不同。这源于殖民时期资源供应定位、独立后计划经济受阻及土地制度制约，最终形成以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为主的畸形结构。
莫迪推动制造业面临国家整合难题。他以印度教民主主义动员国家，若平衡得当，或可突破基础设施、劳动力等障碍。苹果在印布局加速，是积极信号。
社会文化上，种姓制度残留影响深远，跨种姓通婚常生悲剧。工作文化中，印度企业 “内卷” 程度低，中企面临管理挑战。
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接纳印度文化多，输出少，印度电影讲故事能力强但市场分散。互联网领域，印度虽落后，但智能手机发展快，吸引中国内容商。
印巴冲突
张兴军最关注印度工业化进程，认为其将影响全球地缘政治。虽有报告预测印度经济未来可期，但仍存乐观成分。
谈及疫情，他认为印度政府已尽力。虽早期防控失误，过度关注中国输入，但后续采取封锁、救助等措施，在能力范围内应对。
近期印巴冲突中，印度的表现也反映出其在军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纸面实力看，印度军力占优，但在冲突中，其空军表现不佳，被巴基斯坦击落多架战机，包括先进的 “阵风” 战斗机。
这背后反映出印度军队在战斗意志、飞行员训练水平和实战经验等方面的不足。
同时，印度在战略层面的布局也存在问题，其参与的 “四边机制” 军事意义有限，在此次冲突中，外部支持不足，与巴基斯坦背后有中东国家和中国支持形成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