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继军
实习结束，我成了坐诊医生。
一天，我坐在医生值班室，这时，急匆匆走进来一个男人。怀里抱着一个用褪色花布包裹着的襁褓，婴儿“嗯嗯嗯”地发出微弱的哭声，像只垂死挣扎的小鸟。
我抬起头来一看，是个婴儿。我说：“这里不是儿科，你找儿科看。”
男人把襁褓往诊疗桌子上一放，说：“可怜可怜她吧！”男人声音沙哑，说完转身就要离开。我看到他手背上凝固的血痂，脖颈处有大面积的淤青。
“等等！这是......”我伸手想拦，却摸到婴儿滚烫的小脸。男人已经冲出门外。襁褓里露出半张皱巴巴的小脸，眼角上还沾着些泪珠，小嘴一张一合地发出呀呀声。
手机通讯录里“福利院”的号码被我按了又按，按了又删。这座城市的福利院早已人满为患，况且这孩子明显是在生病，而且病得不轻。我咬咬牙，脱下白大褂裹住她，摸出抽屉里仅有的退烧药。退烧药化在温水杯里，婴儿却怎么都不肯喝，哭声越来越弱。
我抱着孩子急匆匆地来到儿科。值班医生看到我，愣了愣，什么也没说，还是给孩子进行了检查，初步诊断：“急性肺炎，再晚半小时就没了。”消毒水味道刺鼻，我攥着缴费单站在走廊里，突然发现襁褓里塞着一张字条——“她叫小玉，别找我。”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像是上演了一场滑稽的荒诞剧。白天我忙着到医院上班，走得匆忙，忘记放下怀里还揣着的奶瓶；晚上在出租屋里给小玉换尿布，听她咯咯咯的笑声在狭小空间里回荡。房东来催缴房租时，我把存折翻出来给他看：“再宽限一个月，等我发工资。”存折上的数字在育儿开支面前，显得格外脆弱，像是没有关闭的水龙头，不断线地流着。
几个月后的一个傍晚，那个男人出现在我的出租屋门囗，脸上的淤青已经消退，怀里却抱着一个更大的纸箱——婴儿车、奶粉、成箱的尿不湿。男人说：“我在工地不小心摔断了腿，没法照顾她。”他把纸箱往地上一放，目光躲闪，手里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纸袋，眼睛盯着纸袋说：“这些是抚养费。”
我把小玉从背带里抱出来，她立刻伸手去抓男人的衣角。男人站在原地不动，手指微微颤抖。“留下吧。”我把小玉塞进他怀里，“你以为，就这样扔给陌生人就能心安理得？”
男人突然哭出声来，肩膀剧烈颤抖。小玉伸出肉乎乎的小手去抓他的眼睛，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爸…爸。”窗外夜色渐浓，出租屋里暗黄的灯光下，三个互不相干，非亲非故的人，第一次有了家的影子。
后来我们在城郊租了间带小院的平房。男人在工地搬砖，我继续在医院上班。小玉学会走路那天，跌跌撞撞地扑进我们张开的怀抱，夕阳把三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拉得很长很长。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没有人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血缘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有些相遇，比血脉更加深沉，更加珍贵。
